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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五卅亡國禍，造反武昌更不該；微笑捻鬚張大辮，石頭城畔日徘徊。蔣介石謂五四運動為亡國禍（「張大辮」即張勳，一個瘋狂的保皇復辟派。本詩以反話斥責蔣介石，捍衛了辛亥革命、五四、五卅運動的正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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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頗具匠心地安排第一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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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棄燕雲戰馬豪，胡兒醉夢倚天驕；此身猶未成衰骨，夢裏寒霜夜渡遼。（「燕雲」即河北、大同。歷史上的「五代」時期，石敬瑭割燕、雲十六州給外族契丹，成為賣國求榮當兒皇帝的典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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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末一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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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來亡國多妖孽，一世興衰過眼明；幸有艱難能煉骨，依然白髮老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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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首尾相通，互相呼應，把顯然是平時陸續寫成的五十六首詩，組成一個整體，在「胡兒」（日本）深入國土，國民黨「妖孽」橫行，民族危亡的背景下，自己參加並領導過的革命組織（一個是在國民黨第五次圍剿和第三次左傾路線雙雙摧殘下的中共，一個是在極左思潮下爭論不休、力量極度衰微的托派）又那樣不成器，自己又被束縛在獄中，因此無奈地只能在夢裏去做「渡遼」抗日除妖的戰鬥了，無論於國於民，於黨於己，真是滿紙悲憤；所幸是自己「猶未成哀骨」，而且「艱難能煉骨」，這兩個「骨」字，點出了這組詩的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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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對我國古代詩詞有很深的研究。他自己愛作五言、七言詩，但不喜歡字句定型的詞牌。就是作詩，他有時也不規矩，七言詩中會偶然冒出一個八字句來，如諷刺張學良、何成浚、張群在日軍深入國土下發起「武漢射騎會」——復古倒退，意志淪喪的《金粉淚》第六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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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水馬桶少不了，洋房汽車沒有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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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摩登齊破壞，長袍騎射慶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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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的第二句，「沒有」二字，雖然用小字拼在一起，以示是一個字，讀一個音（安徽方言）：miu。但用在七言詩中，總有點「不守規矩」。詩如其人，無論他不喜歡詞牌也好，詩中添字擴方言也好，都反映了他那天馬行空、獨往獨來、自由奔放、放蕩不羈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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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組詩作，在民國時代當然屬於「反詩」，不可能公開發表。但在1934年寫好後長期放在獄中作者的身邊，也不安全，於是，就給了去探監的摯友汪孟鄒保存。汪本來是一個膽子很小，只重生意，遠離政治的書商，沒有想到這次竟敢接受此作。1953年，汪把《金粉淚》陳獨秀手跡原稿作為革命文物捐獻給了上海革命歷史紀念館籌備處（中共「一大」紀念館前身）並附信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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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六年，或是一九三七年，我因事到南京，便到監獄裏去看托匪獨秀（原文如此，蓋格於當時形勢也——引者），他拿這金粉淚五十六首給我看。後來我和他說「你給我拿了去，讓我的侄輩和同事都去看看吧。」他便給了我。這個冊頁，有一個時期，很不容易收藏，只有東收西收的，有時連自己也記不得是藏在哪裏了。今天檢出十分難得，故把來歷寫下。獨秀不曾署名，也無印章，我也應該為之證明。請給我一收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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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一大」紀念館原副館長任武雄說：《金粉淚》入藏後「命運」不佳。根據上級部門的規定：革命紀念館藏品應分兩類，一是文物或革命文物，二是參考品，凡是價值不大的或是反動者的墨跡、手稿、實物與書刊等均編入此類；而參考品閱讀、借用較方便，一般不須要上級審核。陳獨秀當時還戴着「托匪、漢奸、反革命」的大帽子，於是《金粉淚》便被打入數萬件價值不大的參考品的「冷宮」中。除任武雄與當時個別經手的幹部知道外，無人知悉。[50]再加上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陳獨秀還時不時被拉出來鞭屍，連知曉《金粉淚》內情的汪孟鄒侄子汪原放也不敢提起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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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任武雄考慮到是否發表《金粉淚》的問題。