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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打成漢奸及魯迅評托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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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對於中國托派來說，還有一件致命的事件，就是被史太林策劃的陰謀誣陷為漢奸，同時也殃及陳獨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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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2月1日，時任聯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列寧格勒州委第一書記的基洛夫在斯莫爾尼宮走廊裏公開被刺殺，兇手當場被擒。但是，接着在審訊過程中，包括兇手、知情人，一個一個被殺死，使此案成為千古之謎。以此為開端，蘇聯當局實施了歷時數年的大逮捕，大清洗，大屠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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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當事人回憶，外國共產黨在莫斯科的代表絕大多數被殺，中共的王明、康生為了自保，在陳獨秀和「托派即漢奸」的問題上大做文章。根據聯共編造的托洛斯基宣稱「不阻礙日本侵略中國」的罪名，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在巴黎的機關報《救國時報》上連篇累牘發表文章多達40餘篇，指「托陳派」為「漢奸」，短則千字，長達半版，如「肅清日本漢奸陳獨秀」之類。對此，國內無人相信，包括長征後到達陝北的中共中央。193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發表《為創立全國各黨各派的抗日人民陣線宣言》，特別點名提到「中國托洛斯基主義者同盟」，呼籲共同「創立抗日的人民陣線，以抵禦日本帝國主義盜匪們的長驅直入」；「互派代表同我們與我們的地方組織共同協商具體進行辦法……」[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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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鬥爭的骯髒就在於為了需要，可以不擇手段。陳獨秀不是漢奸，雖為國內各界所共識，但「托派即漢奸」的輿論卻很快被國內各派所利用。於是，不僅托派受害，其他一切政派都以「托派」為罪名加之於與托派毫無關係的一切政敵，甚至魯迅也捲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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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日本侵華步步深入，共產國際開始調整政策，王明奉命以「中國蘇維埃中央政府、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名義，於1935年8月1日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八一宣言），號召全國各黨派包括國民黨特務組織「藍衣社」在內，組織「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魯迅剛剛從「局外人」轉到同情與支持共產黨的革命立場上來，自然難以接受，於是就與翻筋斗似地跟着王明一起轉過來的上海文化界共產黨領導人周揚等人發生了一場「國防文學」與「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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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戰起因，是周揚在1936年春天按莫斯科王明的指示，突然解散「左聯」，另組一個包括上海文學界各種頭面人物的「文藝界協會」，並提出「國防文學」的口號，取代原先的「無產階級文學」。問題是他們事先竟不與身為「盟主」的魯迅商量，只是派茅盾將這個決定通知他。魯迅對如此粗暴無禮的做法，有一種被利用的感覺，實在難以接受。於是他對茅盾說：「對他們這班人，我早已不信任了！」[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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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派臨委負責人陳其昌瞭解到魯、周的爭論之後，誤以為魯迅也是反對聯合戰線的，就以陳仲山假名給魯迅寫了一封信，並送上托派中央機關報《鬥爭》、《火花》等刊物，企圖爭取魯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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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其昌有點一廂情願。因為，魯迅與周揚關係弄壞，只是他與共產黨王明派的幾個人關係不好，特別是創造社、太陽社中的幾位「宿敵」。而他與整個共產黨，特別是他與身邊以馮雪峰為代表的共產黨蘇區毛澤東派的關係，依然良好。二是，他與周揚的關係，畢竟是「盟友」，大敵當前也不願徹底翻臉。而且魯迅對他們的尚有「自行改正」的期待：「事實會證明他們到底是甚麼人，但倘使他們真的志在革命與民族，而不過心術的不正確，觀念的不正確，方式的愚笨，那我就以為他們實有自行改正一下的必要。」[70]三是，王明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及其在上海的執行者，初期雖有右的缺點，但大方向是正確的。魯迅畢竟是一個愛國者，對此基本上是擁護的；他與周揚們的分歧，只是策略性的，並不是反對不反對聯合戰線的分歧，而是魯迅擔心「國防文學」的口號太含糊，會在聯合戰線中失去領導權，像大革命中那樣再次被人「吃掉」，所以他提出「民族解放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來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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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還有重要的一條是，陳其昌的信是站在連陳獨秀都不屑的極左立場上寫的。信中首先攻擊中共的「抗日民族聯合戰線的新政策」，「放棄階級的立場……要求與官僚、政客、軍閥，甚而與民眾的劊子手『聯合戰線』」。信中承認現在上海的一般自由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上層分子無不歡迎中共的「新政策」，但又說新政策「越受歡迎，中國革命便越遭毒害」。進而又說：「我們這個團體，自一九三〇年後，在百般困苦的環境中，為我們的主張不懈的鬥爭……幾年來的事變證明我們的政治路線與工作方法是正確的」；信中要魯迅支持他們：「先生的學識文章與品格，是我十餘年來所景仰的，在許多有思想的人都沉溺到個人主義的坑中時，先生獨能本自己的見解奮鬥不息！我們的政治意見，如能得到先生的批評，私心將引為光榮。」[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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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是一個原則性很強的人，對如此不顧大局、赤裸裸地攻擊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中共，又吹捧、拉攏自己的信，他的厭惡是可想而知的。而中共繼瞿秋白走後，為爭取魯迅對處在極端困難中的共產黨的支持，又派胡風、馮雪峰等人長陪在魯的周圍。如紅軍到達陝北時，促使魯迅與茅盾聯名拍電報祝賀；馮甚至自作主張以魯迅的名義買了火腿，作為禮物送去陝北，事後告訴魯迅，魯表示同意。