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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王凡西譯：《托洛斯基檔案中致中國同志的信》，頁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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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保衛馬克思主義》，卷一，頁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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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王凡西譯：《托洛斯基檔案中致中國同志的信》，頁74，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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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片山潛（1860–1933）：日本社會民主黨主要創始人，曾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同情蘇聯十月革命，曾協助美國共產黨的建立，為共產國際做了許多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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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王凡西譯：《托洛斯基檔案中致中國同志的信》，頁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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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王凡西譯：《托洛斯基檔案中致中國同志的信》，頁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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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王凡西譯：《托洛斯基檔案中致中國同志的信》，頁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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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連根：〈托洛斯基與陳獨秀〉，《國際主義者》（手刻油印件），第3期，1942年6月25日。連根是王文元的筆名。1942年中國托派分裂成彭述之、劉家良為首的多數派；王文元、鄭超麟、陳其昌、樓國華為首的少數派。《國際主義者》是少數派油印機關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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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保衛馬克思主義》，卷一，頁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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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連根：〈托洛斯基與陳獨秀〉，《國際主義者》（手刻油印件），第3期，1942年6月25日。連根是王文元的筆名。1942年中國托派分裂成彭述之、劉家良為首的多數派；王文元、鄭超麟、陳其昌、樓國華為首的少數派。《國際主義者》是少數派油印機關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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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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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十九 「終身反對派」與不變的人生追求（1938–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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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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顛沛流離的流亡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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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2月，陳獨秀有意離漢。陳鍾凡推薦他到武漢大學教書，被拒絕。陳說：「撫五（即王星拱，武漢大學校長——引者）與我至好，我所學亦無以教人」。[1]實際上有難言之隱：一是離開北京大學時受到同行潑給的恥辱揮之不去。大學是知識分子集中之處，左中右雜處之地，像他這樣政治上多次大失敗的知名人物，若到大學去，不知會有多少人造出多少謠言來。尤其是「日本間諜」事件前，「托派即漢奸」的輿論已廣泛流傳。他雖然一再聲明「不再隸屬於任何黨派」，但歷史是抹殺不了的。在國共兩黨及其他各政治集團都在抹黑托派的情勢下，他在大學中是很難待得下去的。二是幾十年來已經習慣於搞政黨政治和革命運動，當領袖受人敬仰，怎麼能適應去當一個教書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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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任武漢大學校長的王星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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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也一再拒絕托洛斯基請他到美國創建第四國際的邀請。