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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寬為甚麼說「陳獨秀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而強烈反對陳參加第四國際的總理事會呢？因為以前就反對陳獨秀1933年9月為托派起草的綱領。在托派中央被破獲後，1935年7月10日，陳在獄中又為即將成立新的托派中央機構起草了一份綱領式的文件《現局勢與我們的政治任務決議草案》，又遭到尹寬的強烈批判。尹寫了約一萬五千字的長文《評雪衣的〈現局勢與我們的政治任務決議草案〉》[59]和兩封《給雪衣的信》。[60]文章開宗明義地說：陳獨秀的草案「代表史大林派的極左主義之另一極端的右傾機會主義。」這是史太林、共產國際、中共及史朝生們給陳獨秀戴「右傾機會主義」帽子後又一頂新帽子；而且這個給他戴帽子的人是與陳獨秀一起渡過大革命、轉向托派、被黨開除、促使托派由小組織走向統一的老戰友、老下級。對於陳獨秀來說，自然是刺激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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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的許多政治主張，多從實際出發，較少考慮將來的估計，因為將來到來時，他又會拿出新的對策來。但是尹寬卻指責說：「在我們，蘇維埃是目的，國民會議是鬥爭的策略和方法。但右派的愚蠢是把策略和方法當作根本路線，把國民會議本身當作唯一可寶貴的東西。」他甚至還說陳獨秀「專門擴大反動的局勢」，完全抹殺革命發展可能的條件，因而「根本取消了革命的鬥爭，只剩下空洞的『民主的國民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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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的嚴重在於，這份1935年9月4日寫的「萬言書」與陳獨秀的草案一起，以鉛印小冊子的形式散發，表明了新臨委的整個態度。實際上，這是整個托派中央的觀點。甚至與陳獨秀關係最密切的原臨委書記陳其昌，也以一貫謹慎的態度保持沉默。這就意味着，陳獨秀的思想正在與托派新臨委乃至整個托派醞釀徹底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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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看了這份萬言書後的氣憤和厭惡，是可以想像的，並且他認識到他與托派內部佔優勢地位的極左派之間在革命性質與任務及「國民會議」口號問題上長期的爭論，焦點逐漸明確地集中到民主的問題上。於是他對自人類由氏族社會以來民主主義發展史作了系統的研究，以「孔甲」筆名發表《無產階級與民主主義》[61]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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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文章又在執着於托洛斯基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托派內部發生軒然大波。被陳獨秀譏為在莫斯科「蔑視民主主義」的空氣中薰陶出來的青年之一王文元回憶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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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第三次入獄之前（即1935年夏至1937年5月——引者），我們新建的理論機關報《火花》，記得只出了兩期……值得提出來的是陳獨秀的一個提綱，關於民主主義的。它表示出這個中國啟蒙大師思想上的新轉變，他在不斷躍進後的倒退。他比較鄭重地研究了民主主義的歷史發展。結果他達到了這樣的一個結論：人類的歷史主要乃是一部民主的發展史……民主是社會進步或倒退的最可信指標，它本身並不含有階級性，更不是資產階級的專利品，社會主義者若在民主頭上扣上某某階級的帽子而加以排拒，則是反動而非進步的。他認為一個真正的工人國家絕對應該比任何資產階級更加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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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陳民主思想昇華到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起始文章（署名：孔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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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這種情況，托派臨委決定在機關報《火花》上，針對陳獨秀的文章，開展一場「關於民主主義的討論」。編輯部在前言中說，孔甲的文章登載以後，「已引起許多同志的迴響。我們認為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為使同志們和一切革命者對它有清楚的認識起見，我們認為應該進行一場廣泛而公開的討論」。[62]在這一期《火花》上，發表了四篇討論文章。第一篇文章題為《思想上的重新武裝》，署名「學文」，對陳的觀點進行了闡述與發揮。「學文」很可能是陳獨秀的又一個筆名。因為，當時他在托派刊物上用的「頑石」、「雪衣」、「鳦兒」，大家已經知道是陳獨秀，再用一個新筆名也是無所謂的事。況且以此可以造成還有人同意他的觀點的影響，而不是大家認為的那樣「沒有一個人同意」而被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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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當時陳獨秀在與劉仁靜、彭述之、史朝生等青年托派爭論的同時，還在多篇文章中點了商起士（即尹寬）的名，批判他把「國民會議」的民主口號與奪取政權的「蘇維埃」口號對立的思想。尹寬也有上述「萬言書」應戰的表示。所以，上述「學文」文章，越看越像是陳獨秀所作。王文元說陳獨秀的民主觀點，在當時托派中「沒有一個人同意」，也許是事實。還因為當時能批判尹寬者，除了已經入獄的史朝生等外，只有陳獨秀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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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關於民主的理論層面上，陳獨秀與托派開始分裂外，在政治層面，即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上，也醞釀着分離。由於侵略東北後日本又企圖蠶食關內的「華北事件」，全國反日運動又趨高潮。托派中央多少改變了以前陳其昌臨委的保守做法，較積極地參加到國家的政治生活中來。特別是這年冬天發生的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北平學生為中心的反對日本侵略華北的「一二．九」運動，席捲全國時，華北的不少托派學生也參加了南下要求國民黨政府抗日的請願。此外，他們以「中國共產主義同盟（布爾什維克列寧派）」名義，散發了大量鉛印的傳單，提出他們的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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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這時有條件進行「鉛印」，是因為他們設計奪取了原伊羅生主持《中國論壇》用的印刷機。據王文元說：新領導機關成立後，「第一件工作是建立一個自己的印刷工廠。伊羅生本來留下一架小印刷機給組織的（這架印刷機本來是中共的，用於印刷《中國論壇》報的，伊轉向托派時，帶了過來——引者），但在史朝生等當權時出賣了，換來的一筆錢，也當作工作經費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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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他們沒有能力買機器，就憑幾個印刷工人的智慧，製作了最原始的「木架鉛印機」，單單買一些鉛字來，就能夠印出兩種顏色的漂亮報紙來，以致魯迅見了誤會托派是拿了日本人的「骯髒的錢」來辦報的。