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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準備大會中政治、組織、職工、農民等決議案的草案，各草案的起草委員會應立即開始工作。[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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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這次態度的堅決，充分表明在緊接着在2月5日召開了「無產者社」常委會議，公開討論批評了「我們無產者當中，也有人在國際所指示的辦法以外，提出了枝節問題」，「認為要統一須以無產者社為中心……和那些卑鄙齷齪的分子根本不能合作」的觀點；指出：「據國際來信明明不曾認為中國各派中任何一派能夠代表左派反對派而排斥其他一派，我們無產者社若以中心自居，這分明和別派的正統觀念，同樣的不正確，同樣的要阻礙統一。」[53]這個討論，最後形成「常委」的《第六號通告》，在表決時，五人中陳獨秀、尹寬、羅世凡、馬玉夫同意，彭述之一人反對。所以，在「可以由述之同志發表他自己的意見付諸全體同志討論」的情況下，這個《通告》以多數決定為基礎，「仍用常委的名義發表出來」。[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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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這樣一來，托陳派內部的矛盾就表面化了，彭道之（彭述之弟弟）首先在閘北區委和學生支部散佈反對第六號通告的五點意見，說「第六號通告是尹寬個人的意見」；「尹寬主張無原則的統一」；「馬玉夫開始所提之意見本來已經大家完全同意——當時反對尹寬個人之意見；後來因仲甫又同意尹寬的意見，反對執委決議案」，等等。[55]於是，閘北區委和學生支部致函常委，表示「驚異之至」，要求澄清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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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曾在表決時同意第六號通告的常委羅世凡也寫信給「常委」，抱怨第六號通告把「無產者社」「鬧得烏煙瘴氣了。這些烏煙瘴氣實發源於常委本身。我們如還要對革命負責，對於這些關於反對派內部生活問題——即反對派生死存亡問題，若果置之不理，乃是自殺之道」。所以，他要求重新討論統一問題，「否則，述之、尹寬兩人的個人傾向，將發展到不堪收拾，以致絞殺革命」。[56]對此，常委答信批駁彭道之的意見「完全不是事實，完全是任意造謠」；「布林紮維克黨內應有批評與討論的自由，然而不許有造謠和任意推測的自由。」[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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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這種「烏煙瘴氣」的狀況，大家都寄希望於陳獨秀的影響。尹寬發表文章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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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產者社無論在名義上或在實際上，都是以仲甫同志惟一的領導者；過去的無產者社差不多算是過去了，未來的中國反對派還是需要仲甫同志負極重要的責任，我希望仲甫同志本着他的「革命到底」的精神，拿出革命的熱情，堅決地擁護正確的意見，有偏有袒的獎勵並提拔好的幹部。這樣所失的只是那些「老先生的恭維者」（把老先生捧在上面，他們在底下做「實際工作」！）但是所得的是革命——革命下有的是「群眾基礎」！[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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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此「烏煙瘴氣」情形，陳獨秀拍案而起。因為他站得更高，看得更深、更廣、更遠。結合當時國內和中共內部的形勢，又看到托洛斯基及托派臨時國際多次來信催促統一的態度，更是激動萬分。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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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民黨以分區工會法消滅工人階級組織與罷工的今天，在國民黨包辦國民會議以欺騙群眾的今天，在群眾得不着我們黨一點領導與幫助的今天，在正式的黨陷於空前混亂、停止工作的今天，我們反對派各派小組織還未能迅速的統一起來，集中全部力量來對付擺在面前的鬥爭，這已經是罪惡了！我們若不痛改前非，若仍舊要搜索枯腸，發明一些在其狹隘意識中似乎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條件，來阻礙統一，這是罪惡之罪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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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重複托洛斯基最近來信催促統一的「十分懇切」的意見及其批評奧（地利）國「反對派每一派在一年中都充分表現他們寧可放棄國際反對派的思想和原則，而絕不願放棄各自小團體的自尊心」的話語後驚呼：「這些說話是如何的沉痛！我們聽了若仍舊毫不動心，便是莊周之所謂『心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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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斯基來信中還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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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奧國反對派相反，中國反對派不是從陰謀詭計小把戲的基礎上發生的，而是從那機會主義領導機關所葬送的偉大革命經驗基礎上發生起來的，偉大的歷史使命，使中國反對派負起特殊職任。這裏，我們大家希望中國反對派肅清了小團體的精神並全身站立起來，去進行它所應負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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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寫道：「這幾句話更使我們慚愧無地！」他以超脫的立場批評各派、特別是「無產者社」中阻礙統一的壞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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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時幼稚的環境中，各個小組織或者是各個小組織中某些分子，很難說能夠免掉錯誤甚至很壞的傾向，即以「無產者社」而論，若有人意見搜索它的壞傾向，特別是個人自由的壞傾向，連團體帶個人，足夠寫成一本小冊子。