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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這時的認識還比較模糊，認為：「中國的第三次革命，不是二月也不是十月」，而是「由徹底的民主革命轉變成社會主義革命」；後來則明確說：「中國第三次革命將開始於民主主義的鬥爭，而非開始於社會主義的鬥爭。」[41]但前提是像十月革命那樣，這兩種革命都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進行，即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無產階級專政」之下進行。青年托派則強調「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革命」。所以，托氏的回答，意在不要糾纏於一開始是甚麼性質的這種無聊的爭論。着眼於大原則——「無產階級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下進行這兩種革命，排除資產階級參加或領導革命的任何可能性；而不糾纏枝節，這是托洛斯基當時調解中國托派小組織爭論的基本態度。在這裏，充分表現出陳獨秀與托洛斯基一樣，具有政治家的寬闊高遠的眼界。陳與當時其他托派人員相比，的確是鶴立雞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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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權問題：托洛斯基說：陳獨秀提的「『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口號，並不與『無產階級專政』口號相衝突，而只是補充這個口號，並使這個口號通俗化……這個口號與『工農民主專政』口號，絕無相同之點。」托氏的這個回答，使中國青年托派十分意外，因為托洛斯基主義的核心就是所謂「不斷革命論」，為了使民主革命取得徹底勝利，並不斷地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上去，無產階級政黨必須在民主革命時就提出「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以保證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他與青年托派認為中國大革命失敗，就在於沒有及時提出這個口號，而共產國際及中共六大提出的「工農民主專政」，還堅持這個錯誤，對資產階級參加民主革命抱有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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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一直猛烈抨擊「工農民主專政」這個口號，認為這個口號把「工農並列」，「含糊不清」，「即未曾確定在專政當中真正的領導地位是工人所有的，還是農民所有的」；還因為「它表明是『民主的』，而非『社會主義的』」，因此根據俄國「二月革命的經驗」，必然導致「資產階級專政」。[42]中國托派中反陳派也就抓住陳獨秀的「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口號不放，說它與「無產階級專政」口號根本對立，而與「民主專政」的口號「接近」，「妥協」。經過托洛斯基上述「裁判」，反陳派就「閉口無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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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在這個問題上，陳獨秀與遙遠的托洛斯基的確是心聲相通的。因為「工農民主專政」中的「農」，在俄國革命中主要是指「富農」，即農村資產階級。他們與無產階級爭奪領導權、政權的鬥爭很激烈。而在中國主要是指「貧下中農」，特別是貧農，那是無產階級的可靠同盟軍。這是中共提出這個口號的本意，在中國富農的力量很小，政治上的影響也極其微弱。托洛斯基和中國托派包括陳獨秀在內，都對這個口號有誤解，所以，陳獨秀轉向托派後，一面批判這個口號，一面根據中國的特點（尤其是大革命中農民運動的經驗）提出「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的口號，的確如托洛斯基所評價的那樣，是使「無產階級專政」口號「通俗化」，即「中國化」。青年托派批判這個口號是毫無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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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民會議問題：陳獨秀所以在開始時不把「國民會議」當成目前政治的總口號，是因為托洛斯基在1929年12月22日的信中才提出「國民會議」作為「中心政治口號」的指示，而此前，陳獨秀看到的文件，都是把這口號與「八小時工作制」等其他口號並提的。所以在1929年12月10日《告全黨同志書》中，陳獨秀還認為黨中央批判他把國民會議作為「總的政治口號」是冤枉的。隨後不久，陳獨秀終於接受了這個提法，成為他與中共的主要分歧之一。但他與青年托派長期爭論的卻在另一方面：這個口號能否實現？陳獨秀認為可以實現，應該為此而奮鬥；青年托派則認為它不過是反革命時期「團聚群眾」、對抗資產階級的一個策略，也與中共的「蘇維埃」口號相對立。這說明陳獨秀在接受這個口號後，走到了另一極端。對在國民黨獨裁統治下實現國民會議決定國是，抱有幻想，顯然是天真的。在這一點上，陳獨秀對托洛斯基主義有教條主義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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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托洛斯基本人從未把這個問題說死，他說這是個「猜謎式的問題」，「只能做種種假定」。所以，他說過「立憲會議不一定能召集成功」的話，也說過「這絕不是說：資產階級民主政制在兩個革命的過渡期，是沒有可能的」。[43]在1月8日這封信中，托洛斯基重複了上述觀點，仍然強調「沒有任何可能，來預先猜測事變在實際上究竟怎樣進行」。就這樣，托洛斯基出了一個謎，讓中國托派來猜，於是造成了中國托派內部、主要是陳獨秀與青年托派之間長期的無休止的爭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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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紅軍問題：這是陳獨秀被青年托派抓住的一個最要害的問題。問題的引起是陳獨秀發表的一篇長文《關於所謂「紅軍」問題》。