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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號召領導群眾鬥爭……必須有一個總的政治口號即政治旗幟，能夠召集比較寬廣的群眾參加全國性的鬥爭，走上革命道路。這樣的政治旗幟……在落後國幼稚的人數較少的無產階級，只能採用民主民族的，而不宜於社會主義的。如果人們不能肯定的說要用社會主義的旗幟，同時又不屑於用民主民族主義的旗幟，那麼，用甚麼旗幟呢？這必然陷於沒有任何旗幟的混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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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甚至這樣諷刺這幫極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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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不懂得，我們在此次反日本帝國主義運動中，必須咬文嚼字的向抗日救國和對日宣戰的口號放幾支冷箭，才算是無產階級的立場……那末，只有讓這班社會主義者坐在亭子間裏，靜候中國無產階級在民族的民主的革命基礎上取得政權，再請他們出來到社會主義者的元老院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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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極左派是教條主義者，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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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知道馬克思主義永遠不是教條，無論如何正確的理論，倘不能正確的用當其時其地，都會變成不完全正確，甚至於完全不正確。」「『工人無祖國』，是從消極方面指出一般的事實，即是說還沒有一個『國家機關』是擁護工人利益的，並不是說在任何條件之下工人都應該不要祖國；所以更須從積極方面（特別是被壓迫國家）號召工人從資產階級手中奪回它正在出賣的國家，以創造工人的祖國，在這樣意義之下的救國愛國，正和資產階級的賣國是對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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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抗日救國」是貫徹「總的民主口號」的「特別口號」，不因它有「毒素」而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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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固然應該在綱領中規定總的政治口號，以為一切政治鬥爭的旗幟；然而僅僅這個還不夠領導整個革命鬥爭的發展，必須在總的旗幟之下，從日常環境中隨時得出特別活潑有生氣的口號，才能夠在實際鬥爭中領導群眾。如果我們雖然採用了總的民主口號（國民會議），而對於日常環境中發生的特別的民主民族口號（抗日救國）加以排斥，並且這類特別的民主民族的口號隨時都會發生，若隨時加以排斥，則總的民主口號便變成了一個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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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中國民族主義運動的傳統，遠過於民主主義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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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為民主主義固然包含了民族主義在內，而後者在中國更特別重要，在中國歷史上，只有傳統的民族主義運動，而沒有傳統的民主主義運動；在現代民族主義運動之尖銳化更遠過於民主主義運動，主要的如五四、五卅運動和現在抗日救國運動，都是全國性的運動。這一傳統的民族主義運動即愛國運動，不但吸收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群眾，並且吸引工人；『抱中國人的義氣』『反對外國人』，這是在五卅運動中從廣大的工人群眾裏自然發生的兩個普遍而有力的口號……」[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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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極左派是過去「中國第三次革命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革命論」的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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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日帝國主義強佔滿洲的事變發生，有些反對派的同志唯恐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玷污了他們的清潔，指斥已成為普遍運動的抗日救國口號為虛偽的民族主義……只應該加以鄙棄」；「他們認為中國第三次革命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的，似乎不必借重甚麼民主主義了，那末國民會議當然只限於反革命時期的灰色運動……認為將來的中國革命性質既然是社會主義的，便沒有甚麼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任務了，像民族解放和沒收土地，都應該是社會主義的而不是民主主義的，仿佛一沾染民主主義，便有沾染機會主義的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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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陳獨秀反復引用托洛斯基的話來說明，只有用國民會議口號，徹底領導民族民主運動，才能走上奪取政權和社會主義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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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決議案》通過後，立即遭到上海最大的托派組織「法南區委」、北方最大的托派組織「北方區委」和以托派理論權威自居的劉仁靜的猛烈批判和抵制。以陳岱青為書記的上海法南區委以區委擴大會議的名義，逐條批判《政治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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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說，當時陳獨秀有點過熱，而極左派則有點過冷。但陳獨秀主張積極推動反日反國民黨的形勢，雖然在期待上有點浪漫主義的空想色彩，思想行動上是積極的；極左派則是完全消極等待革命高潮的到來。殊不知反帝反封建，推翻反動統治，完全靠等待是等待不來的。在這個問題上，極左派是真正的「取消派」——只尚空談，取消一切革命行動。