這些壞傾向，不用說應該糾正，並應該嚴厲的糾正，但是糾正的方法，一般都應該首先從政治上下手，從組織上下手，已經落後了一着（如彭述之、吳季嚴、馬玉夫所主張的——引者）……我們為整個的反對派運動負責，就應該從大處着眼，從政治出發來快刀斬亂麻的解決過去及現在的糾紛，才是正當的辦法；若不此之圖，並且相反的各派相互搜索一些口實，相互以糾正他派的或他派中某些分子的壞傾向為統一的條件，並且各自號召其組織內的同志為這一條件而鬥爭；這樣只有製造無窮的糾紛，只有加深派別的成見，只有使還未統一的現有各派更加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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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他對彭述之控制「無產者社」多數的惡劣環境挑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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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個人是徹頭徹尾贊成國際意見的，我應該把我自己相信合乎真理的告訴所有的同志，並且為真理奮鬥。我的義務如此而已。我從來不願意把真理摔在一邊，企圖從陰謀詭計小把戲的基礎上團結同志做自己個人的群眾；……我毫不顧慮我的意見會在「無產者社」中是最少數，少數未必與真理絕緣，即使是人們所預祝的甚麼「光棍」和「孤家寡人」，於我個人是毫無所損，更無所慚愧！[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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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寬的估計沒有錯，由於陳獨秀的崇高威望，他一下決心，事情就好辦多了。不僅「無產者社」內部的烏煙瘴氣一下子澄清下來，而且，他還親自出馬，做其他三派的工作，找他們的領導人談話，宣講托派統一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他對理論上反對陳獨秀最強硬的「十月社」領導人王文元說：「統一是中國反對派當時的絕對必要。如果不統一，則不但其他三派沒有前途，『無產者社』也必然死亡，因為，反對派今後的艱巨工作，主要得靠年輕的革命者來負擔，而『無產者』中則『老人』太多了……」[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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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陳獨秀還採取果斷措施，召回了參加協議委員會的本派代表馬玉夫和吳季嚴，由自己和尹寬二人代替之；任命完全擁護他的何資深為中央常委秘書，代替吳季嚴；鄭超麟任滬東區委書記，代替擁護彭述之的劉伯莊；馬玉夫見勢也被迫退出了中央領導機構。[61]這樣就大大削弱了彭述之派的力量，為貫徹陳獨秀的主張掃清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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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陳獨秀還把以上托洛斯基及托派臨時國際的歷次來信、無產者社及他對於促進托派統一的主張、他與劉仁靜批評與自我批評的相互通信及文章，他和尹寬等人對於彭述之派錯誤的批評等文章，集中刊登在1931年1至3月出版的《無產者》第9至12期上，在青年托派面前，表示出貫徹托洛斯基及托派國際指示的極大誠意和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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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的這些言論和行動，終於深深地打動了各派代表。連對陳獨秀最為挑剔的王文元也同意由陳獨秀來修改他起草的托派政綱草案。這個政綱草案改名為《中國共產主義左派反對派（布爾什維克列寧派）的綱領》，基本上全盤否定了王的草案。為此產生的《修改說明》還針對青年托派對陳獨秀幾個政治理論問題的批判，按托洛斯基文件和來信的觀點，進行了擺事實，講道理的合情合理的闡述，既堅持了原則，又令人折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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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以老托代表自居、傲視並批判各派的劉仁靜，在托派小組織的統一運動中沒想到卻被各派所排擠。而且，托洛斯基在1930年8月以後催促統一的來信，竟然批評他而肯定陳獨秀，更是出乎意料。於是，他立即見風使舵，在1930年11月20日寫信給陳獨秀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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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過去我們間的爭論，已由老托來信解決，我完全承認老托之正確，尤其對於統一運動之態度（基本說來）及對於革命性質之估量，我與你完全同意。最近看到你們《無產者》第四期關於時局宣言，我也完全同意。我以為我們中間已經沒有重要爭論，使我不能和你們共同工作。關於過去教訓的估量，以及關於國民會議及工農運動策略之解釋，我們有些說法不同，但是現在沒有一點政治上的意義……因此，我向你要求加入你們的組織，請你們提出討論。[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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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見托洛斯基不僅批評自己也批評青年托派小組織，於是在轉向陳獨秀派的同時，又嚴厲批評起「我們的話派」和「十月社」來。在統一問題上，更是繼續指責這兩個組織：「現在反對派運動的離心力傾向太利害，對於一組織內部小小的矛盾而肆意分裂，這是不對的（關於過去十月社與我們的話之分裂，這是我們的話史大林工作方法的結果，又當別論）。」[63]這種投機行為，自然遭到各派的鄙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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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當他向陳獨秀靠攏時，陳卻又前進了。陳於1930年12月15日回信說：「你現在贊成我以前二月十月之和的意見，以為中國下次革命的初期還要經過二月，我則不能贊成了。」陳還不同意劉關於國民會議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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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過去以為「提出了國民會議的口號沒有將它與中國將來的議會制度發生聯繫，這是沒有前途的」。現在又聽說你以為「國民會議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通俗公式」，如果你真有這樣的說話，則我以為你對於國民會議的本身，始終都沒有正確的認識。[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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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仁靜的這個觀點，導致他進一步認為通過「國民會議」和平過渡到「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因此他一直被托派罵為「議會迷」。陳獨秀在這個問題上，有相同點：二者都認為國民會議有實現的可能；又有相異點：陳獨秀認為國民會議即使能夠實現，也要經過無產階級專政（即武裝暴動奪取政權）才能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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