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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宣言》，充分說明陳獨秀及中國托派對於當時替代中共抱着極大而迫切希望，也暴露了他們嚴重低估了中共自我克服危機的能力。就陳獨秀個人來說，不能不說是一次重大失誤。真所謂「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由於他已經走上了托派之路，這是必然的結果。從現在看來，這個宣言和最後的四條建議，是多麼的天真、浪漫和荒唐。但是，在當時，陳獨秀和托派卻是多麼莊重和認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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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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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選托派中央書記處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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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派四個小組織「協議委員會」的工作，正是在中共立三路線破產、王明集團奪權，極度混亂，被托派認為即將瓦解、將被替代的情況下，再加托洛斯基和陳獨秀的積極推動，終於順利進行的。主要的工作是起草統一大會的文件，協商結果：中國托派綱領和《土地問題決議案》（草案）改由陳獨秀起草，綱領名為《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綱領》。此綱領，為了避免爭論，是以托洛斯基為中國托派起草的政綱為藍本的，內容分五部分：（一）過渡時期中反對派之總任務；（二）中國革命失敗的教訓；（三）「過渡時期與我們的策略」；（四）中國革命的前途；（五）共產主義運動的分派及反對派目前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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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內容上，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幾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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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領》竟然聲稱：「中國共產黨差不多一走上鬥爭的舞台就在機會主義領導之下。」這種文字出自曾主持創建中共、並擔任第一至第五屆中共中央最高領導人的陳獨秀之手，殊屬驚人。再次表現出他愛走極端的思想方法。其實，在1926年以前，中共的發展基本上是成功的，為1949年的勝利奠定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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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領》規定托派對中共的策略是：「它絕不與共產黨的活動隔絕，它在每個問題中採取它的態度，它在示威罷工等鬥爭中無情的批評正式黨領導之政策的錯誤，並以它自己的信仰，不對正式領導作任何讓步。」——這就規定了托派始終是中共反對派（反對黨）的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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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領》根據大革命失敗的經驗，「鄭重宣言」：「無論何時和無論在何種條件之下，無產階級的政黨均不能加入別一階級的政黨或同別階級混合組織。無產階級政黨之絕對獨立，是共產主義政策之基本和先決的條件。」從內容上說，這一條對於共產黨無疑是正確的。可悲的是，對於極左性質的托派來說，在後來的實踐中，被引伸為拒絕與任何別的政黨、團體建立聯合戰線。而當革命形勢到來時，陳獨秀主張建立這種聯合戰線時，卻被托派中的其他勢力所抵制。所以，《綱領》中的這條規定，從根本上決定了托派永遠自我孤立，永遠沒有發展，因此也永遠沒有勝利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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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領》對於「紅軍」問題，吸收了青年托派的意見，說法全面了一些，但基本上保留了陳獨秀原來的觀點，說它「是中國革命具有內心勢力和廣大可能性之證明」，但又斷定，「在工業中心城市消沉之下，沒有勝利的機運」，「企圖依靠鄉村的遊擊隊來組織紅軍並創立蘇維埃政府，以對抗國民黨的統治，這是官僚主義冒險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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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資產階級革命性的估計以及與其建立聯合戰線，對待「紅軍——農村武裝割據」道路的態度，這兩個問題上的根本對立，可以說是托派與中共的根本對立。二者以後的歷史，也是圍繞這兩大對立展開的。所以，這兩大對立，最鮮明地顯示出中國托派與中共是怎樣劃清界線的，而二者的前途為甚麼那樣的大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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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避免爭論，在革命性質、國民會議等問題上，《綱領》都引用了托洛斯基的原話。所以，這個綱領實際上是四派小組織在托洛斯基的壓力下，互相妥協的產物，也是經過七、八個月激烈爭論、誰也說服不了誰後的妥協。如陳獨秀在後來一篇文章中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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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統一綱領起草時，所謂「中國第三次革命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的問題，又由另外幾個同志提將出來；經過好些爭論，始終並未曾得到很明確的解決，尤其是在堅持此種意見的幾個同志的意念中。他們只最後讓步到這樣說法：將來的革命固然會由民主主義鬥爭開始，然而經濟的發展也會由社會主義開始。他們忘記了經濟發展不是一件神速的事，如此只有把第三次革命推遲到較遠的將來。[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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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綱領》在1931年5月1日統一大會上順利地通過。有人回憶在統一大會上，各派對這些問題「發生了爭論」，[76]不是事實，顯然把協議委員會時期的爭論放到統一大會上去了。但是，陳獨秀與其他托派在革命性質上的分歧埋伏了下來，造成了以後托派思想上的分裂和陳獨秀領導工作的癱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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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大會在1931年5月1至3日秘密舉行三天。由於陳獨秀等較具實力，大會的籌備（會場和經費）由「無產者社」「獨力承擔」。[77]會場佈置，由該社秘書長何資深具體執行。陳獨秀的好友和崇拜者李仲山拿出一件猞猁皮大衣，典當得二百多元，解決了大會經費問題。他們在上海偏僻的大連灣路租了一幢石庫門房子，讓王茨槐帶着妻子、女兒住進，掩護開會。這些措施事先都絕對保密，開會當天，代表到達時才知道。王茨槐原是中共黨員，鐵路工人，轉向托陳派後，任「無產者社」法南區委委員。