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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眾政權」口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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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民會議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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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經濟復興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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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帝國主義進攻蘇聯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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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派內部油印的討論集之三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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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發表後如同引爆了一枚炸彈，連同九月政綱，受到了被他點名的劉仁靜、彭述之及其他極左派猛烈反擊；陳也進行反駁。同時，劉與彭以及極左派之間，也互相批判，形成了一場大混戰。每人都說自己是「真正的托洛斯基者」，罵對方是「可恥的機會主義者」。1934年1月16日，陳在一篇文章末尾為托派的發展總結出三條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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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胡年的路：經濟復興，主要的是抵制日貨以開闢國內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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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區白的路：反蔣就是執行民主民族鬥爭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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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雪衣的路：國民會議鬥爭，在這一鬥爭中打擊國民黨軍事專政以至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發展中國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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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走哪條路呢？」[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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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述之等還是不服，27日撰萬言長文，猛烈抨擊陳獨秀的《國民會議與蘇維埃》一文「將蘇維埃儘量說成一文不值……而用刷子將國民會議刷成最光輝美麗的顏色」；[15]劉仁靜也回擊陳獨秀，批評陳對資產階級的估量是動搖的，一到資產階級向左盤旋時（如十九路軍之抗日），「就對它不免發生幻想」；而對形勢的估量，「比我更不如」。[16]同時，劉又完全同意陳對彭的「單純倒蔣」策略的批評，但又說陳過去也犯有彭同樣的錯誤（如反蔣問題上與資產階級的「聯合戰線」），表揚彭「已承認了一九三二年的錯誤」（指主張「組織蘇維埃」——引者），而陳堅持錯誤。[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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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這種無聊的爭論，陳獨秀實在感到厭惡，2月10日，他以《應該這樣答復嗎？》[18]為題，指責彭述之只會「亂造謠言和亂抄革命文件」，避而不提辯論的中心問題，而「滿紙的題外遊詞，這樣的答復只是他表示自己沒有爭辯能力」。然後，反駁劉仁靜，堅持認為「一．二八」時「路線是正確的」，「福建事變」時自己起草的宣言也是如此。[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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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後，這種名為「討論」，實為錯誤思想之間互相「攻擊」的爭吵，一直持續到1934年7月份。陳獨秀最後聲明自己的基本觀點是：「打倒國民黨、國民會議萬歲」，「不但是我們的基本路線，並且可用為在現時的宣傳口號。」[20]——陳以這一簡單的界線，劃清了他與劉、彭及托派中一切極左派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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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爭論」，由於沒有一方掌握着完全的真理（陳獨秀只在民主問題上掌握着部分的真理），皆沒有說服力，因此不可能達到統一思想的目的，只有更加離心離德。於是，一個旁觀者——尹寬致函陳獨秀勸阻結束這樣的「爭論」。信抱怨「五、六年來，反對派尚停滯在小團體的狀況中，尚未得着發展」，現在是「不僅還沒有鬥爭的基礎，並且還沒有端正方向，還在議論紛紛，莫衷一是之中」。尤其是「一．二八」事變及「福建事變」中所存的一些幻想遭到失敗，完全陷於「消極狀態」；表示自己不願「加入現時爭論的漩渦」，因為這種爭論「太濫費了，急待結束」。