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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在說這話時，實際上是十分悲哀與無奈的。當時中共已經是有幾十萬黨員並有軍隊的第一大在野黨，而陳身邊只有幾個人，甚至是孤家寡人。即使任托派中央書記時，也沒有幾個人能聽他的。這就是他說的「雙方都有點東西」，而他手中沒有「東西」，如何與人家「合作」？羅漢的奔走，自然是自討沒趣。至於他說的「同一工作的對象」，恐怕主要是指抗日武裝。當時除廣東和山東個別托派分子曾自發地拉起過一小股抗日武裝又很快被消滅外，連托派中央都無武裝，陳手中更無一兵一卒，如何與八路軍、新四軍合作，共同打擊日本侵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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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陳獨秀離開中共後，第二次表示出要與中共和解，也是最後一次。由於種種主觀與客觀的原因，又沒有成功。其實，這原是陳獨秀一貫的思想，即在一定階段、一個特殊問題上（即抗日），雙方「共同行動」，而不是「全面的政治同盟」，更不是一個吃掉一個式的「回到黨內」。這是因為在革命的理論和路線問題上，陳獨秀堅持原來的托派立場（所以以上他說托派中央「罵史……不是原則上的錯誤」），與中共有不可調和的矛盾，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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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仍然反對中共關於中國社會性質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論斷，認為中國「當然是資本主義經濟居領導地位」，「沒有甚麼一半一半」。[44]他的邏輯是：只有說中國是「初期資本主義國家」，或「中國已經不是一個封建殘餘的舊國家，而企圖建立一個資本主義的新興國」，才能解說中日戰爭的起因及抗戰的勝利」；「如果中國社會真如共產黨所說，還是封建或半封建，則對於日本資本主義之發展，還沒有勢不兩立的衝突，對日抗戰匪獨不必要，而且不可能，以封建半封建的農業國之生產力，絕對沒有能力對工業國戰爭，尤其不堪比較長期的戰爭。」[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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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仍然低估共產黨的力量，說「中共人數遠遠超過我們，然亦只是些知識份子和沒有一點工人基礎的武裝隊」。所以，他主張由托派來做「重新創造無產階級政黨的中心勢力」。[46]他沒有估計到佔人口80%的農民，一旦被中共有效地組織起來，其力量足以推翻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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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獄後，他口口聲聲自己是無黨派人士，實際是為了聯繫廣大群眾的一種策略，因為十幾年的黨派之爭，削弱了國力，招致日本的入侵，老百姓對黨派之爭十分厭惡，陳獨秀敏感到了這一點。況且在黨派之爭中他始終是一個失敗者，不管是對國民黨，還是對共產黨。但在給托洛斯基的信中，又暴露了他還是一個黨派主義者，還是一個忠實的托派分子，離不開那些主義的教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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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對中共「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還是從中國是初期的資本主義社會觀及政治經濟上「城市領導農村」出發，抨擊中共「沒有認真的瞭解和正確的把握住這一歷史條件所決定的時代性……所以才有超資本主義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幻想，所以才鬧出『山上馬克思主義』的笑話，所以才有依靠農村攻取城市的錯誤路線……這一大串頭腳顛倒亂雜無章的政策」，「遂至忽左忽右的亂跳，而進退失據」，並揚言：「必須把所謂『山上的馬克思主義』的昏亂思想從根剷除，因為近代的一切大運動都必然是城市領導農村。」[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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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問題上，又表現了陳獨秀的教條主義的偏見。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及其指導下的各國革命來看，的確沒有農村包圍城市、奪取全國政權的先例，但是，中共原先的道路也是從城市到城市，如大革命時期的陳獨秀曾親自領導上海工人三次武裝暴動，在北伐軍的配合下奪取了中國最大的城市上海。如所謂的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及其失敗後的南昌、秋收起義和廣州暴動等，並一度取得勝利。但是，中國畢竟是一個農業經濟為主的落後大國，由於城市中反動統治勢力十分強大，共產黨難以在城市取得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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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反對中共的獨立自主的抗日遊擊戰方針。