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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贊成國民會議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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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稱：「國民會議口號是我們在目前的中心策略。」但指出：有的同志（暗指陳獨秀——引者）認為除了喊叫『打倒國民黨，召集國民會議』的口號」外，不能有別的方法，「是不利於革命運動的發展的」。我們在實際行動中，亦可以發動群眾罷工示威，向國民黨政府要求，立即召集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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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確定我們對目前革命形勢的認識及我們的革命工作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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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指出：目前革命消沉主要原因，除了客觀因素外，「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正確而努力的領導，亦是必要和主要的因素之一」。因此主張規定新的基本綱領，「原來的《反對派綱領》（即陳獨秀中央時的綱領——引者）已經不夠了」；對外要用一切方式與工人群眾發生聯繫，發表重要的綱領及宣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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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實現黨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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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斯、史朝生、劉仁靜等人，圖窮匕見，終於亮出殺手鐧，說：「這一年來，上海的組織是一個民主的和有充分準備的擴大會議都不曾召集過，一切政治問題及組織問題的決定操在二、三個常委的手裏。假使他們把政治路線和組織工作弄得很糟，我們將怎麼辦呢？那除非全體或多數同志起來幫助它糾正它。這就叫做實行黨內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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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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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樣，雙方矛盾終於不可調和，到1935年1月2日，格拉斯、史朝生、劉家良、劉仁靜等人，盜用「常委」名義，向全國各支部發出了《臨委緊要通告——關於召集上海代表大會》的文件。[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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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告一開始便稱：「目前我們面前擺着許多嚴重的政治問題和工作問題，解決的辦法……就是召集上海的代表會。」接着提出了幾個「必須解決的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批判「聯合戰線」（「共同行動」）問題，認為「政治上最嚴重的就是所謂『聯合戰線』的問題，這個問題不但關係於我們的策略問題，同時關係於我們的階級立場。現在組織內以及我們臨委內顯然存在着兩個絕不相容的思想和路線，並指出是「雪衣、商起士、莊、昌」的觀點——「認為我們可以和自由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政派共同行動，首先推翻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或『在抗日、反戰、或倒蔣這一點上共同行動』。他們因此主張『為了提高反對派的政治地位，我們應該正式參加宋慶齡、胡漢民及史大林派所發起的武裝抗日大同盟』、『反戰大同盟』和他們『合作社會運動』、『合作機關報』等等。」而他們（史朝生、劉仁靜、滬西區委等）「根本反對這種意見」。因為「中國任何的自由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的政派都與帝國主義及軍閥勾結，他們不會實現反戰、抗日或與民眾共同舉行政治革命，推翻蔣介石的軍閥政權。」通告還提出「國民會議的策略、革命形勢的估計及我們工作的重心、『反戰』『抗日』是中心口號與否等重要問題，我們都必須提出來予以明確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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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告的中心問題是指責臨委故意拖延召開代表大會和臨委的改組，說「臨委原十人，現只剩四人，常委亦只剩下二人，且常委本身關係甚薄弱，支部生活只靠臨委或區委中個別同志領導等」，因此，「現在臨委決定十日內召集大會」，要求各支部限於十日內選出代表一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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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後，陳其昌揭露此《通告》出籠的不光明的情況是：「自從老何同志失蹤以後，常委二人幾乎事事對立。我曾主張由我和胡（即胡文華，代表北方青年托派參加臨委常委——引者）同志各提出二位候選人，交各同志選補一常委。但胡同志不同意，他要召集上海活動分子會議改選。我同意了他，並規定了議事日程，由他負責妥找開會地址。我正在等待着找好地址開會，忽然發現了《臨委緊急通告》。這通告不但把活動分子會議名稱改為上海代表大會，並且所規定的議事日程和討論的內容，也完全和以前規定者不同，極大部分是我素來所堅持反對的。」[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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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知道陳其昌派是擁護自己的，但的確也有史朝生派指出的某些缺點，因此他不想袒護任何一方——把組織推向公開的分裂。於是，他如同以往，把反對自己和擁護自己的兩派，都視為同志，出於組織統一和愛護同志的善良願望，企圖調解雙方的矛盾。在1月5日，他復函陳其昌和史朝生等，首先要求「暫時停止爭論，立即召集代表大會來解決」；「我在《校內生活》上觀紀施（即陳其昌和史朝生）二人的爭論，未免太瑣碎了，像這樣爭論下去，有甚麼好結果呢？我認為草案和提綱同樣不高明」；尹寬起草的另一《政治草案》「簡直是中國的『近代史』或『黨史』」，「陳詞濫調，毫無生氣……決不能在同志中發生必須讀完的興趣」。他認為「指導政治行動的決議案，永遠不宜做從昆侖山發脈的政治經濟大文章」因此，他主張「草案」與「提綱」都不用，「由代大另行起草。我並且現在寫了一草案貢獻於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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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除了史朝生與陳其昌兩派外，陳獨秀無意中又提到尹寬也有一個《政治草案》。加上陳獨秀的「草案」，當時只有幾十人的托派竟有四個政綱，可見思想混亂和分裂到甚麼程度。轉而，陳獨秀批評了昌兄「濃厚的實際工作派的觀點」，指出：「我們的政治鬥爭的中心口號和日常鬥爭的口號不同，有時不能遷就群眾的政治水準，實際工作派往往根據某些群眾的見解來觀察批評先鋒派的政治理論，有時很容易走到機會主義，史大林就是實際工作的大將。」