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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似乎使托洛斯基和李福仁所說的國共合作後共產黨將要求殺死獄中陳獨秀等托派分子的預言落了空。但這只是王明、康生自莫斯科回國貫徹蘇聯肅托精神前的一小段時間，之後就完全不一樣了。不幸而被他們言中，不過不是在國民黨的獄中，而是在獄外以「托派即漢奸」的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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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解放》的「時評」文章，到周恩來對羅漢談話中，同時也可聞出不這樣一股味道：當時中共把自己放在「至尊」的位置上，而視陳獨秀等一派主張抗日的人為「欽犯被赦」，雙方完全是不平等的。一直在家鄉從事陶瓷製作業、為人憨厚老實的羅漢，不解其意。到南京要求中共「八辦」幫助營救獄中托派朋友時，竟然在未與陳獨秀商量（當時陳已經離開南京去武漢）的情況下，重提1932年「一．二八」上海抗戰時提出的與中共「合作抗日」的提議。博和葉表示歡迎，事關重大，必須請示中央。葉即一面電告中央，一面囑羅漢親自到西北走一趟，與中共中央直接聯絡，並給羅開了介紹信和旅費。羅漢先到西安，「八辦」主任林伯渠親自接待並電詢中央。相談中，林說：「陳在文化史上有不可磨滅的功績，在黨的歷史上有比別人不同的地位，倘能放棄某些成見，回到一條戰線上來工作，於民族於社會都是極需要的。」王若飛則說：「自信與陳獨秀共事較久，深悉其倔強個性，但中央看重組織問題，亦係黨內自來之原則，第三國際的支部，決不允許第四國際或第四國際有關係的分子攙入，這乃是自然的事實，所以他極端希望獨秀等幾位朋友，完全以革命家的氣魄，站在大時代的前面，過去一切的是是非非都無須再費筆墨唇舌去爭辯。」[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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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各階段的歷史上，經常有像葉劍英、林伯渠、王若飛這樣保持理智，善良正直的人，可惜他們一般不掌握實權，因此左右不了局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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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山洪毀路，羅漢被阻西安，未去延安。中共中央接電後，毛澤東認為中國托派不能與蘇聯托派相提並論，表示「可以與陳獨秀先生等形成某種合作關係，以期一致抗戰……」，但條件是：「陳獨秀托派如果表示悔改」。[33]總書記張聞天也這樣主張。於是，二人簽署向南京和西安發出了中央決定，同意陳獨秀等在以下三條件下合作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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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開放棄並堅決反對托派全部理論與行動，並公開聲明同托派組織脫離關係承認自己過去加入托派之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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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開表示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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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實際行動中表示這種擁護的誠意。[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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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中共作為第三國際支部、蘇共的附屬黨，能這樣對待中國托派已屬不易。而中國大陸許多學者竟然把此解釋成中央要陳「回黨」的條件，並把陳獨秀在南京「八辦」的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行為和羅漢的西安之行說成是陳獨秀等「要求回黨」的表示，真是牛頭不對馬嘴。「合作抗日」與「要求回黨」是性質不同的兩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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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起初不知道羅漢的活動，知曉後，既不「予以鼓勵」，也不表示反對，[35]顯然是等待結果如何，再作表態。博古恐怕「三條件」會引起獨秀反感，囑羅漢「不妨口頭傳達」。不出所料，在北洋政府、國民黨、共產國際和共產黨面前從來不知「悔過」為何物的陳獨秀，在武漢得知「三條件」後十分不滿：「我不知過從何來，奚有悔！」[36]又說：「現在亂哄哄的時代，誰有過無過還在未定之天，不寫，有甚麼過可悔！」[37]對於公開聲明脫離托派，他認為是「畫蛇添足」，多此一舉。於是寫了封回信和七條「抗戰綱領」，讓羅漢給葉劍英和博古，作為他的答覆。博古認為陳的抗戰綱領與中共中央的綱領「並無不合」，提議待周恩來、董必武到武漢再與陳獨秀「交換意見」。董必武果真親自登門拜訪了陳，因為已有中央三條件，自然無結果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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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上常有這樣的事：有人為了某種需要，揣摩大眾心理、捕風捉影編一些真假難辨的「史料」，混淆視聽。在學術界要求實事求是，恢復陳獨秀歷史真相的強大潮流下，不少出版物流傳着1938年8月周恩來到獄中探望陳獨秀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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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的最早來源是這樣的。1979年上海社科院挖掘出一位叫黃理文的老人，知道早期中共中央及陳獨秀一些鮮為人知的資料，於是就請他寫了一份回憶錄，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上述他陪同周恩來等人去獄中探望陳獨秀的情況。