所以，接到陳信後，1936年6月9日，馮雪峰趁魯迅病重不能執筆的機會，代寫了《答托洛斯基派的信》，進行報復性反擊。信中一面以托派刊物印刷品質好為由，懷疑托派「下作到拿錢來出報攻擊毛澤東先生們的一致抗日論」。一面竭力吹捧共產黨：「那切切實實，足踏在地上，為着現在中國人的生存而流血奮鬥者，我得引為同志，是自以為光榮的。」[72]過去，此信一直被稱為魯迅「病中口授」。後來，親歷此事的胡風發表回憶錄《魯迅先生》一文披露真相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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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號問題發生後，國防文學派集全力進攻。馮雪峰有些着慌了、想把攻勢壓一壓。當時魯迅在重病中，無力起坐，也無力說話，連和他商量一下都不可能。恰好愚蠢的托派相信謠言，竟以為這是可乘之機，就給魯迅寫了一封「拉攏」的信。魯迅看了很生氣，馮雪峰拿去看了後就擬了這封回信。「國防文學」派放出流言，說「民族解放戰爭的大眾文學」是托派的口號。馮雪峰擬的回信就是為了解消這一栽誣的。他約我一道拿着擬稿去看魯迅，把擬稿念給他聽了。魯迅閉着眼睛聽了，沒有說甚麼，只簡單地點了點頭，表示了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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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病情好轉、恢復了常態生活和工作的時候，我提了一句，「馮雪峰模仿周先生的語氣倒很像」。魯迅淡淡地笑了笑，說「我看一點也不像」。[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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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封答托派的信，與其說是魯迅的答信，不如說是一個崇拜毛澤東的共產黨員馮雪峰的答信。自然，在向魯迅讀信時，魯「只是簡單點了點頭，表示了同意」，也是事實，這與當時所有的中國人一樣，一是在不瞭解事實的情況下，對已經形成社會共識「謠言性的輿論」的無奈與勉強的認同；二是對托派反對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基本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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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元則說：在南京獄中的陳獨秀知道此事件後，「大發脾氣，問我們為甚麼會對魯迅發生幻想。他認為，魯迅之於共產黨，無異吳稚暉之於國民黨，受捧之餘，感恩圖報，決不能再有不計利害的是非心了」。[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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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始終懷疑王文元轉述的這段話，因為這與陳對魯的一貫評價不一致。吳稚暉是陳最痛恨的「反共老賊」——「四．一二」政變的主要策劃者，陳延年就是吳出賣催促所殺。陳再糊塗，也不會把魯迅比吳，實際上，陳與魯二人互相讚譽的情感至死未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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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被共產黨加以「反革命」、「叛徒」、「托匪」等種種最惡毒的罪名，又被國民黨以「危害民國」罪關進監獄時，魯迅卻不避忌諱，1933年3月5日在《我怎麼做起小說來》一文中高度讚揚陳獨秀是文學革命的「主將」，是自己的啟蒙導師。同時在另一文章中，讚揚陳獨秀是一個「一目了然」的光明磊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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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逝世一年之後，即全國抗戰爆發後，陳獨秀也贊成國共合作為中心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時，公開發表《我對於魯迅的認識》，[75]對魯迅作出他的評價，依然如《新青年》時期那樣，讚譽備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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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之毀譽過當者，莫如對於魯迅先生。魯迅先生和他的弟弟啟明，都是《新青年》作者之一……然而他們兩位都有他們自己獨立的思想，不是因為附和《新青年》作者中那一個人而參加的。所以他們的作品在《新青年》中特別有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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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先生的短篇幽默文章，在中國有空前的天才，思想也是前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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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國十六七年，他還沒有接近政黨以前，黨中一班無知妄人，把他罵得一文不值，那時我曾為他大抱不平。後來他接近了政黨，同是那一班無知妄人，忽然把他抬到三十三層天以上，仿佛魯迅先生從前是狗，後來是神。我卻以為真實的魯迅並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人，有文學天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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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陳獨秀說：「魯迅對於他所接近的政黨之聯合戰線政策，並不根本反對，他所反對的乃是對於土豪、劣紳、政客、奸商都一概聯合，以此懷恨而終……在這一點，這位老文學家終於還保持着一點獨立思想的精神，不肯輕於隨聲附和，是值得我們欽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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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答呂澂的信〉，《新青年》，第6卷，第1號。「撫」，原意為輕按，也有循據之意，即崇奉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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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陳獨秀的題詩未署日期，劉海粟題記是「乙亥年十一月」應是陽曆11、12月，由此可推算，題詩日期應該是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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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向寧：《堪稱獨秀不愧風流——陳獨秀聯語瑣談》，未刊手稿。作者是中國楹聯學會及江津市作協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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