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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從1933年9月到1934年10月出版完三集《政治問題討論集》為止，臨委像走馬燈似的換了幾次，但對陳獨秀的意見都十分重視。為了發揚民主，劉仁靜（筆名「列爾士」）、彭述之（筆名「區白」）的文章也較多。對此情況，托派內部也不是沒有意見，如蔣振東曾寫信給臨委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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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內部討論問題之傳統錯誤——即只是少數幾個同志說話，大家處於旁觀者地位。黨完全忽視下層同志的反映。因此一切問題雖討論經年，下層同志的領會程度實是很有限」；「國際只有託同志文件介紹，國內只轉來轉去發表少數同志的舊皮襖之文章，因此前者尚不過使人感覺偏枯，後者簡直使人討厭。」[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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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臨委為此辯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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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同志對於少數政治認識高的同志的意見，因其常發表便覺得「討厭」這種情緒是應當制止的。直到現在，內部討論的各問題，都是必須解決、或將來在事實上要遇到的。這些討論任何同志都不該輕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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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常委，原則上當知道常委有權：（1）不發表無教育意義的文章；（2）先發表重要的文章。[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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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陳獨秀的文章在當時托派領導者眼中的確是「政治認識高的重要文章」，因此得到了臨委的重視，從而總算起到遙控托派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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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這場大討論早在1933年9月陳獨秀提出托派新政綱《目前形勢與我們的任務》之後第9天就提出了。10月8日陳以「雪衣」（獄中文章多以這個筆名發表，無非是說明清白而蒙冤）筆名寫的文章《幾個爭論的問題》[13]實際上已提出了討論提綱和托派內部長期爭論的五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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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主運動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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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眾政權」口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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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民會議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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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經濟復興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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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帝國主義進攻蘇聯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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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派內部油印的討論集之三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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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發表後如同引爆了一枚炸彈，連同九月政綱，受到了被他點名的劉仁靜、彭述之及其他極左派猛烈反擊；陳也進行反駁。同時，劉與彭以及極左派之間，也互相批判，形成了一場大混戰。每人都說自己是「真正的托洛斯基者」，罵對方是「可恥的機會主義者」。1934年1月16日，陳在一篇文章末尾為托派的發展總結出三條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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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胡年的路：經濟復興，主要的是抵制日貨以開闢國內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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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區白的路：反蔣就是執行民主民族鬥爭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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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雪衣的路：國民會議鬥爭，在這一鬥爭中打擊國民黨軍事專政以至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發展中國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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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走哪條路呢？」[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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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述之等還是不服，27日撰萬言長文，猛烈抨擊陳獨秀的《國民會議與蘇維埃》一文「將蘇維埃儘量說成一文不值……而用刷子將國民會議刷成最光輝美麗的顏色」；[15]劉仁靜也回擊陳獨秀，批評陳對資產階級的估量是動搖的，一到資產階級向左盤旋時（如十九路軍之抗日），「就對它不免發生幻想」；而對形勢的估量，「比我更不如」。[16]同時，劉又完全同意陳對彭的「單純倒蔣」策略的批評，但又說陳過去也犯有彭同樣的錯誤（如反蔣問題上與資產階級的「聯合戰線」），表揚彭「已承認了一九三二年的錯誤」（指主張「組織蘇維埃」——引者），而陳堅持錯誤。[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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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這種無聊的爭論，陳獨秀實在感到厭惡，2月10日，他以《應該這樣答復嗎？》[18]為題，指責彭述之只會「亂造謠言和亂抄革命文件」，避而不提辯論的中心問題，而「滿紙的題外遊詞，這樣的答復只是他表示自己沒有爭辯能力」。然後，反駁劉仁靜，堅持認為「一．二八」時「路線是正確的」，「福建事變」時自己起草的宣言也是如此。[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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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後，這種名為「討論」，實為錯誤思想之間互相「攻擊」的爭吵，一直持續到1934年7月份。陳獨秀最後聲明自己的基本觀點是：「打倒國民黨、國民會議萬歲」，「不但是我們的基本路線，並且可用為在現時的宣傳口號。」[20]——陳以這一簡單的界線，劃清了他與劉、彭及托派中一切極左派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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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爭論」，由於沒有一方掌握着完全的真理（陳獨秀只在民主問題上掌握着部分的真理），皆沒有說服力，因此不可能達到統一思想的目的，只有更加離心離德。於是，一個旁觀者——尹寬致函陳獨秀勸阻結束這樣的「爭論」。信抱怨「五、六年來，反對派尚停滯在小團體的狀況中，尚未得着發展」，現在是「不僅還沒有鬥爭的基礎，並且還沒有端正方向，還在議論紛紛，莫衷一是之中」。尤其是「一．二八」事變及「福建事變」中所存的一些幻想遭到失敗，完全陷於「消極狀態」；表示自己不願「加入現時爭論的漩渦」，因為這種爭論「太濫費了，急待結束」。[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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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由於兩個外國人和北方一批年輕托派分子到滬，這場爭論早在4月份就開始轉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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