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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雙山回憶錄》（增訂本），頁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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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高語罕：〈陳獨秀入川後》，南京《新民報》晚刊，1947年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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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陳獨秀〉（三），中國革命博物館編：《黨史研究資料》，1980年第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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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高語罕：〈陳獨秀入川後》，南京《新民報》晚刊，1947年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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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當時由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李新牽頭，準備成立「現代史研究所」（現代史以1919年五四運動為起點），公章和經費已經撥下，但因沒有房子，暫時留在北京東廠胡同的近代史所。後來由於與近代史所的種種矛盾，特別是近代史所所長劉大年與李新的矛盾尖銳複雜，在學術上，劉主張現代史以1949年10月1日為起點。結果劉大年勝出，「現代史研究所」胎死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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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打印件，未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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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中國共產主義同盟緊要聲明〉，《鬥爭》（中國共產主義同盟機關報），第3卷，第9期，1937年10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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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羅漢致彭述之的信（1937年10月1日），北京中央檔案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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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陳獨秀：〈給陳其昌等的信〉（1937年11月21日），《陳獨秀最後論文和書信》，頁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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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陳獨秀：〈資本主義在中國〉，《陳獨秀先生抗戰文集》，第1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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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陳獨秀：〈我們為甚麼而戰〉，《告日本社會主義者》（單行本），廣州亞東圖書館1938年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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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陳獨秀給托洛斯基的信〉（1938年11月3日）。大陸出版的最有影響的《陳獨秀著作選》，根據鄭超麟提供給何之瑜編的《陳獨秀最後論文和書信》一書的日期，定為「1939年3月×日」。而在美國1980年開放的托洛斯基檔案，該信英文檔案顯示日期為1938年11月3日。經筆者查閱該信最早在托派多數派的小冊子《保衛馬克思主義》之一「附錄一」上發表時，未刊日期。而根據托洛斯基回信時指出李福仁在上海轉信給他的日期是1939年「1月19日」來推算，陳其昌在那抗戰風火歲月中繞道香港去四川，再從原路返回上海，那麼，「1938年11月3日」這個日期，應該說是正確的。所以，鄭超麟在筆者主編的《陳獨秀研究動態》第6期（1995年11月）上，進行了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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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陳獨秀：〈五四運動時代過去了嗎？〉，《政論》旬刊，第1卷，第11期，1938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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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民族野心〉，《陳獨秀先生抗戰文集》，第6集，廣州亞東圖書館1938年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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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抗戰一年〉，《陳獨秀先生抗戰文集》，第6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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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論遊擊隊〉，《陳獨秀先生抗戰文集》，第6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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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雙山回憶錄》（增訂本），頁266、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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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雙山回憶錄》（增訂本），頁266–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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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雙山回憶錄》（增訂本），頁272–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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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雙山回憶錄》（增訂本），頁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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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雙山回憶錄》（增訂本），頁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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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參見張國燾：《我的回憶》，第3冊，頁418–423；王明：《中共五十年》（北京：現代史料編刊社，1982），頁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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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康生：〈剷除日寇暗探民族公敵的托洛斯基匪徒〉（以下簡稱〈鏟〉文），《解放》週刊，第29、30期，1938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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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陳獨秀是否托派漢奸問題〉，《新華日報》，1938年3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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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陳獨秀：〈致《新華日報》的信〉（1938年3月17日），《血路》第12期；《武漢日報》，1938年3月19日；《掃蕩報》，1938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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