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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和宋慶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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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聯絡中間勢力，主要目的還是想通過他們去爭取群眾。但是，這個努力又遭到教條主義者王文元、濮清泉的堅決反對。他倆認為，要爭取群眾，首先要打破群眾對幾個所謂民主黨派可能發生的幻想。「要打破他們的幻想，我們必不可與他們締結聯盟，必須保持獨立。在具體問題上儘管可以和他們採取共同行動，但在思想與政治上，我們卻必須對他們進行批評。」為此，又提出要辦一張報，以便發表「我們」獨立的主張和對同盟者進行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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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對此「非常生氣」。他覺得王、濮太重教條，太不懂政治，一點策略也不懂，與上海的托派是一丘之貉。而陳的性格特點是：一旦決心已下，就堅定不移，不容別人置喙，或者勝利，或者頭破血流也不悔。王、濮不得不讓步，試着走走看。於是，陳派王、濮代表他去出席第三黨、全國救國會、桂系反蔣派和陳獨秀派的「四派會議」。陳的考慮是進退自如，如果談判成功，他再進一步出面；如果失敗，他就不出面了。用的是進退自如的策略。可是王、濮是何許人也，人家看重的是你陳獨秀的名望，到這個時候你還拿架子。所以，「代表」二人先後被拒絕。接着，羅漢來到武漢，陳又派羅出席「四派會議」。羅去了兩次，也告退了。隨後，陳又派濮德志去開封請羅章龍，函招長沙的高語罕，希望這兩位比較著名的被共產黨開除又不投靠國民黨的老相識能支持他的「復興事業」……為了開闢一條有效的抗日道路，真可謂煞費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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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以上軍事謀劃與政治努力還沒有結果，在國共兩黨的夾擊下，很快就煙消雲散了。何基灃這位非嫡系軍人的活動，時時都在蔣介石特務的監控之中。當王、濮等人賣好車票，準備到何的河南內黃師部去的時候，蔣介石果斷地掐斷了這根線，免除何基灃的師長職，「着毋庸回任」，使陳、何的精心策劃頓時成為泡影。不過，後來的事實證明，陳獨秀對何基灃個人的看法沒有錯。國共「淮海戰役」中，1948年11月8日何與張克俠部隊戰地起義，致使蔣介石嫡系黃伯韜兵團被圍，從而輸掉整個戰役。至於去請羅章龍，遭對方斷然拒絕；高語罕接到函請，遲遲不予理睬。隨後，中共製造的「漢奸事件」則使民主人士對與陳合作視為畏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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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樣，1938年7月，在武漢失守之前，陳獨秀打發走王、濮、羅等，隻身一人，進入四川，度過他孤獨的暮年生活。這時只有他的思想閃光，不再有任何的政治活動。就是說，一生轟轟烈烈的政治活動家生命，隨着武漢努力的流產而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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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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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奸事件」——與中共徹底決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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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爆發以後，王明、康生在巴黎《救國時報》上營造的「托派即漢奸」的輿論開始影響國內。除地方上軍閥利用這個罪名殘殺異己者外，共產黨內的肅托鬥爭也主要是在這年11月王明、康生回國以後開展的，不知冤殺了多少抗日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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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康生回國後，得知中共中央曾企圖與托派抗日合作、甚至傳說要讓陳獨秀回黨，在12月9–14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聲色俱厲地表示，我們和甚麼人都可以合作，只有托派例外。在國際上，我們可以和資產階級的政客軍閥甚至劊子手合作，但不能與托洛斯基的信徒們合作；在中國可以與蔣介石及其下屬的反共特務等人合作，但不能與陳獨秀合作。王明、康生聲稱：「陳獨秀是每月拿三百元津貼的日本間諜。」有人當場指出：「陳獨秀與托洛斯基究竟有所不同；說陳獨秀是日本間諜，究非事實。」王明堅持說：「斯大林正在雷厲風行地反托派，而我們卻要聯絡托派，那還了得！」「陳獨秀即使不是日本間諜，也應該說成是日本間諜。」[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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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中東路事件」時，王明就在黨中央機關報上發表長文攻擊陳，陳未予理睬；1931年王明上台後，曾通過一個決議，說陳獨秀為中央的托派是「最危險的敵人」，陳也未予還擊。現在，康生在武漢公開發行的中共中央機關刊《解放》上發表長文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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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日本帝國主義佔領了我們的東三省，同時，上海的日本偵探機關，經過親日派唐有壬的介紹，與由陳獨秀、彭述之、羅漢等所組織的托匪『中央』進行了共同合作的談判。當時唐有壬代表日本偵探機關，陳獨秀、羅漢代表托匪的組織。談判的結果是：托洛斯基匪徒『不阻礙日本侵略中國』，而日本給陳獨秀的『托匪中央』每月三百元的津貼，待有成效後再增加之。這一賣國的談判確定了，日本津貼由陳獨秀托匪中央的組織部長羅漢領取了，於是中國的托匪和托洛斯基匪首，在日寇的指示下，在各方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就大唱其幫助日本侵略中國的雙簧戲。」[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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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有鼻子有眼的造謠陷害是聳人聽聞的，奇怪的是，受害最大的不是陳獨秀，竟是中共自己。因為，康生文章的發表猶如引爆了一顆定時炸彈，立時輿論大嘩。