陳轉向托派後，完全處在這樣的極左空談派的包圍之中，還會有甚麼作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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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北方區委的赤聲（即任曙）反對「組織群眾與武裝群眾聯繫起來」的口號，說：在目前「武裝群眾的口號，只是為資產階級擴大武裝力量，無產階級從這裏得不到甚麼」。劉仁靜認為「中國現在還沒有人數眾多的無產階級，必須經過經濟復興才能談得上無產階級奪取政權」，所以批判陳獨秀提出「組織蘇維埃」是「空談」。[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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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這些指責，陳獨秀一方面貫徹民主精神，在內部機關報《校內生活》上一一公佈，同時給以堅決的駁斥。除以組織名義發表《常委對法區擴會意見書的批評》、《常委批評法南區委對告民眾書的意見》、《常委批評列爾士同志對於政治決議案的意見》、《常委對仁靜同志〈論中國前途〉的批評》等文件外，還以他個人名義，進行說服教育、批評和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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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他苦口婆心地從馬、恩、列、托的理論出發，闡述他的意見和策略。為此，他專門發表了一篇名為《反極左錯誤》[22]的長文，一開頭便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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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寧曾教訓德國和英國反機會主義的左派共產主義者說：「……這是不可辯駁的真理，但是再往前多踏一小步——似乎仍照原來的方向——真理便變成錯誤。」錯誤和真理相隔只一小步，布爾塞維克政治鬥爭策略之下砍掉運動，不是一件很簡單容易的事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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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左派反對派，因為過去革命失敗，很慘痛的反對史大林派機會主義的錯誤，很自然的會多踏幾大步，走到另一極端之左傾的錯誤。這些錯誤，在組織問題上，已經很明顯的給年幼的左派反對派不少的障害，在政治問題上，如果不立刻糾正過來，其障害將來比過去及現在更厲害若干倍，故不得不就其中最主要的兩個問題（即根本否認革命過程中任何階段和根本反對革命鬥爭中任何階級聯盟，特別是和資產階級任何聯盟。）指摘出來，以供全黨同志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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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說，這時的陳獨秀為了民族生存的大義，拋開原來的黨派之見，主張與資產階級「共同行動」、與中共聯合「反日反國民黨」，是難能可貴的，表現了一個政治家和愛國者的偉大風範。但是，他沒有考慮到，在這樣的聯合戰線中，究竟由誰來領導？各階級各黨派爭奪領導權的鬥爭肯定是很激烈的，他所領導的托派有沒有力量來實行這種領導，從而實現他們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中去的綱領？陳獨秀的「野心」很大，但是絕對沒有實現的可能。所以，這時的陳獨秀猶如大戰風車時的堂・吉珂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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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恐資病」的民粹派思想，則是這時陳獨秀與中共（包括當時三次連續左傾路線領導人和後來的毛澤東）所共有的。而其根源即是從馬克思到列寧、托洛斯基的思想。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陳獨秀對中共和托派內部極左派的批判，實在是「五十步笑百步」。陳獨秀到晚年才完全擺脫這種教條主義的桎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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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對於一個革命者來說，形勢到來時，應該積極投入，否則就會像劉仁靜、陳岱青等那樣，無所作為而對救國鬥爭消極怠工。陳獨秀的偉大，就在於他是一個血性漢子，一個偉大的愛國者。他的人生特點，就是抓住一切歷史機遇，去積極參加鬥爭，而不考慮鬥爭的後果（而且歷史的發展有許多偶然性，後果也很難預料），更不考慮個人的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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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裁托派內部的極左派及托洛斯基的複雜表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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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托派本身是建立在極左派思想基礎上的組織，所以以上陳獨秀的批評教育，簡直是對牛彈琴；而且他們根本不尊重所謂「常委」、「政治決議案」的權威性。在上述法區擴大會議《意見書》中就宣稱：「反對派自統一以後，對於一般政治局勢之發展及策略之應用，並無最高大會的政治決議可以領導機關的根據，同時在反對派執委破壞以後，實際負責者只有二三人，且限於環境不能召集全國會議來根本解決政治上一切問題。在此過渡時期內，常委對於一切基本政治路線之決定，必須多吸收一般同志的意見，俾可使政治上錯誤不易發生，一方面積極準備在最短期內召集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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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南區委不僅一再公開發文[23]批判常委《政治決議案》，而且在行動上拒絕散發中央的《為日軍佔領淞滬告全國民眾書》，並屢次不接受常委的「警告」。5月21日，「常委」向區委、特委及全體成員發佈了《通告第六號——為小陳及法南區委破壞組織原則》，稱「自滿洲事變發生以來，特別自上海事件發生以來，在我們反對派內部曾發生了一些不同的政治意見和不正確的政治傾向」，批評法南區委書記陳岱青的「取消主義傾向」和「小資產階級無政府主義傾向」，並取消陳岱青法南區委書記的職權。[24]25日，陳獨秀又委派彭述之代表「常委」召集法南區委會議，解釋2月10日常委決議案。彭述之稱：「政治問題保留討論，待擴會（即常委與區委書記擴大會議——引者）解決，但在政治問題未得到結果之前，法南區委必須執行常委區書聯席會議上通過的政治決議案及一切日常的決議」；否則，區委須「停止工作」。彭的意見遭到區委反對，彭當即宣佈「解散區委」。法南區委不服，29日，區委發文《趙濟、陳其昌、王平一、陳岱青、李特聯合致函「常委」》，譴責彭述之在5月25日會議上的行為，請求「恢復區委」。6月4日，在《常委復函法南區委》一文中，常委重申只有接受常委政治決議案，承認錯誤，「常委才有再度考慮的可能」。[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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