接此材料後，我們難以判斷真偽，[38]就由延安時期與胡喬木有交情的另兩位同志出面寫了一封信，請其向葉劍英求證，信的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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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木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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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好久沒見到您了，身體好吧，念念。我們在現代史研究所[39]的革命史研究室工作，最近收集研究陳獨秀問題的資料中，接觸到黃理文的一篇談話記錄（黃原是陳獨秀的交通員，「四一二」前後給周恩來同志當交通員，後被捕，叛變），其中談到這樣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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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8月，周恩來同志和朱德、葉劍英同志由廬山到南京。一天上午，恩來同志約黃理文（當時黃在中蘇友好文化協會當秘書），陪同他和劍英同志去看望「反省院」中被關押的同志；下午，又要黃陪同去南京老虎橋第一監獄看望了陳獨秀。恩來同志對陳講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後，陳表示：「黨的路線完全正確，我完全同意。」陳還表示：「我願意到延安去接受教育。」恩來同志聽了很高興：說：「這樣最好，親屬也可以帶幾個人去。」臨別時，周說：「我和蔣介石交涉，你就可以出來。你出來後，家裏如沒有別的事，可以到延安去。」但在周請示報告延安後，中央不同意陳獨秀去。為此，陳痛哭流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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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據其他一些資料，陳出獄後，他本人及羅漢曾同葉劍英、博古等同志多次商量「回黨工作」或「合作抗日」問題。但由於王明、康生回國後極力反對，康生並發表了文章誣陷陳獨秀、羅漢是領取日寇津貼的「托派漢奸」，挑起一場論戰，關係由此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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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認為，黃理文所述事實如何，對研究陳獨秀晚年思想、政治動態，對搞清陳晚年同黨的關係，是重要的。這件事，現在只有葉帥可以證實了，但我們無法去請示他。我們也知道您很忙，但此事只好向您求助，請您在便中請葉帥核實一下這件事，即：1937年8月，葉帥是否曾和恩來由黃理文陪同去獄中看望過陳獨秀？黃理文所述有關陳獨秀可去延安的談話情節，是否基本屬實？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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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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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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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黃理文的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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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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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1月21日[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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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信發出不久，胡喬木回話說：問了當時任周恩來秘書的童小鵬，黃理文的說法「完全是無稽之談」。因此我與林茂生教授共同編著的《陳獨秀年譜》（1988年出版）沒有收入這條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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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的回憶有編造之嫌。他分別做過陳、周的交通員，後因「叛徒」罪名，被摧殘得病貧潦倒。上海社科院歷史研究所以優厚的待遇把他請來做報告，寫回憶錄，於是順桿爬，把周恩來到反省院探望政治犯，陳獨秀出獄時到南京八路軍辦事處與葉劍英、博古等表示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態度等事，演繹成周到獄中探望陳，並把「合作抗日」偷換成「陳獨秀要求回延安」，還把因延安不同意而「陳痛哭流涕」等有轟動效應的故事。這既是捕風捉影，偷樑換柱，而且是醜化陳獨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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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不知是誰把此故事捅到社會上，於是，許多學者和作家著文寫書，以訛傳訛，擴大開來。以至筆者主持的「陳獨秀研究會」會刊多次糾正，有人以陳獨秀在中共的名冊上始終列在黑名單之首為由，竟以童小鵬之否定有為周恩來洗刷之嫌，而對黃理文的說法採取「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態度。嚴肅的學者，對於屬於「孤證」的史料，應該慎之又慎。歷史上的許多千古之謎，大概這是產生的原因之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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