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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時幼稚的環境中，各個小組織或者是各個小組織中某些分子，很難說能夠免掉錯誤甚至很壞的傾向，即以「無產者社」而論，若有人意見搜索它的壞傾向，特別是個人自由的壞傾向，連團體帶個人，足夠寫成一本小冊子。這些壞傾向，不用說應該糾正，並應該嚴厲的糾正，但是糾正的方法，一般都應該首先從政治上下手，從組織上下手，已經落後了一着（如彭述之、吳季嚴、馬玉夫所主張的——引者）……我們為整個的反對派運動負責，就應該從大處着眼，從政治出發來快刀斬亂麻的解決過去及現在的糾紛，才是正當的辦法；若不此之圖，並且相反的各派相互搜索一些口實，相互以糾正他派的或他派中某些分子的壞傾向為統一的條件，並且各自號召其組織內的同志為這一條件而鬥爭；這樣只有製造無窮的糾紛，只有加深派別的成見，只有使還未統一的現有各派更加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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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他對彭述之控制「無產者社」多數的惡劣環境挑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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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個人是徹頭徹尾贊成國際意見的，我應該把我自己相信合乎真理的告訴所有的同志，並且為真理奮鬥。我的義務如此而已。我從來不願意把真理摔在一邊，企圖從陰謀詭計小把戲的基礎上團結同志做自己個人的群眾；……我毫不顧慮我的意見會在「無產者社」中是最少數，少數未必與真理絕緣，即使是人們所預祝的甚麼「光棍」和「孤家寡人」，於我個人是毫無所損，更無所慚愧！[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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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寬的估計沒有錯，由於陳獨秀的崇高威望，他一下決心，事情就好辦多了。不僅「無產者社」內部的烏煙瘴氣一下子澄清下來，而且，他還親自出馬，做其他三派的工作，找他們的領導人談話，宣講托派統一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他對理論上反對陳獨秀最強硬的「十月社」領導人王文元說：「統一是中國反對派當時的絕對必要。如果不統一，則不但其他三派沒有前途，『無產者社』也必然死亡，因為，反對派今後的艱巨工作，主要得靠年輕的革命者來負擔，而『無產者』中則『老人』太多了……」[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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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陳獨秀還採取果斷措施，召回了參加協議委員會的本派代表馬玉夫和吳季嚴，由自己和尹寬二人代替之；任命完全擁護他的何資深為中央常委秘書，代替吳季嚴；鄭超麟任滬東區委書記，代替擁護彭述之的劉伯莊；馬玉夫見勢也被迫退出了中央領導機構。[61]這樣就大大削弱了彭述之派的力量，為貫徹陳獨秀的主張掃清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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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陳獨秀還把以上托洛斯基及托派臨時國際的歷次來信、無產者社及他對於促進托派統一的主張、他與劉仁靜批評與自我批評的相互通信及文章，他和尹寬等人對於彭述之派錯誤的批評等文章，集中刊登在1931年1至3月出版的《無產者》第9至12期上，在青年托派面前，表示出貫徹托洛斯基及托派國際指示的極大誠意和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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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的這些言論和行動，終於深深地打動了各派代表。連對陳獨秀最為挑剔的王文元也同意由陳獨秀來修改他起草的托派政綱草案。這個政綱草案改名為《中國共產主義左派反對派（布爾什維克列寧派）的綱領》，基本上全盤否定了王的草案。為此產生的《修改說明》還針對青年托派對陳獨秀幾個政治理論問題的批判，按托洛斯基文件和來信的觀點，進行了擺事實，講道理的合情合理的闡述，既堅持了原則，又令人折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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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以老托代表自居、傲視並批判各派的劉仁靜，在托派小組織的統一運動中沒想到卻被各派所排擠。而且，托洛斯基在1930年8月以後催促統一的來信，竟然批評他而肯定陳獨秀，更是出乎意料。於是，他立即見風使舵，在1930年11月20日寫信給陳獨秀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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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過去我們間的爭論，已由老托來信解決，我完全承認老托之正確，尤其對於統一運動之態度（基本說來）及對於革命性質之估量，我與你完全同意。最近看到你們《無產者》第四期關於時局宣言，我也完全同意。我以為我們中間已經沒有重要爭論，使我不能和你們共同工作。關於過去教訓的估量，以及關於國民會議及工農運動策略之解釋，我們有些說法不同，但是現在沒有一點政治上的意義……因此，我向你要求加入你們的組織，請你們提出討論。[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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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見托洛斯基不僅批評自己也批評青年托派小組織，於是在轉向陳獨秀派的同時，又嚴厲批評起「我們的話派」和「十月社」來。在統一問題上，更是繼續指責這兩個組織：「現在反對派運動的離心力傾向太利害，對於一組織內部小小的矛盾而肆意分裂，這是不對的（關於過去十月社與我們的話之分裂，這是我們的話史大林工作方法的結果，又當別論）。」[63]這種投機行為，自然遭到各派的鄙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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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當他向陳獨秀靠攏時，陳卻又前進了。陳於1930年12月15日回信說：「你現在贊成我以前二月十月之和的意見，以為中國下次革命的初期還要經過二月，我則不能贊成了。」陳還不同意劉關於國民會議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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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過去以為「提出了國民會議的口號沒有將它與中國將來的議會制度發生聯繫，這是沒有前途的」。現在又聽說你以為「國民會議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通俗公式」，如果你真有這樣的說話，則我以為你對於國民會議的本身，始終都沒有正確的認識。[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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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仁靜的這個觀點，導致他進一步認為通過「國民會議」和平過渡到「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因此他一直被托派罵為「議會迷」。