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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斯基在閱讀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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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他提出今後正確的工作方針及托派應徹底改變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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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應該幻想着把工作推遲到收復失地以後再做；應該立即準備在日本繼續佔領的環境中開始在當地狹小範圍內從頭做起……只有組織上獲得數量眾多的工人群眾，政治宣傳行動上無保留的以百分百的力量用之於民主民族鬥爭的小集團，才能夠得上做重新創造無產階級政黨的中心勢力。在組織上努力接近工人，加上民主民族鬥爭的宣傳，這種初步而基本的工作，在日本佔領區域或國民黨統治區域，都同樣是應該採取的方針……現時遠離現實鬥爭的極左派，如果不能深刻的覺悟過去輕視民族民主鬥爭的錯誤，大大的改變態度，如果不是每個人都低下頭來在上述工作方針之下刻苦工作，如果仍舊說大話，擺領導者的大架子，組織空洞的領導機關，妄想依靠第四國際支部的名義閉起門來自立為王，那麼除了使第四國際的威望在中國喪失外，別的將無所成就。[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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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真實地表達了陳獨秀對中國前途的憂慮與希望：對國民黨的失望，對共產黨的蔑視和在武漢獨立開創政治局面失敗後，對托派極左派傾向的痛心及無奈中又有一絲希望。這種思緒與抗戰初期對抗戰形勢的樂觀，對國共兩黨的擁護，對托派表示「已不隸屬」的關係，進而與中間勢力的聯絡等思緒與行動，形成顯明對照。說明一年的抗戰生活，使他的思想受到很大的刺激和變化。為甚麼會有這樣大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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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只反對托派的「極左派」傾向及托派領導集團，不反對托派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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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中，陳獨秀把「我們的組織」與「極左派小集團」是分開的，譴責後者，而對前者表示希望。從私人關係上說，這個「小集團」，那時實際控制在他長期厭惡的彭述之、劉家良和尹寬手中，無疑更增加了與「小集團」的對立情緒。如他所說：「關於老彭和長子（尹寬），即使意見相同，我也誓不與之共事，況且根本意見相差很遠。」[87]因此，他可以在實際上脫離極左派領導的托派，不接受托派臨委的任何約束，宣稱與其沒有「隸屬」關係，以至被人誤會他已「聲明脫離了托派」，實際上他一再拒絕作「脫離托派的聲明」，譏其為「畫蛇添足」，更不能公開反對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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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只反對托派的「極左」路線和政策，不反對托派的理論基礎和基本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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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中批判托派極左派在革命性質、國民會議、共同行動等問題上傳統的錯誤，這些錯誤也是他與托派的傳統分歧。但在反對階級聯盟（如第一次國共合作那樣的黨派混合）、城市中心、工人為基礎等基本原則，與托派臨委沒有分歧。如他在最早向臨委宣佈「我已不隸屬任何黨派」的信中就曾批評他們「亂罵」共產黨和國民黨，尤其是罵中共執行「聯合戰線」政策是「階級合作」，是中國革命的「制動機」和「障礙物」時，認為「不是原則上的錯誤，政策上是非常錯誤」，因為「不曾看見共同的敵人」。而在給托氏的信中，他所以蔑視「人數遠遠超過我們」的中共，就是因為中共沒有工人基礎，不以城市為中心，所以，決不是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無產階級的政黨。而在這些原則方面，托派（即使是極左派）一直沒有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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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想做「無黨派人士」失敗後的思想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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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初期，他想利用在國民黨監獄中出來的、公開身份的條件，以無黨派人士的面目，擁護國民黨政府領導抗日，以換取公開活動的身份；擁護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試圖謀取合作抗日、為國報效的機會；接近中間的民主黨派及軍人，以謀取自己開創獨立政治局面的可能。總之，根據當時複雜的局勢，他需要觀望、揣摩、嘗試一下，決定新的朋友。如他對王文元所說，今後他再不屬於任何黨派，「陳獨秀只代表陳獨秀個人，至於誰是朋友，誰是敵人，得在新鬥爭的分分合合中決定了」。[88]他在給陳其昌等人信中也說：「你們都是史大林主義者，都是老彭的朋友，和我非永久的伴侶……將來誰是朋友，現在完全不知道。」[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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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他一年來的觀望和努力得到了甚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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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對國民黨的希望完全破滅：「開戰前國民黨政府沒有作戰的意志，倉卒應戰，最不可少的準備太不夠，甚至某些部分簡直沒有。開戰後，復以反革命的方法來執行民族革命的任務，所以軍事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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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對共產黨滿肚子怨恨，出爾反爾，竟然無中生有，把他誣成「漢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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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那些中間民主人士太經不起風浪，國共一擠壓，都離他而去。