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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他深切痛感大革命失敗於俄國人和共產國際的干涉，他特別痛恨李福仁的插手，指出：「外國同志倘在中國鼓動分裂運動，如果他算是國際代表，最後國際必須負責（望你們將我這句話明白告訴他！！！），分裂運動不是任何人可以任意兒戲的，特此提出警告！」[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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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的這封短信，也中了史朝生的下懷並被他們所激怒。他們以「中國共產主義同盟中央委員會」的名義，立即在25日給陳寫了一封長達九千字的類似文件性質的極其嚴厲的長信《中央委員會給雪衣同志的信—關於表示政治立場及怎樣解決組織問題》。[45]信中除了說陳獨秀的錯誤路線是「組織內一切機會主義思想和分子的發動機」之外，列舉了「五大錯誤」，並說：「你的這些意見，不斷的引起組織內部機會主義思想或分子的發生」，然後列舉1932年陳其昌、趙濟等；1933年舊臨委劉伯莊、嚴靈峰等；1934年陳其昌、尹寬等的主張和行動，得出結論：「你的這些嚴重錯誤，無疑的起很大的影響。幾年來『反對派』可以說是在你的路線之下工作」，「許多機會主義的路線和分子不斷的藉你的『權威』和藉你的這些錯誤發展起來。」最後威脅說：「上面幾個重要問題請你明確的答覆我們。在你未決定最後態度以前，我們願和你繼續討論，並供給你一切材料。我們希望我們仍能在一個布爾什維克的（而非中派主義的）組織內一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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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陳獨秀自從遭到史太林共產國際和中共攻擊開除、托派小組織攻擊、「一．二八」事變中托派劉仁靜、陳岱青及法南區委等極左派攻擊以來，第四次最嚴厲的攻擊，而且是引述陳獨秀的文章、文件，有計劃、有步驟的精心策劃的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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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底，第一屆托派中央五個常委之一王文元出獄到上海，瞭解此情況後也致函劉家良、史朝生呼籲：「在目前中國這樣黑色的氛圍中，我們這點點快等於零的力量，應該要相當加以珍惜的」；與陳獨秀的意見不謀而合，提議將不同意見提交全體討論，大會解決，特別是「請國際解決」；在解決前，「不要進行組織分裂和制裁。」[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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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被極左思潮沖昏了頭腦的新中央，根本聽不進陳獨秀的這些逆耳忠言，王文元的意見自然也不被理睬。而且在上述開除陳其昌、尹寬的決定中指出，如果陳獨秀不檢討「聯合戰線」等「重大的機會主義錯誤」，也要開除。據王文元回憶陳獨秀當時的確是被「開除」了：史朝生、劉家良、王耀華、扈煥之與李福仁「組織了一個臨時領導機關，在理論上，這幾位新出山的青年領袖受着劉仁靜的指導，所以他們一經登台，立刻就來清算監獄中的陳獨秀，把他早已由托洛斯基為之刷清的甚麼『機會主義』、『侮辱紅軍』……舊罪名，統統搬將出來，加以鞭笞，而且還通過決議，列舉罪狀，要南京監獄裏的『老頭子』承認，否則『開除』。陳其昌和當時剛出獄的尹寬等，見了此種狂妄可笑的行為，竭力反對，史朝生和劉家良等便將他們也一併『開除』了」。[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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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後來，王文元在美國哈佛大學遵照托洛斯基遺囑（死後40年開放）開放的托氏檔案中，發現一份《勞勃茨同志——（即伊羅生——引者）向國際書記處提出的備忘錄》（有關中國共產主義同盟現狀的口頭報告——限於事實方面）。這個備忘錄於1935年8月3日寫於巴黎，王當即將其翻譯出來。其中有關陳獨秀被「開除」部分，與王的回憶有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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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陳獨秀在他讀過托洛斯基同志《蘇聯與第四國際》那本小冊子之後，否定了蘇聯的無產階級性質，這是陳獨秀同志所做的許多事情的最後一件，表示出他基本上與中國的布爾什維克——列寧派毫無共同之點了。他的關於資產階級和關於紅軍的立場，他對組織事項的態度以及他對蘇聯的意見，這一切加在一起，充分表明出：在政治上，陳獨秀正如美國的俗語所說，是“washed out”（完蛋）了。他是精疲力竭，已經完場大吉。他是一位具有大勇與極度忠實的同志，作為戰後（第一次大戰後——譯者）中國年輕一代的領導人，他將被人民永遠紀念的；但是，他始終保存着當年幫助中共扼殺中國革命的那些思想而不能自拔，今天他是落在我們後面了。