除了不願離開危難中的祖國、要為救國盡一分力和對中國托派的極左傾向表示痛惡並因此對「托洛斯基主義」產生懷疑外，還有具體的困難：健康狀況不好，高血壓和胃病時常發作。國民黨一直監視着他的一舉一動，批准出國的可能，可以說絕對沒有。老朋友、老下級陳其昌，請汪孟鄒致書已到美國當大使的胡適，為陳在美國大學謀一客座教授職位。信發出後，未見回音。看來胡適也覺得不好辦，或是太瞭解陳獨秀是不會離開祖國的。抗戰初期，胡適擔心陳在國內會有甚麼麻煩，在美國聯繫了一家圖書公司，請他到美國寫自傳。當時許多人也有這個建議，陳不肯去。在武漢嘗試「新途徑」失敗後，王文元等建議去香港，他也不考慮，理由是：「我們擁護與參加抗戰，就無論如何得留在抗戰地區，利用人家不得不給我們的合法身份來作公開批評；一去香港便自動放棄這個身份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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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之瑜陪徐特立到武漢調解所謂陳獨秀「日本間諜」事件後，陳應何之邀，打算去長沙嶽麓山下專心著述文字學。後來又改變主意，說：「湖南非樂土，城市將難免為戰區，鄉間亦不無土匪侵害，故決計入川也。」[3]他送王文元回上海時約定：至多半年後再到「大後方」相聚，「一起打開更有效的工作出路」。但他不願意王回上海後繼續原來托派那樣的活動方式，若那樣則是「『三個月活動，三整年長監』一定不會有好結果」。[4]這說明，他所以不願出國，還是希望在抗日和改造托派方面有所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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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入川，可謂是一波三折。本來，他打算1938年2月動身。2月11日在給何之瑜信中說：「弟一星期後，當可動身入川（羅漢、季嚴亦勸我往）」。但是由於發生飛來橫禍「日本間諜」事件，被迫停下來，打一場筆墨官司。6月16日，準備乘當時在國民黨做事的包惠僧為他安排的差船離漢，闊別三十年的大姐攜家逃難，突然到了漢口。姐弟患難相逢，悲歡交集。陳對包說：「老姐姐來了，我怎能撇開他們，自己先行！」[5]這位「老姐姐」也是一個女能人，很受人尊敬。她嫁給了商人吳向榮，其兒子吳季嚴一直追隨陳獨秀，又一起轉向托派。陳獨秀一直與這位姐姐關係很好。這樣，就拖到7月初，和姐姐一家搭上了「中央」、「中國」、「交通」、「農民」四個銀行包用的專輪，上行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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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受無端陷害，在民主人士中得到了廣泛的同情。這些人都是政治上要求民主，反對一黨專政，經濟上要求發展資本主義，反對國家壟斷的。陳獨秀在與他們的交往中，思想吸取不少營養，生活上也得到許多幫助。「不再隸屬於任何黨派組織」的他，現在只有依靠這些新朋友了。這次入川，他曾在一次宴會上徵求章伯鈞的意見，章當即問重慶《新蜀報》主編周欽岳：「仲甫入川怎麼樣？」周表示歡迎並提供方便，「居住和其他生活方面的問題，我都可以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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夾在國共兩大政黨之間的民主人士也有軟弱的一面。周欽岳為保持與共產黨的關係，根據共產黨的意見，希望陳獨秀入川後，「千萬不要活動，更不要發表甚麼東西」！[6]但是，陳獨秀是一個天馬行空，言論不羈的人。7月2日一到重慶，就在27日寫就上述《論遊擊隊》，[7]繼又發表《資本主義在中國》和演講，抨擊中共的觀點。這些思想在大後方的態勢下，言之有理。像《資本主義在中國》是在當時中國著名的民營企業「重慶民生公司」的演講，從理論上闡發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的必要性，很受民主人士歡迎，也就顧不得中共方面的感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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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到渝，周欽岳、高語罕等前往迎接，暫時安排住在上石板街十五號川源公司樓上。[8]這是禁煙委員會李仲公辦事處。《新民報》、《新蜀報》的朋友張恨水、張慧劍、周欽岳等為他設宴洗塵。然而，重慶成為國民政府陪都後，特務橫行，國共角力，經濟上的重壓也很難讓陳一家長期生活下去。加上重慶天氣悶濕，很不利於他日益嚴重的高血壓病。而且大量沿海地區逃難民眾集中此地，已很難找到合適的住處。所以，陳在重慶只住了短短一個月時間，在名醫鄧初（仲純）和江津國立九中校長鄧季宣兄弟（均為陳的同鄉、同學和老友）幫助下，於8月3日移居距重慶上游水程約180里的江津縣城。[9]高語罕說，陳本不願意離開重慶，他關心時局，江津太閉塞。但是，「政治的和物質的條件不容許，他只好退居人事比較閑適、生活比較便宜的江津去做寓公」。[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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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津當時約有80萬人，是川東大縣。沿海和中部地區的大批難民逃亡到這裏，原安徽國立第二中學由教育部批准立案後改名「江津九中」，遷到此地，收容淪陷區疏散到重慶的安徽教職員和學生。這樣的人員及其家屬不下數千人，形成一個「小安徽」的氛圍。陳獨秀因這種非親即友的關係，帶着潘蘭珍和老母親（即嗣母謝氏，陳昔凡之妻）及三兒陳松年一家幾口到此。靠朋友的照顧，陳松年在九中做了一名修理校舍的木工。起初境況十分狼狽，陳在給兒子的信中說：「不但用具全無，屋也沒有了。」這是指原來說好到江津後住老友鄧初之宅，但因事先對鄧妻工作沒有做好，她竟「閉門謝客」。陳懊喪地說：「倘非攜帶行李多件，次日即再回重慶矣。」幸蒙舊交方孝遠同情，才在一客棧暫棲下來；8月7日又得東門郭家公館（實為客棧）房東憐憫，挪出樓房一間住了進去，「聊以安身」。陳嘆道：「出門之難如此。」[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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