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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黃理文的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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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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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1月21日[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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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信發出不久，胡喬木回話說：問了當時任周恩來秘書的童小鵬，黃理文的說法「完全是無稽之談」。因此我與林茂生教授共同編著的《陳獨秀年譜》（1988年出版）沒有收入這條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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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的回憶有編造之嫌。他分別做過陳、周的交通員，後因「叛徒」罪名，被摧殘得病貧潦倒。上海社科院歷史研究所以優厚的待遇把他請來做報告，寫回憶錄，於是順桿爬，把周恩來到反省院探望政治犯，陳獨秀出獄時到南京八路軍辦事處與葉劍英、博古等表示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態度等事，演繹成周到獄中探望陳，並把「合作抗日」偷換成「陳獨秀要求回延安」，還把因延安不同意而「陳痛哭流涕」等有轟動效應的故事。這既是捕風捉影，偷樑換柱，而且是醜化陳獨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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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不知是誰把此故事捅到社會上，於是，許多學者和作家著文寫書，以訛傳訛，擴大開來。以至筆者主持的「陳獨秀研究會」會刊多次糾正，有人以陳獨秀在中共的名冊上始終列在黑名單之首為由，竟以童小鵬之否定有為周恩來洗刷之嫌，而對黃理文的說法採取「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態度。嚴肅的學者，對於屬於「孤證」的史料，應該慎之又慎。歷史上的許多千古之謎，大概這是產生的原因之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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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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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舍托派觀點，深陷書生議政誤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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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極左派組成、以彭述之為首的上海托派中央，聞知羅漢上述行動後極為憤怒，並遷怒於陳獨秀，1937年10月1日專門發表一個重要聲明宣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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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主義同盟一貫地認為，要中國民族從帝國主義壓迫下徹底解放出來，必須無產階級起來，本階級鬥爭立場領導全國民眾，實行抗日。現在中國史大林黨所執行的「聯合戰線」政策，其本質就是階級合作，其作用是民族解放鬥爭的制動機。因此史大林黨本身已成了中國革命的巨大障礙物；今後匪特無與史大林黨政治妥協之可能，相反，不根本粉碎它的革命制動機作用，則中國無產階級與民族的徹底解放鬥爭，絕不會勝利。[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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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托派與中共確是你死我活地對立着。雙方都出於一種狹隘的本黨派的功利立場，沒有把日本侵略危機和國家存亡放在最高地位。這是陳獨秀處境狼狽，在中共眼中始終被打入另冊的複雜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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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接着說到羅漢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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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有羅漢其人，以含糊的「托派」名義，在南京在西安，向史大林黨的上層分子接洽所謂抗日合作。按羅漢從前雖曾與左派反對派（本同盟的前身）有組織的關係，但五年以前早已脫離；既非本同盟的一員，自無代表之向史大林黨接洽合作的資格，其行動亦與本同盟毫無關係。至於其接洽內容之違背上述一貫主張，當然無加駁斥之必要。恐外界誤會，特此聲明。以後或今後，如有與此類似的任何個人行動，皆與本同盟全體無關，合併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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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漢當日就給彭述之一個絕妙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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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自仲甫同志與兄等被叛徒背賣，遭受縲絏之厄後，對於一些言論似左行為可疑的同伴就存戒心，一直警戒到他們陸續叛變出去，還未完全弛懈，因此五年以來自己事實上與組織脫離關係，且亦不悉組織之如何組織也。