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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彭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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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左派提出召開「臨時代表大會」或「國際解決」與陳獨秀「常委」的矛盾，前者當然不現實，對於後者陳獨秀自認為可以。所以，在6月15日以中國托派中央的名義致托洛斯基，報告了中國托派重整組織的情況，以及「九．一八」後採取與左傾的小資產階級、自由資產階級及中共領導的蘇維埃紅軍、義勇軍「建立聯合戰線」（「共同行動」）的策略、還有托派內部的爭論，請求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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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2至26日和10月3日，托洛斯基認真地給托派中央寫了兩封長信。[29]之所以花這麼長時間和精力寫這樣的長信，一是由於對中國情況不甚瞭解，他只能謹慎地根據俄國革命的經驗，從戰略上表示意見，並作出種種可能，提供給中國托派同志參考。二是，也是主要的，對陳獨秀在抗日反蔣運動中的政策和策略，很難表態，從他的思想原則出發，恐怕很難表示完全支援，但他又不願讓他喜歡又十分脆弱的陳獨秀及其中央受到傷害。寫這兩封信頗費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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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他為中國托派中央的重振表示高興，並抽象地肯定陳獨秀在「九．一八」後抗日民主運動中的政策和策略：「隔了許久，我們收到了六月十五日的信。中國左派反對派經過了最殘酷的破壞之後，又復活與復興了，我們的歡樂是無需要說的。雖然我們所得到的消息極少，就我們在這裏所能下的判斷說，你們信中所表示的立場是和我們的立場相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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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中重點談了三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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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何對待中共領導的農民蘇維埃紅軍問題。托氏根據俄國革命的經驗，大談這種策略的危險性，並提出警告：工人與農民結合時，會發生嚴重的衝突。托洛斯基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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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運動已經創造了它自己的軍隊，奪取到很多的地域，並且有了它自己的制度……這一運動將要和城市大工業中心聯繫起來，而且經過這一個事實，它將和工人階級直接接觸。這個接觸將是怎樣呢？是不是一定和平而親密呢？不幸，問題並不是那麼簡單。讓我且說到俄羅斯的經驗：在俄國內戰那幾年中，國內各地的農民創造了他們自己的遊擊隊，這些遊擊隊時常發展為整個軍隊。」「國內戰爭的痛苦與經驗，指示我們在紅軍佔領一個地方消除了白軍，必須立刻解除農民遊擊隊的武裝，大部分的遊擊隊，都要維持自己獨立的存在，時常與蘇維埃當局引起直接的武裝衝突……有許多農民隊伍，為了反對地主的復辟，作過充分而輝煌的戰鬥，在勝利之後卻變成了反革命的武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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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的確是俄國的情形和經驗，但他直接教條地用到中國。他說，在俄國，「無產階級已經在國內大部分的地方奪得了政權，鬥爭領導權是握在一個堅強的精練的黨的手中，中央集權的紅軍的全部指揮機關，是在工人手中」，「在中國情形根本不同，且完全不利於工人。中國最重要地域的政權，是在資產階級軍閥手中，另一些區域是在武裝的農民之手。無產階級的政權還沒有……其結果是中國的革命農民，經過它的統治層的仲介，似乎預先取得那在本質上是應該屬於中國工人之政治的與道德的價值。所有這些價值，在某一個時候會轉成反對工人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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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氏的這個意見，意在提醒陳獨秀托派中央對中共紅軍的聯合政策，要採取十分謹慎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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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末，結論應該怎樣呢？」托氏自問自答道：「我們必須大膽地公開地照着事實的原來樣子來看它。農民運動是一個偉大的革命因素，因為它是反對大地主、軍閥、農奴制和高利貸者的。但是在農民運動本身，是有着很強的私有性與反動傾向的，並且在相當階段，它會仇視工人的，因為早已有了武裝，會更增加這種仇視。誰忘記了農民兩重性，誰就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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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何對待容易被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利用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問題。托洛斯基意見的立場：當然是托派代表工人階級；中共代表農民、小資產階級；國民黨代表資產階級和反革命。這個立場與中國托派的立場完全一致。在當時，他們從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出發，都自以為這樣的立場是正確的、真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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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斯基認為資產階級、特別是東方資產階級是絕對的反革命，所以，他是不會贊成陳獨秀的與左傾的資產階級「共同行動」的策略的，但是，為了保護陳獨秀，在這個問題上沒有直接談，而是借題發揮，旁敲側擊地講了這樣一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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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進攻上海的事件上，國民黨提出了『工農商學兵聯合起來反對帝國主義』，這是著名的史太林和馬爾丁諾夫的『四個階級聯盟』」；「現在，這是很明顯的，我們有實在的根據，來表示一個希望——在正確的政策之下——工人及城市運動，和農民戰爭打成一片，是可能的，而這將構成第三次中國革命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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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目前的鬥爭策略和口號，托洛斯基基本上支援陳獨秀。他認為日本的侵略和農村中進行的土地革命證明，「再沒有比革命的民主的口號更適合於中國革命前夜的政治形勢了」，再加上國民黨「軍事獨裁的無力和軍閥集團的分裂，在議事日程上提出了政治的民主口號」。於是，他根據俄國許多年革命中匯合的兩個口號——「打倒沙皇！」「立憲會議萬歲！」肯定了陳獨秀托派中央實行的「打倒國民黨，國民會議萬歲」的口號。這無疑是對因不同意「打倒國民黨」的方針而堅決反對陳獨秀常委《政治決議案》的極左派最大的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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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關於日本侵略引起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問題，托洛斯基的觀點也是與陳獨秀的「反蔣抗日」立場一致的。他強調說：「布爾什維克以革命的方法擁護被壓迫民族的解放，是用其全力來援助民眾的民族解放運動；不僅是反對帝國主義，而且反對民族主義的國內的資產階級剝削者，如國民黨。」這顯然與中國托派極左派鄙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相對立。所以，作為一個偉大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托洛斯基和作為一個偉大愛國者、革命家和思想家的陳獨秀，二人的心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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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斯基的這兩封信，可以說是繼《中國革命的總結與前瞻》、《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後的中國問題》、《中國布爾雪維克——列寧派（反對派）底政綱》之後的第四個給中國托派的綱領性文件。它的基本精神，不僅規定了中國托派與國民黨以及資產階級的永遠對立，也規定了被他們視為「農民黨」的中共的永遠對立。其極左的色彩十分強烈。儘管它在表面上是支援陳獨秀的比較靈活的策略和積極進行革命工作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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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這兩封信的極左精神被陳獨秀以後的托派領導所繼承。因為在這兩封信寄到中國以前，包括陳在內的托派中央全部被捕，陳獨秀也因此永遠離開了托派領導崗位，於是他在擺脫了共產國際和中共以後，又擺脫了托洛斯基及極左派的羈絆，更加天馬行空，特立獨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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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火花》，第1卷，第2期，1931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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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火花》，第1卷，第4期，1931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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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火花》，第1卷，第3期，1931年10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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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訪問劉仁靜談話記錄》（1980年7月12日），唐寶林訪問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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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三戶：〈直接談判之途徑〉，《熱潮》，第1期，1931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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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頑石：〈國聯第三次決議後的局勢〉，《熱潮》，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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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火花》，第1卷，第7期，1932年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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