大會採取嚴密的保密安全措施：除了陳獨秀一人之外，所有代表都住在會場內，開完會之後才能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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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派代表名額的產生關係到統一後托派中各派的利益分配，曾經發生激烈的爭鬥。後來妥協下來：20人出1名代表，由各派自己推選。「我們的話派」定為140人，代表7名：梁幹喬、陳亦謀、宋敬修、張九等香港四位工人代表。「無產者社」定為100人，代表5名：陳獨秀、鄭超麟、江常師、蔣振東、王茨槐。在推選這五人代表時，曾發生激烈鬥爭。由於在統一協議過程中，尹寬與彭述之尖銳對立產生的矛盾，原來兩人都不做代表。彭的勢力畢竟很大，據鄭超麟回憶，開會後臨時加了一個代表彭述之，第二天才參加大會。曾為「無產者社」及這次統一立過很大功勞的尹寬只得飲恨落選。陳獨秀是一個講原則、顧大局而在非原則問題上能妥協和寬容的人，沒有因為尹寬與自己觀點相同，而硬把他拉進代表中來。「十月社」定為80人，代表4名：王文元、羅漢、宋逢春、濮德志。「戰鬥社」40人，代表2名：趙濟、來燕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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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頭兩天討論和修改協議委員會提供的各項文件。開幕時陳獨秀致詞，接着做了一個政治報告。由於在一年多的爭鬥和協議中，各派的意見已經說盡，統一又顯得那麼迫切，所以，除了《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綱領》以外，大會上還順利地通過了「協議委員會」提供的以下幾個文件，尹寬起草的《職工運動提綱》、梁幹喬起草的《組織問題決議案》、王文元起草的《國民會議問題提綱》。在會後油印的這些大會文件最後一行都注明：「一九三一年五月一日統一大會通過。」但是，由於在紅軍問題上尚有思想分歧，派性一時也不能完全根除，於是，在討論陳獨秀起草的另一個文件《中國土地問題決議草案》時，沒有通過。在該「草案」最後印了這樣一行字：「一九三一年五月統一大會決議，交特別委員會繼續討論。」[78]據宋逢春說：由於該草案中仍有稱紅軍為「土匪」的意思，所以青年托派三派代表串連後，決定搞一下「老先生」，不予通過。[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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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決定中國托派的正式名稱，仍沿用「無產者社」用的名稱，即「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以示他們仍是共產國際及中共內部的一派，而不是有人說的「中國共產主義同盟」——那個名稱到1935年才起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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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選舉了全國「執行委員會」十三名（其中包括九個正式委員和四個候補委員），正式委員是：陳獨秀（書記處書記）、陳亦謀（組織部主任）、鄭超麟（宣傳部主任）、王文元（黨報主編）、宋逢春（書記處秘書）、羅漢、張九（香港工人）、彭述之、濮德志等。前五人相當於「常委」組成「書記處」。大概組織還太小，沒有自稱「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中央書記處」。這個名單，根據王文元、鄭超麟、濮德志三人回憶綜合而成。各人回憶互有出入，鄭超麟說委員中沒有羅漢，候補委員中有彭述之和宋敬修；還有一個委員區芳在獄中。後來，流亡在英國的王文元，從美國胡佛圖書館1980年公佈的托洛斯基檔案[80]中，發現當年統一大會時發給托氏的電報[81]上，有書記處五人的簽名，所以，前五名「書記處」的名單是可以確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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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托派組織統一後陳為首的五人書記處致托洛斯基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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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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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派四分五裂，走上顛撲無盡的不歸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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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全國托派人數約500人，主要在上海；其組織仿效中共的系統，設滬東、閘北兼滬中、滬西、法南（法租界和滬南）四個區委。另有北平為中心的華北區委和以香港為中心的華南區委。華南區委的特點是帝國主義企業中洋人資本家與中國工人的矛盾尖銳，因此主要在工人中活動。北平的學校較多，華北區委主要在大學中活動。這就是陳獨秀書記領導下的全部組織和人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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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變成「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書記處書記，又一次表現了陳獨秀性格的多變和思想的活躍——決不為任何信仰所拘囚，一切以他的感覺而轉移，並且自以為是為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奮鬥！正如他在統一大會閉幕詞中激情滿懷的說：「中國人民正在水深火熱之中，我們一天也不能忘記，他們在期待我們，我們應擔當歷史賦予我們的使命。」[82]5月9日還給托洛斯基拍去一份電報，喜氣洋洋地告訴他：「中國反對派的統一引起了反動派的注意，也引起了工人大眾的注意。我們相信，在國際左派反對派的領導下，它定能完成它偉大的歷史任務。」[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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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於他們中的不少人並不具有像陳獨秀、鄭超麟、王文元那樣純真的信仰和為人民利益而鬥爭的品質；統一又是在外部壓力下妥協和湊合的產物，再加上組織上主張黨內派別活動的合法存在和自由活動，所以，這個組織缺乏起碼的組織性和紀律性，也就缺乏凝聚力。這樣的組織本來就經不起任何鬥爭的考驗，更何況他們還處在當時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統治最強大、最嚴厲的中心城市，曾經相當強大的中國共產黨都不得不退出這些城市。於是，當「執行委員會」躊躇滿志地開始為他們的「歷史任務」而工作時，背叛、瓦解、破敗的危機，一個又一個地襲來，把他們置於難以招架的境地，開始了他們永無休止的苦難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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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在執行委員會中，青年托派委員對陳獨秀還是不買帳，開會時經常吵架。由於陳獨秀寫過攻擊紅軍是「土匪」的文章，這是他們唯一抓得住的把柄（連托洛斯基也站在他們的一邊），統一大會上又未通過陳起草的土地問題決議案，所以，大家對他寫的文章不放心。認為陳已經是大家的「書記」了，外面會把他的觀點視為整個組織的觀點，因此要求他寫的文章，最好讓大家看看，同意後再發表。陳獨秀對此大發脾氣，說：「文章像人一樣，要有個性。大家同意，就沒有個性了，還寫甚麼文章！」[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