他反復讀了《金粉淚》每一個字，認為56首沒有片言隻語談及共產黨，也沒有一字半句說到托派，只是冷嘲熱諷國民黨高官要員的昏庸腐朽，流露出強烈的抗日救國熱情，並不涉及中共政策法律所禁止或限制公佈的範圍，完全可以公之於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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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還有一個情況促使任先生考慮《金粉淚》的發表。紀念館的庫房是借用河南路延安中路口的原上海博物館的四樓，上海博物館幾次提出要他們搬遷，以便將四樓收回自用。庫房大搬遷是最令人頭疼的事，紀念館原先已經過幾次的搬遷，倘若文物資料萬一有所遺失損毀，那是無法彌補的損失（過去有過這種情況）。而當時黨史學界的學術空氣比較活躍，中國革命博物館的《黨史研究資料》與上海的《黨史資料叢刊》等開風氣之先河，刊登了許多有價值的回憶錄與突破傳統觀點的研究論文等，深得史學界讀者的歡迎，但也需要重要的文獻資料，以作為研究者依據的第一手資料，所以，應當力爭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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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巧有一天，汪原放突然來找他們問：「《金粉淚》還在嗎？仍在你們館裏嗎？有沒有遭破壞？」答覆：「安然無恙」。汪說：「那就好了，我就放心了。假如過去不交給你們保藏的話，可能我們被抄家，砸四舊，早已付之一炬，灰飛煙滅了。」[51]於是，任武雄將《金粉淚》影本交給上海人民出版社主編《黨史資料叢刊》的郝盛潮、周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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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原放先生，現代出版家、翻譯家。軍閥、軍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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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等看後，非常高興。但《金粉淚》多是狂草手跡，很難辨認，且有些典故，不僅字難認識，也不懂詩意是甚麼，所以便請國學根底很深的華東師範大學教授陳旭麓先生為《金粉淚》詮釋，陳欣然同意。經過潛心研究，幾易其稿，於1981年底交來《簡釋〈金粉淚〉五十六首》一稿。隨即打出清樣，準備在《黨史資料叢刊》上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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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意識形態統制權仍在堅持所謂「毛澤東思想」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左派」手中，嚴禁發表陳作的規定絲毫沒有鬆動，規定必須上報，請示有關部門批准。實際上往往借「審批」為名，不得發表或出版。所以一般的出版社遇到此種問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算了。但上海人民出版社比較有膽識，鑒於《金粉淚》無違禁內容、史料價值珍貴，決定上報試試。然而，事隔半年多，得到的口頭答覆是：地方出版社無權出版。為陳獨秀《金粉淚》和陳旭麓《簡釋》的發表，郝先生寫信給當時任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的史學家廖蓋隆先生。廖先生分管中央級出版刊物《中共黨史資料》，他一面是「黨官」，必須遵守黨紀而不免有官僚主義習氣，自然有這樣或那樣的錯誤；另一面他又是一位很有學養的學者，保持着一個知識份子的良知，見到陳獨秀這樣好的詩作，也十分讚賞，推薦給《中共黨史資料》，公開發表在該刊1983年第四期上。接着上海的《黨史資料叢刊》1983年第4期也發表了《金粉淚》，而且配上全詩的墨跡。於是闖下大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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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3月19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專門發出第13號通告《關於嚴肅注意防止不適當地宣傳陳獨秀的通知》，內容不長，不妨全文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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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自一九二九年因與托派勾結，成立反黨組織，並拒絕黨中央對他再三勸告，而被開除出黨。陳獨秀在建黨時期有不可否認的功績，三十年代王明、康生誣其為日寇漢奸亦非事實。但一九三七年至三八年他仍拒絕黨中央對他公開聲明脫離托派並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要求，以後甚至公開撰文詆毀我黨游而不擊破壞抗戰，則當然不能為他被開除出黨和進行托派活動翻案。更不能把他看作黨內人物。近年有些刊物發表為陳獨秀錯誤辯護的文章，有些內部發行的黨史資料刊物，把他在一九三四年被國民黨監禁時所作詩五十六首，不但全文發表和詮釋，甚至還刊出全部手書墨跡，這是很不妥當的。望告各有關刊物，此後嚴肅注意防止再發生同類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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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共產黨掌權以來，第一次以文件形式承認「陳獨秀在建黨時期有不可否認的功績」，並承認「誣其為日寇漢奸亦非事實」，乃是一個進步。但是「不能為他開除出黨和進行托派活動翻案」云云，十分荒謬，「更不能把他看作黨內人物」，更是無知與霸道！一位該黨創始人，又連續擔任過該黨五屆最高領導職務的人（是目前該黨最高職務任屆期數最多的人——毛澤東也只有四屆），如果不能看作黨內人物，1920–1927年陳被開除前的共產黨歷史豈不成為一段空白！成了沒有領導人的政黨了。至於斥責發表上述《金粉淚》「很不妥當」，更是一個嚴重的自我暴露性的表態：當年反對和嚴厲批判日本帝國主義和蔣介石的東西，共產黨也害怕了，豈不證明共產黨也成了同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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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廖蓋隆受到批評，《中共黨史資料》進行了檢討，郝盛潮也受到多次斥訓。任武雄是始作俑者，被責令作書面檢討後，免去了「一大」紀念館黨支部書記與副館長的職務（當時無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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