文章從所謂西歐和俄國革命的經驗出發，認為紅軍的成分「大部分是遊民無產階級（土匪和潰兵）」，「其前途不外是（一）統治階級的內戰一時停止，『紅軍』便要被擊潰，或為所收買；（二）因自己的內哄而潰散；（三）逐步與農村資產階級（商人與富農）妥協，變成他們的『白軍』，或為他們的經濟手段所壓迫而潰散。」[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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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這個論述，顯示出以下幾個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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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針對當時中共被迫把工作重心由城市轉向農村，後來終於走上「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以農村根據地為中心，以農民為主力軍，進行革命，陳獨秀堅守馬克思主義在歐洲革命的模式——無產階級政黨必須以城市為中心，以工人階級為主力軍，不能離開城市和工人去農村搞農民運動，尤其不能去搞「軍事冒險」。否則，黨就會蛻變成為「農民黨」、「小資產階級的黨」，甚至是「土匪黨」。這裏，陳獨秀再次暴露出教條主義的色彩。而這是整個托派與中共在革命模式（道路）上的根本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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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把紅軍說成「大部分是遊民無產階級（土匪和潰兵）」反映了部分事實，特別是紅軍的先鋒隊和領導人。大革命中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反映的情況，證明了這個觀點。但是，後來紅軍擴大，中共最後奪取大陸政權依靠的軍隊主力，主要是廣大貧下中農。這一點，陳獨秀沒有預料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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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紅軍」前途（即中共的前途）必然失敗的預測，主要是根據歷史上農民起義的經驗和大革命時期農民運動的經驗，後來被證明是錯誤的，沒想到它有可能推翻國民黨政權，並且新建立的政權能維持相當長的時間。這表明陳獨秀的這個論斷又戴上了經驗主義的眼鏡。不過話又說回來，根據中共勝利60年後，黨內特別是領導層腐敗空前嚴重而難以清理，這個黨很可能將亡於腐敗。從這一點上來看，陳獨秀的話又可能成為英明的預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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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由於紅軍的先鋒隊和領導人主要是「遊民無產階級」，所以，他們在1949年勝利後建立的政權，必然走上報復性的、無法無天的、專制獨裁的道路，缺乏人道主義的精神。這就必然與他們所宣稱的馬克思主義的目標相背離，其結果很可能被當年的陳獨秀所言中。從這個長遠意義上看，陳獨秀的這個論斷又有深刻的預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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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到，陳獨秀的這個論斷，實際上是托派理論的邏輯發展。文章的基本觀點也來自托洛斯基。托氏說過：「賀龍、葉挺的起事（指中共的「八一」南昌暴動——引者），即令他們放棄了機會主義政策，也不能不是一次孤立的冒險及假共產主義的、馬黑諾[45]式的行動；除了因孤立而被打散以外，別的沒有其他道路。」他甚至宣稱中共在大革命失敗後發動的農民起義是一種「罪惡」，「缺乏集中指導的農民，這裏一堆那裏一堆的騷動起來，但沒有勝利的真實機運」。[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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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30年9月，托洛斯基起草、托派臨時國際通過的綱領性文件——《國際共產主義左派反對派告中國及全世界共產黨員書——關於中國革命的前途及其任務》中，還宣稱：「必須等到無產階級統治了國內諸重要的工業和政治中心，然後才有必要的前提以組織紅軍以及建立蘇維埃制度於鄉村裏面。誰不明白這點，誰就是不懂得革命。」（這個觀點，與1927年大革命失敗時史太林的觀點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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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超麟《回憶錄》中說，當時對陳獨秀的這篇文章，無產者社是「全體同意的」。因此，在《無產者》第3期以整期篇幅發表的一個長達二萬多字的文件《中央委員會轉全黨同志》中，對這個問題作了更全面、更明確的闡述。陳和無產者社的觀點，來自蘇聯十月革命的經驗和托洛斯基親手創造蘇聯紅軍的情況，以教條主義為特徵的青年托派理應也是應該擁護的。但是，當時共產黨與國民黨之間的鬥爭畢竟是生死搏鬥的大前提，托派與中共之間的理論矛盾是小前提。陳的文章，明顯地有利於國民黨，再加上中共對此文進行批判和紅軍勝利發展，蔣介石則將陳文「大量印出來，在江西散發」的事實。[47]青年托派就抓住這一點，打擊陳獨秀派。托洛斯基在1月8日回信中，也不得不表示：「……將『紅軍』同土匪混為一談，如果真有這件事，那是應該糾正的。」接着，他修正了自己過去完全排斥紅軍的觀點，說：「革命的農民武裝，自然有遊民無產階級分子和職業的土匪加入，但整個運動則有深厚的根基在中國農村條件裏頭，將來無產階級專政也是應當依靠在這個根基上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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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陳獨秀（包括托洛斯基）後來一直攻擊中共在農村「武裝割據」的路線，沒有機會自己在農村組織軍隊，所以，看不出他的觀點有改變的跡象。