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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號問題發生後，國防文學派集全力進攻。馮雪峰有些着慌了、想把攻勢壓一壓。當時魯迅在重病中，無力起坐，也無力說話，連和他商量一下都不可能。恰好愚蠢的托派相信謠言，竟以為這是可乘之機，就給魯迅寫了一封「拉攏」的信。魯迅看了很生氣，馮雪峰拿去看了後就擬了這封回信。「國防文學」派放出流言，說「民族解放戰爭的大眾文學」是托派的口號。馮雪峰擬的回信就是為了解消這一栽誣的。他約我一道拿着擬稿去看魯迅，把擬稿念給他聽了。魯迅閉着眼睛聽了，沒有說甚麼，只簡單地點了點頭，表示了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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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病情好轉、恢復了常態生活和工作的時候，我提了一句，「馮雪峰模仿周先生的語氣倒很像」。魯迅淡淡地笑了笑，說「我看一點也不像」。[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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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封答托派的信，與其說是魯迅的答信，不如說是一個崇拜毛澤東的共產黨員馮雪峰的答信。自然，在向魯迅讀信時，魯「只是簡單點了點頭，表示了同意」，也是事實，這與當時所有的中國人一樣，一是在不瞭解事實的情況下，對已經形成社會共識「謠言性的輿論」的無奈與勉強的認同；二是對托派反對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基本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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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元則說：在南京獄中的陳獨秀知道此事件後，「大發脾氣，問我們為甚麼會對魯迅發生幻想。他認為，魯迅之於共產黨，無異吳稚暉之於國民黨，受捧之餘，感恩圖報，決不能再有不計利害的是非心了」。[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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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始終懷疑王文元轉述的這段話，因為這與陳對魯的一貫評價不一致。吳稚暉是陳最痛恨的「反共老賊」——「四．一二」政變的主要策劃者，陳延年就是吳出賣催促所殺。陳再糊塗，也不會把魯迅比吳，實際上，陳與魯二人互相讚譽的情感至死未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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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被共產黨加以「反革命」、「叛徒」、「托匪」等種種最惡毒的罪名，又被國民黨以「危害民國」罪關進監獄時，魯迅卻不避忌諱，1933年3月5日在《我怎麼做起小說來》一文中高度讚揚陳獨秀是文學革命的「主將」，是自己的啟蒙導師。同時在另一文章中，讚揚陳獨秀是一個「一目了然」的光明磊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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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逝世一年之後，即全國抗戰爆發後，陳獨秀也贊成國共合作為中心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時，公開發表《我對於魯迅的認識》，[75]對魯迅作出他的評價，依然如《新青年》時期那樣，讚譽備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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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之毀譽過當者，莫如對於魯迅先生。魯迅先生和他的弟弟啟明，都是《新青年》作者之一……然而他們兩位都有他們自己獨立的思想，不是因為附和《新青年》作者中那一個人而參加的。所以他們的作品在《新青年》中特別有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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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先生的短篇幽默文章，在中國有空前的天才，思想也是前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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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國十六七年，他還沒有接近政黨以前，黨中一班無知妄人，把他罵得一文不值，那時我曾為他大抱不平。後來他接近了政黨，同是那一班無知妄人，忽然把他抬到三十三層天以上，仿佛魯迅先生從前是狗，後來是神。我卻以為真實的魯迅並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人，有文學天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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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陳獨秀說：「魯迅對於他所接近的政黨之聯合戰線政策，並不根本反對，他所反對的乃是對於土豪、劣紳、政客、奸商都一概聯合，以此懷恨而終……在這一點，這位老文學家終於還保持着一點獨立思想的精神，不肯輕於隨聲附和，是值得我們欽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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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答呂澂的信〉，《新青年》，第6卷，第1號。「撫」，原意為輕按，也有循據之意，即崇奉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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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陳獨秀的題詩未署日期，劉海粟題記是「乙亥年十一月」應是陽曆11、12月，由此可推算，題詩日期應該是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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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向寧：《堪稱獨秀不愧風流——陳獨秀聯語瑣談》，未刊手稿。作者是中國楹聯學會及江津市作協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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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轉自汪原放：《回憶亞東圖書館》(上海：學林出版社，1993)，頁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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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昌、文、涅：〈我們對於目前作的意見〉，《校內生活》，第7期，1933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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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紀它（陳其昌）：〈一年來上海組織現象的教訓〉，《校內生活》，第7期，1933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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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紀它（陳其昌）：〈一年來上海組織現象的教訓〉，《校內生活》，第7期，1933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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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工軍：〈目前應該做些甚麼〉，《校內生活》，第7期，1933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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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政治問題討論集之一——福建事變與反對派》，1934年3月15日，手刻油印小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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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列爾士：〈福建獨立之前途〉（1933年11月23日），《政治問題討論集之一——福建事變與反對派》，1934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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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振東：〈對於宣傳工作的意見〉，《校內生活》，第9期，1934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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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常委答復振東同志的一封信〉（1934年6月15日），《校內生活》，第9期，1934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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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政治問題討論集之二——國民會議與蘇維埃》，1934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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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雪衣：〈我們走那條路》，《政治問題討論集之二——國民會議與蘇維埃〉，1934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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