而且在「漢奸」事件中，為陳獨秀辯白的九人公開信署名者，林庚白與張西曼在《新華日報》一個無理的反駁後，發表聲明表示動搖，前者竟「特鄭重聲明，本人於該函之內容，完全不能同意，應不負責任」；後者也表示在簽名時「曾要求過將內容酌加修改」。[90]兩人的公開信一發表，又引起一片譏嘲聲。說明要團結「不擁國不阿共」的勢力開創一片新天地，是多麼不切實際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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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無可奈何花落去！面對這種風流雲散的悲涼處境，煢煢孑立，形影相弔，無限悵惘。尤其是1938年7月，不得不在日本的炮火下隻身流亡四川後，生活上又一次飽受磨難。正是在這又一次嚴重失敗和從未有過的孤獨之中，上海臨委派了與他有深厚情誼的陳其昌長途冒險來到他的身邊，與他交換意見。在這種情況下，他寫了給托氏的信。信中流露的那種感情和立場，也就很自然了：他不得不承認他的基礎還是托派，也只能是托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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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要他放棄自己的原則，與托派極左派小集團和解，也同樣不可能。因為它不僅「沒有發展的希望」，「反而是中國革命的障礙」。這是一種多麼痛苦與無奈的心情。所以，他給托洛斯基信中提出的由民主民族革命「從頭做出」的設想，既是一年來努力受挫後的呻吟，又是不甘失敗的掙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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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學術界有人拿劉仁靜提供的情況證明陳獨秀已經與托派脫離關係。劉在1938年到武昌找陳獨秀，「陳獨秀開始對我很客氣。第二天去見他，他就不見我了，還給我留下一封信，那封信表示和我絕交，劃清界限」。[91]其實，劉仁靜後來自己出來糾正說：「有人說陳獨秀那次不見我，是表明他與托派劃清界限。實際相反，因為我當時已是被托派開除的人，所以他不與我交往。」[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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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劉仁靜在1935年3月北平被捕、押往南京判處徒刑兩年半、進入蘇州反省院執行後，擔任了這個反省院犯人「自治會」主席。他在反省院辦的感化犯人的半月刊上，發表了多篇文章，繼續宣揚被陳獨秀批判過的先「經濟復興」、後「發動革命」的理論，宣稱：「現在民族復興的途徑只有靠階級調和，一致對外。」「就中國現狀看來，在中國想實現社會主義或非資本主義，乃是一種人道主義者的幻想」；主張中國應該「節制私人資本，即是創造國家資本……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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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獄中的陳獨秀看到了這位老冤家劉仁靜的文章，火冒三丈，立即建議托派臨委開除劉仁靜。1981年，筆者在收集陳獨秀資料時，在某單位檔案處保存的「陳獨秀手稿」卷內，發現了一份以「中國共產主義同盟臨時委員會」名義寫的手稿——《開除劉仁靜黨籍啟事》，啟事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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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仁靜於一九三五年春在北平被捕之後，未能保持革命者堅決的態度，後入蘇州反省院，更顯出動搖的傾向。最近我們在蘇州反省院半月刊上，讀到了他所投登的幾篇論文如《節制資本芻議》[94]等，竟公然站在三民主義的旗幟下，宣傳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他整個思想，無疑已投降於反動的孫中山主義之前。為此，我們鄭重聲明：中國共產主義同盟（布爾什維克——列寧派）決不容許抱有這樣思想的分子，繼續容留在他的隊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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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啟事》寫於1935年11月17日。後來經過臨委核實修改後，改名為《中國共產主義同盟開除劉仁靜黨籍通告》刊登在托派機關報上，《通告》一開頭與上述《啟事》一樣，說他被捕後動搖，接着說：「惟當時僅憑同志口傳，本同盟不能率爾置信。」——這說明劉仁靜問題的發現及處理意見，確是陳獨秀首先提出。然後寫道：「近聞江蘇反省院出版之半月刊，見有劉仁靜投登的長文《讀〈資本論〉芻議》、《讀〈西洋史論〉》等篇，完全證實其思想的反動與叛變……為此，本同盟正式宣佈劉仁靜為共產主義叛徒，開除其黨籍。」[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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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劉仁靜向李福仁問起這件事，李對他說：「當時開除你，是獄中的陳獨秀支持的。」所以，他出獄後，先到上海，要求恢復與托派的組織關係，未成；他又在1937年10月29日寫信給當時在美國的李福仁和伊羅生，要他們轉信給托洛斯基，請求幫助解決其恢復組織關係，同時報告陳獨秀在武漢的言論說：「全體同志對他表示失望了。」[96]但是，托洛斯基在1938年2月23日致李福仁的回信中，對陳獨秀仍然表示關懷和尊敬，而對劉仁靜卻明確表示蔑視：「至於劉仁靜，我不願給他回信。他太不可靠，局勢太緊張，我無法確定他是否在玩兩面手法。」[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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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仁靜就到武漢來求救於「老冤家」陳獨秀，如同1931年四個托派小組織統一時那樣。但又如上述，遭到了陳獨秀的冷遇。所以，陳獨秀冷遇劉仁靜，非但不能說明陳獨秀與托派脫離關係，反而說明他為了維護托派的「純潔性」，拒絕變節過的劉仁靜再回到隊伍中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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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到托派失敗後，劉仁靜公開倒向國民黨。1939年他去西安投到軍統頭目、第十戰區政治主任梁幹喬麾下，任戰區政治部宣傳科長，專門對延安進行反共宣傳。歷史真會捉弄人，中國托派中兩位都見過托洛斯基、因此一度自認為是「元老」的人，八年之後不僅重新見面，還都投進了當年發誓打倒的「國民黨反動派」懷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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