他說：「抗戰一年了，農民仍舊是隔岸觀火」；如果「跟着以最前進政黨自命的蠢材，大反其『唯武器論』，和大唱其『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的歌，大吹其『大刀旋舞起來，皇軍便要發抖的法螺』……中國永遠還是農民無知、商人無恥、士大夫無知而又無恥的中國」。[48]他甚至說：「我們不能相信在新式兵器的現在，在今日的中國，現政府如果失敗，別的黨能夠支持一省或數省政權繼續抗戰。」[49]「唯武器論」與「城市中心論」相結合，使他得出一種荒謬的結論，改變了抗戰初期對遊擊隊和遊擊戰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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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想專靠遊擊隊來保護國家，便是天大的錯誤。就是正規軍的遊擊戰術即運動戰，亦不可濫用……過去所謂「紅軍」及山上的「蘇維埃政府」為甚麼到處失敗，也正因為在軍器上，在經濟上，在文化上，農村和小城市都不能夠獨立存在。在此次戰爭中，如果我們執迷不悟，過分的估計遊擊隊和遊擊戰術，無意識的幫助敵人更容易的佔據了我們全國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即使遊擊隊佈滿了全國的農村和小城市，甚至避開敵人的勢力在偏僻的地方建立一些可憐的邊區政府，仍然算是亡了國！[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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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由於敵強我弱，再加上國共兩黨都想保存實力，以恢復或奪取全國政權，所以都採取了保守的戰術，等待國際和戰爭形勢的變化。國民黨代表國家，又有大量正規軍，抗戰後，被迫打了幾次大規模的陣地戰，但也都失敗了，最後也走上了遊擊隊和遊擊戰術為主的道路。陳獨秀反對遊擊隊和遊擊戰術，可是又能提出甚麼高明的辦法呢？在這裏，再次暴露出書生議政的弱點，顯然帶有托派的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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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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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次救國實踐及其夭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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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說陳獨秀一點辦法也沒有，倒也不是。他在書生議政大寫抗日宣傳文章和講演後，決心要做一點書生從政的事，試驗一種新的救國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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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決心要擺脫「合作抗日」中的無力、無奈與悲哀，使自己手中要有點「東西」。於是他與新來武漢的王文元協商，如何重新奮鬥？政府撤退、獄中人員作鳥獸散，王最後一個從無人看管的監獄中出來，歷盡艱難找到武漢陳獨秀處住下。他提出首先要在武漢辦一種刊物，被陳立即堅決地否定了。他認為：「不但無可能，而且無必要」；「舊的一套工作方法得拋棄，今後如果還想在中國的政治鬥爭中起若干作用，必須採取新的方法，走新的途徑」；「坐在租界的亭子間裏喊抗戰，沒有在實際行動上跨前一步，沒有鄭重地投身於政治的乃至軍事的鬥爭。不論任何時候，任何條件，總是將革命之所有能事歸結於辦一張可憐的報紙。」[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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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新途徑、新方法、新出路在哪裏呢？陳獨秀起先也沒有想好，而是在與王文元的交談中，逐漸清理出一條道路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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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抗戰失敗的結果是喪失了工業城市，潰散了無產階級。如果戰爭延長，西南一帶在美國支援下，可能發展點新工業，但無足以抵償東南沿海的損失。因此，在抗戰中，他以為決不能爆發我們所想像的革命，更不能以我們所設想的方式爆發出來。（農民的騷亂）只要國民黨一天抗日，這些騷亂便不可能生長成打倒國民黨統治的革命。將來，變化是多的，城市與鄉村的不滿也將日益增長，可是誰能領導這些運動呢？據他想，只有那些主張民主和自由，同時又擁有武裝實力的黨派。因此，舊的一套靠文字在工人中宣傳，藉此組織起來，實行革命的老想法，必須拋棄。唯一可行的辦法是一方面以自由及民主的寬廣政綱去團結反國而又不阿共的政治流派，另一方面則積極跑進抗日的武裝隊伍去，為未來任何變化預先取得有利於革命的可靠保證。[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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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王文元零距離觀察到的陳獨秀思想變化，反映出陳對托派傳統革命路線和共產黨農村根據地方針的否定。雖然與上海托派中央比，他的思想方法是正確的，不為任何教條主義所束縛。