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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D.S.所以遠離第四國際的基本立場，在最重要問題上走到了如此的機會主義，主要是由他自出獄後希圖無條件地保持自己的『公開地位』，因而不得不向國民黨政府妥協，不得不向史黨表示讓步……放棄了自己原來的革命立場，然而這正是社會民主黨及一切所謂合法馬克思主義者之所以墮落之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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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綱最後提醒說：「D.S.要想重新回到革命的隊伍裏來，首先必須考慮他所幻想的『公開地位』，進而考慮他近來全部思想錯誤的根源，否則他的錯誤將跟着時間前進至於不可收拾。」但在「附言」中，又以和解的口吻表示：「我們希望D.S.同志能站在革命的利益上來互相討論和批評，以便最後獲得共同一致的正確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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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派臨委這種思想僵化，抱殘守缺，不可理喻的狀態，使陳獨秀深為絕望。他明白，極左的根子在托洛斯基那裏，於是，採取了一個徹底的辦法，直接向托氏寫告狀信。由於向托氏寫信，又不得不用「我們」即整個中國托派的名義來自稱，說明陳還是希望托氏運用其聲望來挽救中國的托派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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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一開頭就敍述中國抗戰潰敗的局勢及中國托派由於「極左派」路線的錯誤造成組織衰微，因而對這種局勢處於惱人的無能為力的狀態。他哀歎：「我們當然未曾幻想在此次戰爭中有很大的發展。然如果政策比較的正確些，也不致像現在這樣衰微。我們的集團，自始即有極左派的傾向。」然後例舉自己在與托派鬥爭中對方的極左觀點說：「這些極左派的傾向在組織內部的宣傳起了很大的作用，遂決定了對中日戰爭的整個態度，沒有人能夠糾正，誰出來糾正，誰就是機會主義。」這就是他的心酸之處，自己就被說成是一個「老機會主義者」，並一度被開除出托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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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使他痛心疾首的是，由於托派的這種極左派錯誤，使史太林、王明、康生的「托派即漢奸」的宣傳也產生了惡劣的影響。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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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戰爭中，這般極左派的人們，口裏也說參加抗戰，但同時卻反對把抗日戰爭的意義解析得過高，他們的意思或者認為只有反對國民黨統治的戰爭才是革命的，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戰爭不能算是革命的；又有人譏笑「愛國」這一名詞，甚至有人認為此次戰爭是蔣介石對日本天皇的戰爭。有人認為工人參加戰爭是替資產階級當炮灰。他們認為誰要企圖同共產黨、國民黨談判共同抗日的工作，誰便是墮落投降。群眾眼中所看見的「托派」，不是抗日行動，而是在每期機關報上滿紙攻擊痛駡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的文章，因此使史大林派的「托派漢奸」的宣傳在各階層中都得到了回聲，即同情於我們的人也不明白「托派」目前所反對的究竟是誰。從開戰一直到今天，這樣狀況仍舊繼續着，不但未能獲得群眾，簡直無法和群眾見面，因此使他們的意識更加狹窄，竟至有人造出一種理論說：一個革命黨員，社會關係越簡單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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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他給托派下的結論是：「這樣一個關門主義的極左的小集團（其中不同意的分子很少例外）當然沒有發展的希望；假使能夠發展，反而是中國革命的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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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為了打動托洛斯基的心，陳獨秀把托派在中國的發展與第四國際的威望聯繫起來。他把中共與托派對比，如數家珍似地報告托派的力量：「中共人數遠遠超過我們，然亦只是些知識份子和沒有一點工人基礎的武裝隊。我們在上海、香港二處有組織的人共計不滿五十；其餘全國各地游離分子大約在百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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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斯基在閱讀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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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他提出今後正確的工作方針及托派應徹底改變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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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應該幻想着把工作推遲到收復失地以後再做；應該立即準備在日本繼續佔領的環境中開始在當地狹小範圍內從頭做起……只有組織上獲得數量眾多的工人群眾，政治宣傳行動上無保留的以百分百的力量用之於民主民族鬥爭的小集團，才能夠得上做重新創造無產階級政黨的中心勢力。在組織上努力接近工人，加上民主民族鬥爭的宣傳，這種初步而基本的工作，在日本佔領區域或國民黨統治區域，都同樣是應該採取的方針……現時遠離現實鬥爭的極左派，如果不能深刻的覺悟過去輕視民族民主鬥爭的錯誤，大大的改變態度，如果不是每個人都低下頭來在上述工作方針之下刻苦工作，如果仍舊說大話，擺領導者的大架子，組織空洞的領導機關，妄想依靠第四國際支部的名義閉起門來自立為王，那麼除了使第四國際的威望在中國喪失外，別的將無所成就。[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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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真實地表達了陳獨秀對中國前途的憂慮與希望：對國民黨的失望，對共產黨的蔑視和在武漢獨立開創政治局面失敗後，對托派極左派傾向的痛心及無奈中又有一絲希望。