此次赴京，純本朋友之誼而圖援助幾位貞堅卓絕的革命老戰士出獄，而西安之行亦為此而抗辯一串無稽之謠誣，並申述吾儕老友，最早主張發動全國武裝抗日之事實，尚有「一二八」一役時三人簽名所提出之合作綱領可為考證。昨日在兄寓所，晤趙濟、獨清二位，說彭兄代表現在組織，因洛甫、澤東為商討聯合抗日問題致弟私電開列三條事件，決定弟寫一申明文獻刊佈，以免世人誤會上述弟一己經歷之事件，與現在中國共產主義同盟者有纏夾不清之觀測。弟亦因與此一嶄新組織陌生到不曾知悉其何時成立。以故如此一節申明，亦惟有煩兄設法轉達也。[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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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前排左二）、陳獨秀（前排左三）、梁漱溟（前排左四）等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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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漢的信與陳獨秀一樣，不僅說明了他的活動與托派無關，而且表示了對其的蔑視，不知其為「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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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也在當時回信上海，予回痛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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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漢為人固然有點糊塗，你們亂罵史國（即中共與國民黨——引者），尤其是罵史，雖然不是原則上的錯誤，政策上則是非常的錯誤。如此錯誤下去，不知將來會走向何處去！……我對於史合作，在原則上是可以的，可是現在談不上，合作必須雙方都有點東西，而且同一工作的對象不得不互相接觸時，此時並沒有這樣的條件。「合作」自然是胡說，羅兄向我也未言及此，你們又何必神經過敏呢？至於互相造謠臭駡，自然都是混蛋。都為教派所限，不曾看見共同的敵人。[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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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在說這話時，實際上是十分悲哀與無奈的。當時中共已經是有幾十萬黨員並有軍隊的第一大在野黨，而陳身邊只有幾個人，甚至是孤家寡人。即使任托派中央書記時，也沒有幾個人能聽他的。這就是他說的「雙方都有點東西」，而他手中沒有「東西」，如何與人家「合作」？羅漢的奔走，自然是自討沒趣。至於他說的「同一工作的對象」，恐怕主要是指抗日武裝。當時除廣東和山東個別托派分子曾自發地拉起過一小股抗日武裝又很快被消滅外，連托派中央都無武裝，陳手中更無一兵一卒，如何與八路軍、新四軍合作，共同打擊日本侵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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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陳獨秀離開中共後，第二次表示出要與中共和解，也是最後一次。由於種種主觀與客觀的原因，又沒有成功。其實，這原是陳獨秀一貫的思想，即在一定階段、一個特殊問題上（即抗日），雙方「共同行動」，而不是「全面的政治同盟」，更不是一個吃掉一個式的「回到黨內」。這是因為在革命的理論和路線問題上，陳獨秀堅持原來的托派立場（所以以上他說托派中央「罵史……不是原則上的錯誤」），與中共有不可調和的矛盾，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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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仍然反對中共關於中國社會性質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論斷，認為中國「當然是資本主義經濟居領導地位」，「沒有甚麼一半一半」。[44]他的邏輯是：只有說中國是「初期資本主義國家」，或「中國已經不是一個封建殘餘的舊國家，而企圖建立一個資本主義的新興國」，才能解說中日戰爭的起因及抗戰的勝利」；「如果中國社會真如共產黨所說，還是封建或半封建，則對於日本資本主義之發展，還沒有勢不兩立的衝突，對日抗戰匪獨不必要，而且不可能，以封建半封建的農業國之生產力，絕對沒有能力對工業國戰爭，尤其不堪比較長期的戰爭。」[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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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仍然低估共產黨的力量，說「中共人數遠遠超過我們，然亦只是些知識份子和沒有一點工人基礎的武裝隊」。所以，他主張由托派來做「重新創造無產階級政黨的中心勢力」。[46]他沒有估計到佔人口80%的農民，一旦被中共有效地組織起來，其力量足以推翻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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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獄後，他口口聲聲自己是無黨派人士，實際是為了聯繫廣大群眾的一種策略，因為十幾年的黨派之爭，削弱了國力，招致日本的入侵，老百姓對黨派之爭十分厭惡，陳獨秀敏感到了這一點。況且在黨派之爭中他始終是一個失敗者，不管是對國民黨，還是對共產黨。但在給托洛斯基的信中，又暴露了他還是一個黨派主義者，還是一個忠實的托派分子，離不開那些主義的教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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