正如他對王文元常提到的，認為列寧最了不得的地方就是不被馬克思主義的現成公式所束縛，在不同的時間和環境，大膽地決定不同的政治口號與鬥爭方法。更可貴的是他的一顆愛國心強烈地跳動着，在當前熱烈沸騰的抗日怒潮中，「我們絕不該再以背誦『教條』為能事，必須設法實實在在地投身進去，積極地起作用」。但是一個致命的弱點是高估了第三種（中間）勢力即民主黨派的力量，而低估了國共兩黨反民主勢力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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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真會捉弄人。當陳獨秀為以上思想急於尋找實踐機會的時候，機會竟然出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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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陳獨秀認識了一位師長何基灃。此人原是宋哲元部下的陸軍第一二〇旅旅長。「七七」盧溝橋事件時，打響中國全面抗戰爆發第一槍的吉文星團便屬於該旅所轄。事後，何被擢升為一七九師師長。因作戰掛彩，在漢口養傷。所以，陳獨秀對該部的愛國熱情是很欽佩的。另外，這個軍人還有一些特點給陳獨秀很好的印象：他無任何不良的嗜好，更無軍閥的粗獷習氣，也沒有虛矯的架子。夫婦倆住一個廂房樓裏，連勤務兵都不用。更重要的是陳瞭解到，何堅決抗日，對國民黨領導無力深感痛心；半年來在華北的抗戰實踐使他深深懂得，不將部隊的政治認識提高，無法有效地抗日，更無法取得勝利。因此，在漢口養傷期間，他幾乎讀遍了漢口所能買到的全部有關抗日乃至一般社會科學的書籍，對陳獨秀的抗日圖書和演講，自然也十分欽佩。二人相處十分投緣。學習和思索的結果，何決心要從漢口邀請一些革命青年，去到他的部隊裏，對兵士進行政治教育工作。而這正是陳獨秀夢寐以求的好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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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二人很快就商定一個方案：以有限的土地改革來發動群眾，藉以增強軍隊的力量，謀取抗日的勝利。這也就把陳獨秀抗戰綱領中有關減輕人民負擔，以使人民支持抗戰，「有力者出力」的思想具體化了。但是，王文元及後到的濮德志對這種做法心有餘悸，怕重演大革命時期共產黨的政治工作人員替軍閥做「姨太太工作」的悲劇。陳獨秀則認為毫無理由把目前的行動當成「軍事投機」，批駁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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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是根本不同的」；「我們是窮光蛋，不是第三國際，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讓人家欺騙。其次，我們進入他的軍隊，目的雖然不在『篡權』，可也不一味希望他本人變成革命……可能會真心轉向革命的，倘如此，則不難使這不小數量的武裝力量置於我們的政治領導之下；如果不然，那末我們既然一開始就坦白地表明自己的面目與行動方針，自不難進退隨意，不可能遭受任何損害。」[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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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元、濮德志終於被說服。最後，陳獨秀與何基灃落實的計劃是：派王文元、濮德志和另一個河南青年馬某某到何的河南內黃師部去，王任秘書長，濮與馬為參謀。陳給他們的指示是：到軍隊中去的首要工作是兵士群眾的教育，以及竭力造成群眾的革命環境，即在轄區內盡可能發動土地改革運動，以便使軍隊同時革命化。[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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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陳獨秀也進行籌劃第三種勢力的工作。京滬戰線潰退之後，戰場西移，武漢成了臨時首都，一時冠蓋如雲，各種政治勢力的代表人物為抗戰事業所激發，彙集到這裏進行緊張的活動。同時，武漢的地理位置和戰爭形勢的迅猛發展，也時時提醒着人們，這種情況是短暫的。陳獨秀利用自己歷史上形成的個人威望，緊緊抓住身邊出現的這個特殊環境，積極和章伯鈞、章乃器等第三黨、救國會以及其他一些民主人士接觸，企圖組成一個新的聯合戰線，以在抗日陣營中獨樹一幟，不擁國，不阿共，為努力抗日，勝利後建立獨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國為共同目標。[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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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努力又有一個特殊的背景。共產黨利用國民黨因抗戰連連潰退在國民中威望直線下降的時機，在武漢的中間勢力中大肆活動，並由孫中山夫人宋慶齡襄助，獲得了相當的成功。各民主黨派也對中共產生了愈來愈多的期待。陳敏感地覺察到這個形勢，認為：「我們（他表面上否認托派，而言談中卻仍以托派自居）必須參加這一運動，藉以擴大我們的影響；打破我們自建的與人築的圍牆，且使這個普遍而真實的反國民黨的群眾運動不為史大林黨利用了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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