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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觀察一個人的品質，套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法而衍生的出身成份論，根本是唯心主義的。當時托派和共產黨內部都有唯成份論的影響。中共「六大」，受布哈林的指使，選了一個工人出身的向忠發當總書記，實際卻是個擺設，實權卻掌握在知識份子、職業革命家李立三手中。托派因為寄希望於唯一的城市工人運動，更強調工人出身這個「教條」。但是，托派的全部歷史表明，中國的「工人階級」並不接受他們的革命綱領和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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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走到另一極端，搞革命要靠知識份子。「知識份子」又怎樣呢？其實馬玉夫也不是甚麼工人，梁幹喬等人的背叛，更否定了陳獨秀的說法。以中國托派「元老」自居的梁幹喬，自認為是統一組織後當然的「中央委員」，但在「我們的話派」中的表現，使他聲名狼藉，徒然代表最大的一派參加協議委員會參加統一大會，最後卻落選，甚麼也不是。於是，惱羞成怒，與陸一淵等四人以黃埔同學的身份投靠戴笠。當時戴正奉蔣介石之命，籌建「軍統」前身「復興社特務處」。於是，梁就與戴等人結成「十人團」，並被稱為復興社的「十三太保」之一，成為軍統特務組織最早的骨幹。[86]給國民黨的第一份禮物，就是發表反共聲明：聲稱共產主義不符合中國國情。他說參加托派統一大會後，「沒有看見一種鮮明的足為建立健全無產階級政黨的要素，因此感到『懷疑』和『失望』」；[87]陸一淵則說：「中國工人群眾在資本主義下尚未孕育成無產階級意識，社會主義的政治要求絕對引不起他們的興趣。」[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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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不承認開局失敗，不像共產黨那樣退出城市，轉向農村，而是堅持在城市鬥爭。於是他着手重整托派事業，吸收尹寬、宋敬修、蔣振東等人加入中央常委，但到8月，又遭打擊。一天，尹寬受陳獨秀之托召集會議於上海英租界振華旅館，以中央組織部長身份代陳主持會議。是夜，與會者又全體被捕。就這樣，「陳獨秀想收拾殘局，重振旗鼓，但很長時間也收不攏來」。[89]所謂「中央常委」，一直只有他和彭述之二、三個人。即使如此，陳獨秀與彭述之之間也團結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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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派小組織協議統一期間，由於陳獨秀採取堅決措施制止了彭述之企圖破壞統一的行動，1924年以來兩人親密合作的關係破裂，連私人間的友誼也不存在了。陳獨秀是個性情中人，喜怒形於色，而彭述之是內向人，人稱「孔老夫子」，城府很深。這樣兩個人，一旦破裂，就不會像陳獨秀與胡適、陳獨秀與章士釗那樣——曾經肝膽相照，政治上決裂後，還有久遠的私人友誼。陳與彭在政治上幾乎沒有分歧，就是在個人作風和氣質上，二人難以容忍。如鄭超麟說：「陳獨秀是富於意氣的人，他容易信任人，容易過分估量所信任的人的價值，可是對這人失望之後又容易走到另一極端去。」從此，他對於彭述之的厭惡恰好同過去的信任一般，流於過火。當時何資深議論彭述之，說他是個「紙老虎」，表面張牙舞爪，在「無產者社」中勢力很大，戳穿之後，空無所有。陳獨秀則說：「不是紙老虎，是爛西瓜。紙老虎裏面不過是空無所有而已，爛西瓜表面很好看，剖開之後噴出一陣惡臭。」[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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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無產者社」期間，「常委」開會幾乎每次都吵架，而且吵得很激烈，成為「烏煙瘴氣」的污染源。這種情形一直持續到統一實現、「無產者社」自然消亡時為止。可是，二人之間的惡劣關係，卻並未因此結束，而是帶進新時期、新領域中來，繼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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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陳獨秀有決定意義的推動下，協議委員會終於停止爭吵，達成協議，決定各派組織開統一大會時，彭述之卻揚言「代表下層反對上層勾結」，繼續反對統一。陳獨秀諷刺說：「別人代表下層還可以說，你彭述之代表下層就有點不象了。」代表大會召開前夕，彭述之因未當上代表，給陳獨秀寫了一封長信，斥責這次「統一」是「虛偽的」，「無聊的」。他「誓死不承認」。陳讀信後十分氣憤。然後，在臨開會時，彭述之又被補選上代表，參加了大會，並在選舉時，當上了「候補委員」。所以，5月5日，執行委員會舉行第一次會議時，陳獨秀當場拿出彭的信來給大家看，並當面責問他：「今天還認為此次統一是虛偽的、無聊的等等嗎！」問得彭述之「滿臉通紅，一句話也說不出來」。[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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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就是這樣的人，在這種場合，一點面子也不給別人，像過去對待沈尹默那樣。於是，在托派中央連續遭到鎮壓，只剩下他們二、三個人的情況下，更是冤家路窄了。二人又常常爭吵，因為陳的涵養沒有彭好，往往吵得拂袖而去，不歡而散。有一次，陳獨秀又發火了，他穿起長衫，高聲大叫：我不願和你們這些資產階級在一起爭論，我不要甚麼群眾，不要你們；我幹我的，你們幹你們的好了，說着就走了。大家跑去拉他他也不管。彭述之就對大家說：「他就是這種脾氣，過去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會議，也是如此。他這種家長式的作風，是永遠也改不了的。」[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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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人的矛盾，後來終於發展到政治路線上的分歧。因為，晚年陳獨秀因為拋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竭力推崇「民主主義」和贊成國共合作抗日的統一戰線，彭述之控制的托派中央又罵陳是「老機會主義」，曾一度要開除他。陳去世時，彭寫的悼念文章，還罵他「晚節不保」。這是後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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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民黨強大勢力的絕對打壓下，托派組織四分五裂、日漸衰敗。陳獨秀不消極，不退縮，仍努力維持托派中央的工作。但在大革命失敗初期表現出來的對形勢的清醒估計卻明顯的消減了。這其中自然有與中共「農村割據」「對着幹」的因素，也有對共產主義革命歐洲模式教條主義的執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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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由於書記處中負責主編機關報的王文元入獄，1931年9月5日，陳獨秀便親自創辦了托派中央機關報《火花》，顯然表示了「星火燎原」的嚮往；12月，又創辦了托派內部理論機關報《校內生活》。