[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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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由於兩個外國人和北方一批年輕托派分子到滬，這場爭論早在4月份就開始轉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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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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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左派發動內部政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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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這次被捕入獄和托派中央再次被破獲事件，引起僑居在土耳其進而轉移到法國巴黎（1933年7月）的托洛斯基和托派國際的嚴重關切。但直到1934年，他們通過在上海《密勒氏評論》週刊的副主編和《達美晚報》編輯格拉斯（C.Frank Glasse，中文名字李福仁，在《密勒氏評論》週刊的地位僅次於親共的斯諾），與中國新的托派臨委取得了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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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福仁是英國人，曾去南非做新聞記者，加入共產黨，旋又轉向托派，後來到美國，參加美國托派組織。據王文元說，他早在1931年初就從南非來過上海，想參加中國革命，特別想參加托派活動；但因當時托派組織一再遭受破壞，因此在1933年11月離開上海到紐約，與美國的托派同志會晤，同時和蟄居在法國的托洛斯基通信，討論如何辦理由美國人伊羅生（原名Harold R.Isaacs）在中國主持的《中國論壇》，並取得了與中國托派聯繫的地址。因此，1934年2月他來到上海希望幫助重振中國托派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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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巧與此同時，原任中共中央週邊報紙《中國論壇》（表面上是宋慶齡領導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機關報）主編的伊羅生，由於不同意中共中央宣傳部指示的辦刊宗旨——在白色恐怖下宣傳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偉大成就」以及莫須有地批判所謂托派罪惡（即中共中央要他寫一篇批判左派反對派的文字，他認為是誣衊而拒絕），也轉向同情托派。[22]這兩個外國人首先結識劉仁靜，受劉的影響較大。與陳其昌為首的新臨委接觸後，格拉斯首先認為陳因中央連續破壞，推行的工作方針太保守，建議增加年輕成員。於是，把未遭破壞的北方托派組織骨幹史朝生（又名施頌德）、劉家良、扈煥之（又名胡文華）、王樹本（又名王耀華）等，先後調到上海。他們首先控制了上海滬西區委，作為他們的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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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其昌為首的臨委比較傾向於陳獨秀的九月政綱，主張運用民主口號與廣大群眾發生聯繫，反對中共組織「赤色工會」與國民黨的「黃色工作」對抗的「盲動主義的工運策略」；充分利用一切公開的、改良的甚至反動的工會，作團結群眾及反國民黨反資本家的鬥爭。行動口號是：召集普選、平等、直接、無記名投票的國民會議。認為正確的「聯合戰線」是「布爾什維克的策略」。[23]因此他們曾要求參加宋慶齡主持的上海「反帝國主義戰爭和反法西斯大會」，[24]表示：「同意這個會議，我們特地為這個會議準備了一個宣言。我們熱誠地動員我們的一切組織，去執行這種工作。」但同時又聲明：「我們在會議中必需堅持我們對於參加的一切黨派的理論、政策、行動之討論和批評的絕對自由！」[25]對這個在白色恐怖下進行的反帝反國民黨法西斯統治示威的會議，他們要求對「一切黨派……批評的絕對自由」，這不是去吵架，去分裂嗎！而大會又是共產黨佈置的，自然他們不可能獲準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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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格拉斯和北方來的年輕托派是一批更加極左的份子，也影響到劉仁靜在思想和行動上更加左傾起來。他們聯合起來，反對陳其昌為首的臨委及其支持者陳獨秀。他們從政治和組織上同時發起進攻，早在1933年12月，劉仁靜和史朝生曾為托派臨委起草關於「福建事變」的決議和意見，就認為軍閥內部有無戰爭是民眾運動漲落的標誌，福建獨立是老蔣完結的開始，並認為如果在此時運用國民會議策略是幫助蔣介石政府，並且反對任何形式的聯合戰線和「共同行動」。同時，由於自感力量太弱，中共的紅軍運動又在第三次左傾路線領導下日漸衰落，因此他們又把革命再起的希望寄託在國際突然事件上，如爆發世界大戰。所以，他們又反對國際上和國內宋慶齡領導的「反戰運動」、「反戰大同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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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在當時開展的內部理論與策略的討論中，他們一方面支援討論，以便統一認識，產生一個比陳獨秀九月政綱更左的新政綱，另一方面，把主要的興趣卻放在組織的改造上，企圖奪取托派的領導權，甚至組成一個「新政黨」。因為1933年由於史太林指示德國共產黨支持打着「社會主義」旗號的希特勒上台，托洛斯基宣佈共產國際已經「死亡」，改變了「挽救」共產國際及各國共產黨的方針，號召各國托派另立新黨。這些青年托派就提出放棄「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的名稱，提議組織新黨——「中國共產主義同盟」。格拉斯、史朝生、劉仁靜等人，從政綱和組織兩方面，同時發起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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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目前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陳獨秀也認為1931年托派統一大會上通過的綱領，已經不適用，應該起草一個新的綱領。他1933年提出的九月綱領，就是為新綱領的誕生作參考的。所以，陳其昌臨委委託劉仁靜起草了一個《政治決議草案》，並在1934年2月20日臨委會上通過。這個草案又受到史朝生為首的滬西區委、彭述之、羅世藩等人的嚴厲批評。但陳獨秀看了這個草案後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