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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法南區委陳岱青等5人：《致常委的信》（1932年6月22日），《校內生活》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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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托洛斯基：〈再給中國左派反對派的信——論無產階級與農民戰爭〉；〈是行動的戰略不是揣測——給中國同志的信〉，均載《中國革命問題》（上海：春燕出版社，1947），頁301–306、307–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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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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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十六 在獄中（上）（1932–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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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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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次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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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進行反蔣抗日鬥爭，沒有給敵人任何打擊，精力卻消耗在內鬥中，同時又暴露了自己。堅持在城市中進行革命活動的托派組織終於遭到了難以復興的毀滅性打擊，這是陳獨秀始料未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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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大人物有神奇的「免害」力。陳獨秀一生多次遭遇被捕甚至槍斃的命運：1913年在蕪湖被反袁部隊逮捕，幾乎誤殺；1919年在北京被捕，震動全國；成為中共領導人後，1921、1922兩次在上海被捕、短暫羈押；組建托派以來，托派中央已有兩次被破獲，唯獨他倖免；1932年平生最後一次被捕，並被判刑八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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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0月15日，新的托派中央「常委」四位委員彭述之、羅世藩、濮德志、宋逢春在上海虹口區有恆路春陽里201號秘書謝少珊家開會。被國民黨中統機關偵知後，與法租界巡捕一起聯合行動，五人全部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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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事件，必然中又有偶然。說必然，城市是國民黨統治的中心，當時特務機構已相當健全。共產黨在城市中難以進行革命活動，除秘密工作者以外均退到農村；而托派囿於原則，死守城市，成為甕中之鼈，早晚成為盤中餐、俎上肉。此其一；其二，在大革命高潮中入黨的年輕黨員和未經考驗的留莫生大批回國，很容易成為出賣組織和同志的叛徒；說偶然，是由於這次托派中央被破獲特別是陳獨秀被捕，有許多意外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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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德志保外就醫並參加「常委」後，實際上仍處於國民黨特務監視之中。有一天，他的夫人張穎新在路上碰到了過去在莫斯科留學時的同學費克勤。不料想，此人回國即被捕。接着經不起酷刑折磨，便如當時中統負責人徐曾恩所說：「寫了一張效忠保證書」——叛變了。但她不知黨內機密，無可出賣，於是與已叛變的原托派小組織「戰鬥社」骨幹徐乃達、解叔達等人加入中統組織，專門搜捕共產黨人，包括托派分子。張約費到家裏來玩，那天正好陳獨秀借濮家約見友人，讓費見着了。事後濮批評夫人粗心大意，第二天就搬了家；但是，情報很快傳到徐曾恩手中。10月15日，濮到謝少珊家中開「常委會」，特務跟蹤而至，來了個緊急搜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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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前兩次托派中央被破獲一樣，這次陳獨秀又因病未出席，本可再次倖免。但是，由於唯一知道他住址的謝少珊叛變，晚上陳終於在家中被捕。1998年，陶希聖的女兒在香港《爭鳴》雜誌上發表回憶父親的文章說：陳獨秀「遭中共整肅後，一直在上海隱姓埋名，躲避國民黨政府的追捕。後來中共黨內反對派把陳獨秀抓起來，送到國民黨政府治安機關去。」[2]——這就完全搞錯了，以下是當時上海市長吳鐵城給南京政府的兩個密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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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爭鳴》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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筡日（即17日），陳獨秀被捕後的第三天電報稱：「……共產黨首領陳獨秀在滬活動，前經與租界當局特別交涉，協同捕房偵查月餘，茲咸日（即15日）在虹口破獲共黨常委會議機關，捕獲共黨謝少珊等五人，按謝供地址，將陳獨秀捕獲。」