不要說反共人士，就是非共和親共人士，也群起為陳獨秀抱不平，質問中共造謠中傷的罪惡，並理所當然地把此文當作中共的主張，社會影響極其惡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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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為陳獨秀抱不平的最具影響的，是1938年3月16日開始，先後在《大公報》、《武漢日報》、《掃蕩報》相繼刊登的王星拱（武漢大學校長）、周佛海（國防參議會參議員）、傅汝霖和梁寒操（均為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會員）、高一涵（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張西曼（國民政府立法委員）、陶希聖（國防參議會議員）、林庚白（國民政府立法委員）九人聯名發表的公開信，指責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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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內部理論之爭辯，彼此各一是非，黨外人士自無過問之必要。近來迭見共產黨出版之《群眾》、《解放》等刊物及《新華日報》，竟以全國一致抗日立場誣及陳獨秀先生是漢奸匪徒，曾經接受日本津貼而執行間諜工作，此事殊出乎情理之外。獨秀先生平生事業，早為國人所共見，在此次抗戰中之言論行動，亦為國人所周知。且漢奸匪徒之頭銜可加於獨秀先生，則人人亦可任意加諸異己，此風斷不可長。鄙人等現居武漢，與獨秀先生時有往還，見聞親切，對於彼蒙此莫須有之誣衊，為正義，為友誼，均難緘默，為此代為表白。凡獨秀先生海內外之知友及全國公正人士，諒有同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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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見了九人公開信，非但不思退守，反而更加進行反擊，從公開信後第二天（3月17）開始，指示《新華日報》連發數篇短評說：「陳獨秀是否為漢奸問題，首先應該看陳獨秀是否公開宣言脫離托派漢奸組織和反對托派漢奸行動以為斷。」[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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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再也不能保持緘默，立即在當天寫了一封《致〈新華日報〉的信》。信中敍述了出獄初期在南京和武漢與葉劍英、博古、董必武的接觸情況，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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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未議及我是否漢奸的問題，並且據羅漢說，他們還有希望我回黨的意見。近閱貴報及漢口出版之群眾週刊及延安出版之解放週刊，忽然說我接受日本津貼，充當間諜的事。我百思不得其故。頃見本日貴報短評，乃恍然大悟。由此短評可以看出，你們所關心的，並非陳獨秀是否漢奸問題，而是陳獨秀能否參加反對托派運動問題。任何人發現漢奸，只應該向政府提出證據，由政府依法辦理。你們造謠誣衊的苦心，我及別人都可以明白了……我明白地告訴你們：我如果發見了托派有做漢奸的真憑實據，我頭一個要出來反對，否則含沙射影血口噴人地跟着你們做啦啦隊，我一生不會幹這樣昧良心的勾當。受敵人的金錢充當間諜，如果是事實，乃是一件刑事上的問題，決不能夠因為聲明脫離漢奸組織和反對漢奸行動，而事實便會消滅。是否漢奸應該以有無證據為斷，決不應該如你們所說：「陳獨秀是否漢奸，要由陳獨秀是否公開聲明脫離托派組織和反對托派漢奸行動以為斷」……來武漢後，為避免增加抗戰中糾紛計，一直未參加任何黨派，未自辦刊物。我所有的言論，各黨派的刊物，我都送去發表。我的政治態度，武漢人士大都知道，事實勝於雄辯，我以為任何聲明都是畫蛇添足。你們企圖捏造漢奸的罪名，來壓迫我做這樣畫蛇添足的事，好跟着你們做啦啦隊，真是想入非非。你們向來不擇手段，不顧一切事實是非，只要跟着你們牽着鼻子走的便是戰士，反對你們的便是漢奸，做人的道德應該這樣嗎？[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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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以往愛衝動、發脾氣的陳獨秀不一樣，這封信寫得十分克制，入情入理，但相當有力。中共的報刊當然不敢刊登，於是，此信就在其他多種報刊上出現了。隨後，武漢各報圍繞着以上康文、九人公開信、新華日報短評和陳信，掀起了一場對中共的輿論討伐戰，多數在陳獨秀以上觀點及由此涉及的民主、人權問題上展開論述。正如當時一本小冊子的序言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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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編各文中有一個大體一致的意見，即是站在法律觀點上，道德觀點上與抗日需要上，要求原告共產黨提出「陳獨秀是漢奸」的事實根據，向政府控告陳氏。這辦法自然是最好的辦法，因為這可確實地判定到底是陳氏的人格破產，還是共產黨在有組織地誣陷異己。[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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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在武漢題字論「真理與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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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為陳辯誣的文章內容主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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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認為中共此舉對抗日陣營的損害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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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寇攻陷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後，矛頭直指武漢，全國人民正同仇敵愾進行武漢保衛戰最熱烈的時候，而王明、康生卻在抗日陣營內部大搞破壞，實際上他們才是真正幫助日寇侵略中國的「漢奸」。這在客觀上削弱了抗日陣營的力量。陳獨秀出獄後，已聲明以無黨派的公開的身份出現，到處發表抗日演講，連續發表抗日文章，再加上他的歷史影響，已經成為具有重大影響的抗日人物。現在一下子把他打成「日本間諜」，使人們幾乎不假思索地認定這是中共對陳明顯的栽贓和誣陷。這不僅是對陳獨秀的嚴重傷害，也是對整個抗日陣營的損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