陳獨秀在1932年被捕後的審訊中，還宣稱共產黨在掌握政權之前不應組織紅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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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東路事件：陳獨秀的立場無疑是正確的。他的民族感情更應得到尊重。托洛斯基作為蘇聯人和有頭腦的政治家，即使不同意陳的觀點，也不好意思讓陳放棄原來的立場，來保衛他的祖國——蘇聯。所以，在這個問題上已經發表過多篇文章、充分表明了自己觀點、對中國托派有問必答的托洛斯基，這次明智地保住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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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斯基的以上「一・八」來信，再次斷定：「現在進行統一的諸派別間果然是完全沒有原則分歧的。」最後，他懇切地呼籲：「親愛的朋友，你們的組織和報紙，今天就確定地合併起來吧！」很清楚，托洛斯基的態度依然是支持同情陳獨秀而批評其他各派的。於是，各派代表又重新坐到談判桌上來，協定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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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頓「無產者社」，促使托派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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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沒有想到的是，這樣一來，「無產者社」卻翹尾巴了。主要是二把手彭述之，因有感於那些青年托派對他沒有好感，怕在未來的統一組織中不會奉他為領袖，於是出來作梗。彭是個矮個子，操一口濃重的湖南口音，戴一付深度的近視眼鏡，道貌岸然，青年托派稱他為「孔夫子」。長期以來，他沒有甚麼業績，又一直在陳獨秀身邊，自然相形見絀，給人的印象是低能又高傲自大。在莫斯科看了一本布哈林寫的《共產主義ABC》，就以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自居，認為「搞革命還得靠我們這些老幹部，這些小孩子只有讓他們自生自滅」。[48]這種觀點與陳獨秀完全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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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時期，彭被黨內同志視為陳獨秀指揮下的「第一把小提琴」，忠實執行陳獨秀路線（實為史太林路線），並處處挾陳自重。「老先生的意見同我一致」，是他的口頭禪。而且在中央常委會議上，幾乎每次陳獨秀發表意見後，他都要替陳做註解，長篇大論地為陳找根據，話說得既長，又空洞，使與會者十分不耐煩，而他卻還洋洋自得，很不自覺。有時還狂妄地認為，中國共產黨領袖除了陳獨秀以外就是他，宣稱中央常務委員會四人（本為五人，蔡和森在1925年10月去莫斯科當中共駐國際代表）中，「瞿秋白是高等技術人才，張國燾是高等事務人才」。言下之意，惟有他是「高等政治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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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失敗後，彭參加了沒有陳獨秀的「陳獨秀派」活動，為恢復陳獨秀在黨內的地位以恢復自己昔日的地位而奮鬥，結果失敗。與陳一起轉向托派並另成立組織以後，又重燃起他的領袖慾之火。他一面愈加抓緊陳獨秀，利用當時白色恐怖下地下工作的紀律，藉口保護陳，控制陳的行蹤和住址。當時國民政府「懸賞萬金緝拿」陳獨秀，陳與共產黨決裂後，從原址老靶子路搬到提籃橋居住，但不把新地址告訴除彭之外任何人。別人要與陳獨秀聯繫，包括給陳閱讀托洛斯基文件，都要通過彭。所以，大家又都把他視為陳的「總理」。他依然認為，必須依靠陳才能恢復自己的領袖地位。另一方面，又竭力利用往日在黨內的地位和關係，把一些支部和黨員拉入托派，以擴大在托派內部的組織基礎。陳獨秀由於特殊身份、地位和處境，很少做具體的組織工作。這樣，彭很快就掌握了「無產者社」中的多數。在常委中，除了陳獨秀、尹寬和何資深外，馬玉夫、杜培之、羅世凡、吳季嚴等，都是他的人。因此，他就對陳和其他人搞封鎖，操縱托陳派的某些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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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對彭述之的評論，都是青年托派和以後托派少數派的看法。雖然也是事實，但公平地說，彭述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以後又一直是托派多數派的領袖，1948年流亡國外，歷盡艱險，到巴黎成為第四國際書記處成員，並寫下大量論著，說明絕非庸碌之輩，而是有較高理論水準、政治經驗和組織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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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托派統一問題上，彭述之主張以「無產者社」為中心，這是違反托洛斯基來信指示平等原則的，其他三派也當然不能接受。於是，他就背着陳獨秀指揮「無產者社」參加協議委員會的兩位代表馬玉夫和吳季嚴，千方百計延宕和破壞統一，提出要對過去政治原則和策略上一切分歧「分清誰是誰非」，其他三派要檢討和放棄過去攻擊陳獨秀「機會主義」的錯誤成見之後，才能夠談組織上的統一，並且列出了「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中共最初加入國民黨是否正確」、「中東路問題上的誤國政策」、「在反革命階段中資產階級內部戰爭與其政權穩定」、「國民會議」、「農民問題（包括『紅軍』、『蘇維埃』、『農民協會』及農村中的武裝鬥爭與經濟鬥爭等）」、「經濟復興與階級鬥爭」等一系列要討論統一認識的問題。還強調「這次統一，必須求得政治原則上的完全一致，同時此種原則上的一致，絕不能僅限於各派的上層分子，必須普及於各派下層群眾。換言之，這次的統一，必須建立於政治原則上的完全一致，與群眾的完全一致上面」。同時，在組織上，他們還要檢討「過去『十月社』與『我們的話』的分裂，以及後來梁幹喬等所領導的一部分同志與區芳等所領導的一部分同志的分裂問題」。[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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