從此，中國托派組織擺脫了「油印時代」，進入了「鉛印時代」。為了維持這個「印刷工廠」，還發生過一個小插曲：這個工廠起先由兩個工人管理，後來一個姓粟的叛變了，企圖霸為己有，對組織實行要脅。於是，臨委來了一次突然襲擊：李福仁化裝成租界裏巡捕房的「三道頭」，邵魯與另一個同志扮成「包打聽」（上海話，即便衣偵探—引者），直入粟寓，將木架鉛印機搶出。[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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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這架鉛印機，托派的宣傳效果大大地提高了。在一張1935年12月22日以上述托派組織名義散發的《告革命學生書》[64]中，在總結了五四與五卅運動的經驗後，他們向學生提出了「到民間去」的口號，「從事群眾的革命運動，做工人和貧農的訓練員」（請注意：這個口號，與當時中共口號完全一致），並明確指出：「你們的運動只是群眾的革命運動之發動，如果不把你們的運動與工農大眾結合起來成為一種真正群眾的革命運動，那你們的運動一定要失敗的」；還指出反日鬥爭必須與推翻國民黨統治相結合：「中國的命運取決於中國民眾之解放的鬥爭。為能自由地做民族解放的鬥爭必須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的軍事專政。」為此，向學生供獻三點意見：一是「各校組織真正代表群眾革命意志的學生會，並成立全國學生聯合會，以統一指揮」；二是「鬥爭對像是日本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的統治」；三是「把你們的運動與工農大眾結合起來」。最後提出15條口號，除「召集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和「第四國際萬歲」，表示托派特色外，還有一條——「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與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王明等人提出的「八一宣言」開始的中共正在醞釀的以第二次國共合作為中心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生對抗。陳獨秀開始也是這個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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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斯基主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個流派，與史太林派沒有本質區別。陳獨秀參加托派內部討論的基本立場和觀點，批判極左派，還是用的是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目標是暴力革命推翻國民黨統治。這一點集中表現在1936年應茅盾《五月二十一日》徵文寫的文章《中國的一日》中。文章宣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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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階級的社會裏，一個國際主義者的頭腦中，所謂世界，只有兩個橫斷的世界，沒有整個的世界。……若有人企圖把整個的世界這一抽象觀念，來掩蓋兩個橫斷世界之存在，而和緩其鬥爭，這是反動的觀點；如果有人相信這利害不同的橫斷世界及橫斷社會，可以合作，可以一致，這不是癡子，便是騙子。不要做癡子，而受騙子的騙。[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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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意思是世界上只有階級的對立和鬥爭，沒有民族的對立和鬥爭。因此也沒有甚麼階級合作的統一戰線。以此批判共產國際和中共提出的「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及正在形成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陳獨秀一貫的方針是，雙方保持獨立的前提下，在某一問題、某一事件上的「共同行動」或「聯合戰線」，反對一個屈服於另一個或一個政黨加入另一個政黨的「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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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7月1日，他以一個奇怪的筆名「鳦兒」寫的又一個綱領性的文章《我們在時局中的任務》，[66]用更明確的語言闡述上文的思想。他猛烈地指名抨擊「八一宣言」和朱德、毛澤東聯名發表的《為兩廣出兵北上抗日宣言》提出的「聯合陣線」的策略是與各種反動派合作「欺騙民眾」，而不是民族解放與國家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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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胸狹小的馬克思和列寧，當然在醉夢中也想不到如此高明的革命戰略（據他們自己說是戰略）！然而，在這一丟醜的文件中，丟醜還不徹底，因為還有「南京賣國政府」、「人面獸性的敗類蔣介石……出賣我領土」和「蔣賊」這些不合時代的詞句，還是一個缺憾；果然不久以後，這一缺憾便彌補起來了，在朱德領銜的中國紅軍致全國各省軍事長官要求團結一致的快郵代電中，「南京蔣總司令」的頭銜，也赫然列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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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經過「九．一八」、「一．二八」、華北事件，日本瘋狂侵略，民族矛盾已經明顯上升為主要矛盾的情況下，陳獨秀的思想在這一方面還是相當落後的，落後於正在向「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轉變的中共。同時也說明，這時的陳獨秀的左傾思想與他批判的托派內部極左派思想，不過是程度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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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濮清泉說，陳獨秀的這種思想，直到這年年底「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才開始轉變。開始傳來張學良、楊虎城發動兵諫扣蔣消息時，他的表現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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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直像兒童過年那樣高興，他託人打了一點酒，買了一點菜，對我和羅世凡說，我生平滴酒不喝，今天為了國仇家恨，我要痛飲一杯。他先斟滿一杯酒，高舉齊眉說，大革命以來，為共產主義而犧牲的烈士，請受奠一杯，你們的深仇大恨有人給報了。於是他把酒奠酹地上。他斟了第二杯，嗚咽起來說，延年啦喬年，為父的為你倆酹此一杯！接着他老淚縱橫，痛哭失聲。我們見過他大笑，也見過他大怒，但從未見過他流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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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為上海托派臨委起草的革命文件，企圖繼續遙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