但是，陳信的重點是批評史朝生起草的「滬西區委意見書」中關於聯合戰線、國民會議、革命形勢、黨內民主四個重大問題上的錯誤，警告史朝生等人：「至於整紀和清黨，應該『行之以漸』和『去之太甚』，並且必須於代表大會後舉行之，目前萬不可操切！！！」[39]——陳獨秀用三個警嘆號表示對這個問題的嚴重關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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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封信表明，陳獨秀這時還自覺不自覺地把自己放在托派「總書記」的位置上，他的政治水準無疑是高出於各派之上的，但他沒有意識到，他的威信和地位卻早已不如往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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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點被托派中央開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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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史朝生派對陳的信和他提出的綱領不予理睬，甚至認為陳獨秀的綱領和「指定名單命令他的人召集全國代表大會」的主張，感到非常可笑，認為陳太不識時務了。1935年1月13日（《臨委緊要通告》發出後的第十一天），史朝生們終於緊急召開了「上海代表大會」。會後發出的《中常委通告第一號——關於最近上海代表大會及決議》[40]承認，由於某支部代表因故缺席，法南支部及書記其昌等人棄權，只有七人參加。又稱大會由S（即史朝生）同志和W（胡文華）分別作政治報告和組織報告後，全體代表熱烈討論一致通過十項決議，而第一個最重要的決議就是所謂與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共同行動」問題，點名批判陳其昌、尹寬等持此主張的同志，是「徹頭徹尾史大林的國民黨政策，是資產階級在無產階級隊伍中的說客，大會認為只有與這種機會主義的思想及分子作無情的鬥爭，中國布爾什維克列寧派才能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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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如此，此決議還全面攤牌，把陳獨秀、陳其昌、尹寬等有意無意中表達過的思想或根本沒有的觀點，全面批判並威脅要作組織處理——開除。宣稱：「目前一切公開或秘密的保留與自由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共同抗日倒蔣，反戰反帝，說『紅軍』是『土匪』，說『黨的民主現在談不上』，說蘇聯不是工人國家而且日以『和平』轉變為資產階級的國家，以及認為新黨在中國不一定必要，將來也許仍舊用『反對派』方式改良史大林派等原則上意見錯誤的分子，應作最後一次的談話，假如他們重新考慮之後，放棄這種意見，我們是同志，否則立即開除出黨。」這裏例舉的「說法」主要是陳獨秀的，有些是他原來的觀點，有些則是新的，如「蘇聯已經不是工人國家」的觀點，嚴重違背托洛斯基的教誨，因此托派特別不能容忍。據王文元回憶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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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的來說，除了蘇聯國家性質之外，陳獨秀在1936年以前基本上還是一個典型的托洛斯基主義者。即使蘇聯國家性質問題，陳獨秀的思想也只停留在口頭上，還沒有見諸於文字。如王文元所說：「進了南京監獄，離開了實際鬥爭，陳獨秀的思想開始發生了一種後退的醞釀。最初是對蘇聯的國家性質發生了疑問。他覺得當時的蘇聯已經不再是工人國家，也不能像托洛斯基所說的是甚麼墮落的工人國家。他以為，工人階級一旦被逐出於統治機構——即國家機關以外，這個國家便不是、也不可能是工人階級的。因之，他認為史大林的蘇聯只能稱為官僚國家，決不能被描寫為任何種類的工人國家。不過陳獨秀的這樣的意見，那時也還只是感情的，直覺的，未嘗深思的，他不曾為此作歷史的與社會學的研究，也沒有明確的自己意見，因之不曾正式用文字寫下來。」[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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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的另一個內容是：「應立刻改變『左派反對派』的名稱為『中國共產主義同盟（布爾什維克—列寧派）』，對國際而言則為『國際共產主義同盟（布列派）中國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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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主義同盟」——這是中國托派繼「中國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反對派」、「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之後的第三個名稱。如上所述是為了響應托洛斯基指示各國托派獨立建黨號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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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還決定「改變全國領導機關名稱為中央委員會，不復用『臨委』名稱」，並推選劉家良（書記）、史朝生、胡文華、邵魯[42]、李福仁、（格拉斯）等九人和香港一位（空缺）共十人組成中央委員，前三人為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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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代表大會，對於中國托派來說，無疑是一場小小的政變。因為緊接着發出了《中常委第二號通告——常委為撤銷陳其昌、商起士（即尹寬）黨籍及要求其他同志表示最後態度事》，宣稱：「中央委員會根據上海代表大會的決議案（一），已與陳其昌同志作最後談話。陳正式表示：原來的路線主張是完全正確的，一點不能更改。中央認為陳其昌犯下列各種嚴重錯誤，三五月來經過多數同志口頭的努力說服，始終沒有效果，因此決定將他開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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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列舉陳其昌三大錯誤：「（a）陳其昌完全保持過去史大林派出賣工人階級的孟什維克路線，主張聯合宋慶齡等資產階級左派『在反日反帝推翻南京政府的民主綱領底下共同行動』，組織或參加『武裝抗日大同盟』，『合辦不批評三民主義的報紙』。」（b）陳其昌的思想和行動是一個十足的跋扈的官僚資本主義者……(c)「陳其昌對『紅軍』及『新黨』等原則問題始終保持自己的取消主義成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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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其昌然後發表聲明，說史朝生們造謠，他們主要以「聯合戰線」問題為藉口，綁架臨委，藉以打擊與他們意見不同的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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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號通告為甚麼還要開除尹寬呢？因為，「中委認為經過同志們多次口頭的和文字的說服以後，他仍保留……在『抗日、反戰、反軍閥或援助農民暴動等一般民主任務綱領底下建立聯合戰線』，合辦《中國論壇》式的機會主義報紙，及成立『國民黨』式的『大同盟』，因此，本決定取消他的黨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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