陳獨秀在這個問題上，有相同點：二者都認為國民會議有實現的可能；又有相異點：陳獨秀認為國民會議即使能夠實現，也要經過無產階級專政（即武裝暴動奪取政權）才能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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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關於劉仁靜要求加入「無產者社」問題，也遭到了拒絕。陳獨秀在以上信中回答說：「你的要求，我們已經提出討論過，一致以為現時已距統一不遠，希望你不必加入『無產者社』，以免別派誤會，使統一運動發生小小的阻礙。」於是，劉仁靜惱羞成怒，1931年元旦一個人成立「明天社」（包括他的妻子，猶如「夫妻店」），出版64開本手刻油印袖珍本機關報《明天》，以爭在「明天」的統一組織中一席之地。但是，當他要求以獨立的一派參加「協議委員會」時，又遭拒絕。要求准許列席托派統一大會，[65]也被拒絕。在給「協委」的一封信中，他遺憾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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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辦機關報《明天》的劉仁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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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秀同志已向我轉達了協委對我們（包括他妻子——引者）的請求之答覆，意思是不承認「明天社」為左派反對派的組織，只許列爾士個人隨時貢獻意見。這即是說，不許我們與聞參加和影響協委的各種決定（制定政綱在內），只許我們在決定既成事實後，發表一些無補於事實的意見。我們在接得這種答覆，並讀了協委最後通過的政綱草案以後，實覺有無上之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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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樣，這位以老托代表自居，並以老托賜名「列爾士」為榮、在托派中一直以此為筆名發表了大量文章的劉仁靜，一直被托派領導集團所排斥和冷落。於是，他進行各種搗亂活動，被稱為「反對派中的反對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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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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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中共第二次左傾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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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在促進中國托派統一活動的同時，並不忘記進行反對共產國際和中共路線的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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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1930年，國際和國內局勢發生很大震盪。國際上，資本主義國家發生空前的經濟危機，這些國家的工人鬥爭有所發展，一部分知識份子引用列寧主義的帝國主義論，認為資本主義臨近崩潰而紛紛左傾，轉向於社會主義。國內，新軍閥混戰，使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發生嚴重的統治危機，各城市的共產黨組織有所恢復和發展，工人鬥爭也有所活躍，而南方數省的共產黨紅色根據地和紅軍也乘機得到了較大的發展。對於這種新形勢，共產國際首先發生了錯誤判斷。1928年共產國際以及中共「六大」前後，史太林等人就對中國的形勢逐漸產生左傾的估計。6月9日史太林在接見瞿秋白、周恩來等人時就說：（1927年的）廣州暴動「不是盲動主義」，「是革命臨時退後的一個動作，現在準備一個高潮」。[66]所以，在共產國際直接指導下通過的在中共「六大」決議案中，有這樣的提法：「反動的統治在各區域鞏固程度是不平衡的，因此在總的新高潮之下，可以使革命先在一省或數省重要省區之內勝利。」[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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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後，以李立三為首的中共中央即「立三中央」以「強迫罷工」、節假日必須上街示威遊行、命令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等手段，不斷製造「革命形勢」。共產國際更是推波助瀾，不斷發來錯誤的指示信和決議案，特別是1929年10月26日的指示信，[68]明確認定「中國進到了深刻的全國危機的時期」，「現在已經可以並且應當準備群眾，去實行革命的推翻地主資產階級聯盟的政權，而建立蘇維埃形式的工農獨裁」，並具體指示城市工人要準備總政治罷工，紅軍鬥爭應統一起來，重申要首先反對中國黨內的主要危險即「右傾的機會主義情緒和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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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4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發出《中央關於與機會主義取消派鬥爭給各級黨部及全體同志信》，終於把陳獨秀批判的左傾錯誤發展成為全黨性的左傾路線。李立三認為，「現時革命鬥爭的發展日益接近革命高潮——直接革命的形勢」；它的標誌是農村暴動的廣泛發展、工農紅軍的迅速擴大、兵士的動搖與嘩變事實的增加、軍閥混戰造成的統治階級的嚴重危機。在這樣的基礎上，「只要是在產業區域與政治中心爆發了一個偉大的工人爭鬥，便馬上可以形成革命的高潮——直接革命的形勢」。[69]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終於通過了《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標誌着左傾路線統治了全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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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中共中央決定「目前戰略的總方針」是：「準備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建立全國革命政權。」並認為「全國的統治階級動搖與崩潰的形勢是一樣，而動搖崩潰的程度卻有差別」，而「在目前的形勢看來，以武漢為中心的附近省區，客觀條件更加成熟」。於是制定了以武漢為中心的全國中心城市起義和集中全國紅軍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險計劃。部署了南京、上海、武漢等城市的暴動準備工作，同時命紅軍進逼武漢，進取南昌、九江，進攻柳州、桂林和廣州。為執行這個計劃，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央總行動委員會」，作為領導武裝暴動的最高指揮機關；停止黨、團、工會的正常活動，把其各級領導機關合併到各級行動委員會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