托派把他們的組織視為一座「學校」，注重於學習和宣傳，而且其主流始終沒有走出這個領域。這兩個刊物都是油印的。可見經濟困難，比《無產者》時期還嚴重。據當時擔任《火花》刻印工的曾猛說：他的住房（又是工作間）的房租、伙食費，以及臘紙、油墨、紙張等的費用，「都是由陳獨秀一人負擔」[93]如像主編《新青年》或後來的中共中央機關報《嚮導》一樣，在這兩個刊物上，每期的重要文章都由陳獨秀署名撰寫，還有他以「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執行委員會」、「常委」名義起草發表的宣言、決議、通告之類的托派文件；它們以傳單的形式廣為散發，頑強地表現托派組織在中國的存在和在政治方面特殊的影響，企圖引起國民黨、共產黨和社會各界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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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主編的托派中央機關報《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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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主編的托派內部理論機關刊物《校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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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對共產黨「機會主義」的批判已經說盡，或是因為對托派的嚴厲打擊主要來自於國民黨，統一以後的托派終於不再兩面作戰——批判中共路線和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而把攻擊的重點對準國民黨獨裁統治，以推銷他們「召開國民會議解決一切國是」的政治主張。1931年8月6日，中國托派統一後首次在政治舞台上亮相，發表陳獨秀起草的《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告民眾書》，[94]開頭就大聲呐喊——「全中國工人們、農民們、一切被壓迫民眾們：國民黨資產階級統治中國，已經四年了，他們過去做了些甚麼？現在正在做甚麼？民眾還不應該起來制裁他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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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失敗後，陳獨秀與共產黨及青年托派爭論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國民政府的建立，能不能實現中國的穩定與統一？哪怕是暫時的。受托洛斯基影響，陳一直持肯定的答覆，認為在帝國主義支援下，國民政府可以獲得一定程度的穩定與統一。由於連年的軍閥混戰，他終於改變了看法。在與上述《告民眾書》同時發表的陳獨秀署名文章《國民黨與中國統一——統一是中國進步的必要條件》一文中，明確指出：帝國主義與軍閥制度的存在，是國民黨不可能實現統一的兩大根本原因。要實現中國的統一和獨立，首先要打倒國民黨和國民政府。這個觀點顯然與當時中共的觀點、特別是毛澤東的觀點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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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中國往何處去」呢！陳獨秀因觀點有差異，一年多來對正宗托派觀點與中共之間爭論為核心並涉及到國民黨一些人士參加的、十分熱烈的關於「中國社會性質論戰」，一直保持沉默，現在則公開發表一篇文章《中國往何處去》，[95]批判戴季陶從所謂的分析中國社會經濟出發，只是以「三民主義」代替或冒充「社會主義」的觀點，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根本是反動的」。這就不僅否定了蔣介石、戴季陶的「三民主義」，連孫中山也否定了。與大革命時期的陳獨秀相比，又是一個180度的大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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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文章也同時批判這場論戰的托派中的代表人物任曙[96]說的「中國經濟已發展到可以實行社會主義革命」的見解，指出：「二者根本錯誤的共同點，都是從純經濟觀出發，而不是從不斷革命論出發。」文章認為中國的出路是「無產階級的民主主義運動」。這個觀點倒是他轉向托派後的一直堅持的觀點，即「無產階級領導（或專政）下的民主主義運動」，再不斷地發展到「社會主義」。在這裏，陳獨秀力圖使托洛斯基主義與中國的國情和革命實際相結合。後來中共1949年的勝利和勝利以後的歷史，多少驗證了他的觀點，亦是毛澤東的觀點，但這是錯誤的觀點。因為，歷史應該在「民主主義」階段將停留很長一個階段，而不是人為地、不停頓地發展到社會主義。關於這一點，陳獨秀到晚年才有所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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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頁75、8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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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宣言〉，《無產者》，第4期，1930年10月30日。註：《無產者》除第1、2期鉛印外，其他十期均為手刻油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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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均刊於《無產者》，第7期，1930年12月。而且整個這一期只刊登了這兩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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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代表會議對臨時委員會報告的決議〉，《無產者》，第2期，1930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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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參見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學與中國革命〉，頁193–195；《雙山回憶錄》（增訂本）（香港：士林圖書服務社，1994），頁164–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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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紅旗》，第87期，1930年3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