[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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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的代電講得更詳細：「……據共犯謝少珊稱甘願自首，並可將共產黨首領陳獨秀拘捕到案等語，即於當日下午7時，帶同該犯至岳州路永興里十一號樓上將共黨首領陳獨秀拘捕……」[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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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如此，謝少珊還供出了五名常委（包括陳獨秀）的真實姓名和身份以及托派中央另外幾處機關，其中有與外地組織的聯絡站、《火花》印刷所等。於是，這些機關又相繼被破獲，並逮捕了另五名托派骨幹分子。謝少珊叛賣有功，免於起訴；感恩戴德，加入「中統」（後轉入軍統），並改名「謝力功」。1938年9月30日，他奉命與兩位軍統同事以買古董名義，在上海法租界武康路一幢花園別墅內，用利斧劈殺民國第一任國務總理唐紹儀。唐在上海「八．一三」抗戰爆發後，原擬避居香港，因得蔣介石、孔祥熙、宋子文、戴季陶、居正之囑，暫留滬上試探日方要求和談的條件，故而與日本大特務頭子土肥原、原田有所接觸；而另一方面，大漢奸梁鴻志、溫宗堯也的確在拉攏他，企圖組建傀儡政府。軍統利用謝力功（當時用名謝德盤）與唐的「同鄉好友」關係，錯殺了這位78歲的民國元老。由於拿不出有力證據，引起國民黨內部極大不滿。為平息風波，蔣介石下令撥付唐的家屬5，000元喪葬費。安葬時，向國民黨所有元老都發了唁電，並命國史館褒揚其功績。法租界巡捕房很快偵知謝德盤等三人是兇手，想方設法搜捕。謝惶惶不可終日，精神失常，被秘密送進重慶一家醫院。又因疑神疑鬼，總覺得有人跟蹤他，住院還帶了一把手槍自衛，引起醫院懷疑，向警方報告了情況。重慶衛戍司令部派了另一位共產黨叛徒、偵緝隊長王克全前往觀察。不料謝以為「仇家」已到，舉槍瞄準，卻被王先發制人，一槍擊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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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死如歸，轟動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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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仍把陳獨秀看作「共黨首領」。雖然已從偵獲的《我們的政治意見書》和1929年12月10日的《告全黨同志書》中得知陳組織了「反對派」，但將此視為共產黨內部矛盾。當局把陳在「九．一八」、「一．二八」時期進行的「反日反國民黨」活動看作與共產黨在農村進行的蘇維埃運動一樣，對托派的定性則是：「該黨專事赤化」，「嚴令警務人員密查拿辦」。[5]「久緝未獲之共產黨領袖」陳獨秀被捕，國民黨南京特別市黨部、廣東省黨部、湖南清鄉司令何健、新疆省主席金樹仁以及全國許多縣黨部、軍隊師黨部等紛紛致電黨中央，列數陳的各種「罪狀」，「懇請嚴辦」，「迅予處決」。[6]陳獨秀等人被捕後，在租界捕房法庭上進行反對引渡失敗後，10月18日就被引渡到上海市公安局拘押。次日晨八時，即被押解到南京，並經國民黨中央黨部接洽，拘押在軍法司，準備「按軍法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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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在各界有廣大的朋友、學生和敬仰者，援救的力量比要求「嚴處」的勢力似乎更大些，而且檔次更高。如翁文灝（著名地質學家，國際地質學會副會長，受蔣介石敬重並欲聘為準備設立的國防設計委員會秘書長）、胡適、羅文幹（外交部長兼行政司法部長）在22日致電蔣介石：「請將陳獨秀案付司法審判」，不由軍法從事。次日蔡元培、楊杏佛、柳亞子、林語堂等八人更以快郵代電致國民黨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營救陳獨秀，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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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君早歲提倡革命，曾與張溥泉、章行嚴辦《國民日日報》於上海；光復後復佐柏烈武治皖有功；而五四運動時期鼓吹新文化，對於國民革命尤有間接之助……顧其反對暴動政策，斥紅軍為土匪，遂遭共黨除名，實與歐美各立憲國議會中之共產黨議員無異。猶望矜惜耆舊，愛惜人才，特寬兩觀之殊，開其自新之路。[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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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柏文蔚等人也進行了積極的營救活動。甚至當時被全國人民敬為「國母」的宋慶齡，還專為陳獨秀事，由滬抵京，旋飛武漢，拜訪蔣介石夫婦。[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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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在「嚴懲派」與「營救派」以及中間派之間，又發生一場激烈的爭鬥。如陳獨秀在北大時期的學生傅斯年（時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兼北大教授），雖是「擁蔣反共」的堅定分子，卻公開發表文章，稱陳是「中國革命史上光焰萬丈的大彗星」，主張處置陳案應「考慮陳氏一生的行跡，及近二十年來中國革命歷史」，建議：「能夠（一）最合法；（二）最近情；（三）看得到中國二十年來革命歷史的意義；（四）及國民黨自身的革命立場。我希望政府將此事交付法院，公開審判，……不妨依據法律進行特赦運動。」[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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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發表的短評《營救陳獨秀》，則比較瞭解陳獨秀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