去年，組織開除了陳其昌及其一夥之後，新的中央委員會給陳獨秀寫了一封相當長的信，說明他與目前的組織之間存在着的鴻溝。那封信乾脆對他宣佈：除非他徹底改變立場，我們的組織與他之間不可能再保持任何關係。這封信始終不曾交到陳獨秀手中，因為當時原擬前去送信的人始終不曾去成。以後也再沒有機會，跟着不久，便發生了（二次）被捕事件。[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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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上述根據當時托派的油印刊物（文件）所敍述的歷史比對，伊羅生備忘錄敍述的情況是符合事實的，並填補了一些空白。就是說，新中央對陳獨秀的「開除」決議，來不及執行（未及送達陳獨秀），所以說陳獨秀這一次是差一點被托派組織所開除。而且，備忘錄提供了另一個重要線索——陳獨秀晚年思想的一個偉大的轉捩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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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原來只是反對「保衛蘇聯」或「擁護蘇聯」這個口號，1934年讀了托氏的《蘇聯與第四國際》小冊子後，認定蘇聯不再是「工人國家」，這是他晚年思想的一大轉變。由此將得出一系列重大的論斷，從而形成「晚年思想」，呈現出他一生中最偉大的思想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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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需指出的是，「聯合戰線」所以成為陳獨秀與青年托派爭論和決裂的根本問題，是由於托洛斯基對大革命失敗教訓的總結，引起了太多不同的解讀。托洛斯基一再譴責大革命中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黨內合作」方式—即一黨服從另一黨的綱領，並混合組織，受其領導和宰割，是機會主義、投降主義的「聯合戰線」。對此，陳獨秀、陳其昌等人認為，如果兩黨獨立，在某個問題上「共同行動」的聯合戰線，並不違反托洛斯基主義；但是正如陳獨秀所說，劉仁靜及許多托派成員，從托氏的話「走向另一極端」，否定與資產階級左派和小資產階級的政治集團作任何形式的聯合戰線或「共同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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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述，伊羅生在給托派國際的《備忘錄》的同時，還提供了列爾士（劉仁靜）這位陳獨秀的「反對派」寫的《五年來中國的左派反對派》報告，伊羅生在備忘錄中敍述了1935年1月13日的「上海支部代表會議」成立了新的「中央委員會」。「新的中央委員會立即行動起來……情緒高漲，因為終於擺脫了那件與資產階級結成聯合戰線的累贅的行李了。新中央開除陳其昌、尹寬；「陳獨秀寫了一封怒氣沖沖的信給上海的人，斥責那次代表會議」，並對開除陳、尹二人「表示非常憤怒」；「並且他做得如此過分：竟提出一張自己假定的名單，要大家接受作為新的中央委員會。他提的新名單包括組織內所有敵對的人，一種無法成立的雜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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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情況，在托派留下的檔案中，沒有記錄。但因為伊羅生是當事人，陳獨秀當時又主張維持組織的團結，因此他提出這樣一個「新中央委員會」的名單是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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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羅生寫完這個《備忘錄》後，把劉仁靜寫的《五年來的中國左派反對派》報告提供給了巴黎的第四國際書記處東方部負責人Sneeviet（荷蘭托派領袖），然後就到挪威奧斯洛拜見托洛斯基本人，宣講他的上述《備忘錄》，以爭取托氏對他、劉和極左派青年托派的支持。頗具諷刺意味的是，托氏與陳獨秀卻從未謀面，但從這次聽伊羅生的彙報托派內部鬥爭後的態度表明：托氏與陳真是靈犀相通，而對劉仁靜這位自稱的「真正的托洛斯基主義者」卻一直很不以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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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8月8至13日，托洛斯基讀了伊羅生寫的《備忘錄》和他帶來的劉仁靜寫的《五年來的左派反對派》後，四次接見伊羅生，暢談中國托派內部的這場鬧劇，特別談陳獨秀問題。根據伊羅生的筆錄，有關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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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對於劉仁靜自命為中國運動中布爾什維克傾向的代表的那種驕傲態度，頗覺有趣；關於同資產階級聯合戰線問題：對於劉仁靜所說的陳獨秀機會主義，托氏絕不相信，他覺得把問題說得太不辯證了，太傾向於不加分別地使用含渾的名詞了。