這種思緒與抗戰初期對抗戰形勢的樂觀，對國共兩黨的擁護，對托派表示「已不隸屬」的關係，進而與中間勢力的聯絡等思緒與行動，形成顯明對照。說明一年的抗戰生活，使他的思想受到很大的刺激和變化。為甚麼會有這樣大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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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只反對托派的「極左派」傾向及托派領導集團，不反對托派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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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中，陳獨秀把「我們的組織」與「極左派小集團」是分開的，譴責後者，而對前者表示希望。從私人關係上說，這個「小集團」，那時實際控制在他長期厭惡的彭述之、劉家良和尹寬手中，無疑更增加了與「小集團」的對立情緒。如他所說：「關於老彭和長子（尹寬），即使意見相同，我也誓不與之共事，況且根本意見相差很遠。」[87]因此，他可以在實際上脫離極左派領導的托派，不接受托派臨委的任何約束，宣稱與其沒有「隸屬」關係，以至被人誤會他已「聲明脫離了托派」，實際上他一再拒絕作「脫離托派的聲明」，譏其為「畫蛇添足」，更不能公開反對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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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只反對托派的「極左」路線和政策，不反對托派的理論基礎和基本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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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中批判托派極左派在革命性質、國民會議、共同行動等問題上傳統的錯誤，這些錯誤也是他與托派的傳統分歧。但在反對階級聯盟（如第一次國共合作那樣的黨派混合）、城市中心、工人為基礎等基本原則，與托派臨委沒有分歧。如他在最早向臨委宣佈「我已不隸屬任何黨派」的信中就曾批評他們「亂罵」共產黨和國民黨，尤其是罵中共執行「聯合戰線」政策是「階級合作」，是中國革命的「制動機」和「障礙物」時，認為「不是原則上的錯誤，政策上是非常錯誤」，因為「不曾看見共同的敵人」。而在給托氏的信中，他所以蔑視「人數遠遠超過我們」的中共，就是因為中共沒有工人基礎，不以城市為中心，所以，決不是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無產階級的政黨。而在這些原則方面，托派（即使是極左派）一直沒有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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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想做「無黨派人士」失敗後的思想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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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初期，他想利用在國民黨監獄中出來的、公開身份的條件，以無黨派人士的面目，擁護國民黨政府領導抗日，以換取公開活動的身份；擁護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試圖謀取合作抗日、為國報效的機會；接近中間的民主黨派及軍人，以謀取自己開創獨立政治局面的可能。總之，根據當時複雜的局勢，他需要觀望、揣摩、嘗試一下，決定新的朋友。如他對王文元所說，今後他再不屬於任何黨派，「陳獨秀只代表陳獨秀個人，至於誰是朋友，誰是敵人，得在新鬥爭的分分合合中決定了」。[88]他在給陳其昌等人信中也說：「你們都是史大林主義者，都是老彭的朋友，和我非永久的伴侶……將來誰是朋友，現在完全不知道。」[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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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他一年來的觀望和努力得到了甚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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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對國民黨的希望完全破滅：「開戰前國民黨政府沒有作戰的意志，倉卒應戰，最不可少的準備太不夠，甚至某些部分簡直沒有。開戰後，復以反革命的方法來執行民族革命的任務，所以軍事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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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對共產黨滿肚子怨恨，出爾反爾，竟然無中生有，把他誣成「漢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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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那些中間民主人士太經不起風浪，國共一擠壓，都離他而去。而且在「漢奸」事件中，為陳獨秀辯白的九人公開信署名者，林庚白與張西曼在《新華日報》一個無理的反駁後，發表聲明表示動搖，前者竟「特鄭重聲明，本人於該函之內容，完全不能同意，應不負責任」；後者也表示在簽名時「曾要求過將內容酌加修改」。[90]兩人的公開信一發表，又引起一片譏嘲聲。說明要團結「不擁國不阿共」的勢力開創一片新天地，是多麼不切實際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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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無可奈何花落去！面對這種風流雲散的悲涼處境，煢煢孑立，形影相弔，無限悵惘。尤其是1938年7月，不得不在日本的炮火下隻身流亡四川後，生活上又一次飽受磨難。正是在這又一次嚴重失敗和從未有過的孤獨之中，上海臨委派了與他有深厚情誼的陳其昌長途冒險來到他的身邊，與他交換意見。在這種情況下，他寫了給托氏的信。信中流露的那種感情和立場，也就很自然了：他不得不承認他的基礎還是托派，也只能是托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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