例如他覺得必須把（混合組織的）「聯合戰線」和「共同行動」區別開來；假使我們這樣地採取一個呆板的公式那我們就有趨向於教派與機會主義的危險。他着重地說：「共同行動」，純粹插話性的共同行動，一定得同向資產階級投降，混合組織，或不為任何具體任務而建立一種永久組織的「聯合戰線」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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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恰恰是陳獨秀在與劉仁靜極左派爭論時的觀點。托氏立場鮮明地站到了陳獨秀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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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紅軍問題，托氏只說：「它的發展證實了反對派的一般的預言：如不得工人階級運動的領導，則它的命運就會依賴於其存在區域中的上層民眾（商人與中、富農），即被國民黨及帝國主義的優勢兵力所壓服。」——這個觀點也是與陳獨秀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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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國民會議問題上的爭論，伊羅生介紹：「劉仁靜說群眾把國民會議和無產階級專政『當成一個東西』（即國民會議是無產階級專政之通俗公式），托氏就打斷了我的話，他說：倒不如這樣說更對些，就是劉仁靜把他自己心裏的東西和群眾心裏的東西『當成一個』了。他接着說，在英法等國的發展中，民主主義是走向社會主義的一個長時期，是延長了幾世紀的時期……在中國，『民主』時期極短，也許完全不存在。這都是完全可能的，但這不是說，群眾把國民會議或民主的概念和無產階級專政『當成為一個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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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觀點也是與陳獨秀批判劉仁靜的觀點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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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關於因這些爭論，中國托派新中央決定開除陳獨秀，托氏鮮明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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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現在還沒有完全瞭解這些爭論，所以還不能表示意見。不過有一點我可以說的。我想即便陳獨秀具有某些機會主義的成分，但他畢竟多活幾歲，有更多的經驗。他把這一切都在生活中體驗過了。他比別人能在更為具體的形式下去知道這些。他能貢獻我們許多好的意見。而劉仁靜可怕地把不同意見誇大了……我相信和陳獨秀的分裂是不允許的。我們絕對需要留他在第四國際總委員會中與我們合作。[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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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斯基深深信任和倚重陳獨秀，就在與伊羅生第三次談話後，即8月10日，他立即給在上海的李福仁寫了一封信，堅決防止再出現「開除」陳獨秀的事件。首先不得不默認中國托派組織的變化，「中國支部也已成立其自己的中央委員會，與陳獨秀及其一派不相干了」，「那些思想分歧，我暫時不表示意見」。而對陳獨秀態度卻十分鮮明，毫不掩飾地竭力推崇陳獨秀「是知名的，而且業已證明為絕對可靠的」。「他是國際的人物，他現在被監禁在牢內。他不僅仍舊忠實於革命，而且仍舊忠實於我們的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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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與伊羅生的談話一樣，實際上已經明確表示了對兩派爭論的意見。托氏也不顧這種自相矛盾的現象，最後甚至以「你們不要我要」的態度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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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史沫特萊、蕭伯納、宋慶齡、蔡元培、伊羅生、林語堂、魯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