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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4797 [97]王凡西譯:《托洛斯基檔案中致中國同志的信》,頁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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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4799 [98]《保衛馬克思主義》,卷一,頁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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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4801 [99]王凡西譯:《托洛斯基檔案中致中國同志的信》,頁74,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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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4803 [100]片山潛(1860–1933):日本社會民主黨主要創始人,曾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同情蘇聯十月革命,曾協助美國共產黨的建立,為共產國際做了許多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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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4805 [101]王凡西譯:《托洛斯基檔案中致中國同志的信》,頁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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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4807 [102]王凡西譯:《托洛斯基檔案中致中國同志的信》,頁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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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4809 [103]王凡西譯:《托洛斯基檔案中致中國同志的信》,頁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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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4811 [104]連根:〈托洛斯基與陳獨秀〉,《國際主義者》(手刻油印件),第3期,1942年6月25日。連根是王文元的筆名。1942年中國托派分裂成彭述之、劉家良為首的多數派;王文元、鄭超麟、陳其昌、樓國華為首的少數派。《國際主義者》是少數派油印機關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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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4813 [105]《保衛馬克思主義》,卷一,頁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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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4815 [106]連根:〈托洛斯基與陳獨秀〉,《國際主義者》(手刻油印件),第3期,1942年6月25日。連根是王文元的筆名。1942年中國托派分裂成彭述之、劉家良為首的多數派;王文元、鄭超麟、陳其昌、樓國華為首的少數派。《國際主義者》是少數派油印機關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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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4820 陈独秀全传 [:1705944968]
1705954821 陈独秀全传 十九   「終身反對派」與不變的人生追求(1938–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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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4823 陈独秀全传 [:1705944969]
1705954824 顛沛流離的流亡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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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4826 1938年2月,陳獨秀有意離漢。陳鍾凡推薦他到武漢大學教書,被拒絕。陳說:「撫五(即王星拱,武漢大學校長——引者)與我至好,我所學亦無以教人」。[1]實際上有難言之隱:一是離開北京大學時受到同行潑給的恥辱揮之不去。大學是知識分子集中之處,左中右雜處之地,像他這樣政治上多次大失敗的知名人物,若到大學去,不知會有多少人造出多少謠言來。尤其是「日本間諜」事件前,「托派即漢奸」的輿論已廣泛流傳。他雖然一再聲明「不再隸屬於任何黨派」,但歷史是抹殺不了的。在國共兩黨及其他各政治集團都在抹黑托派的情勢下,他在大學中是很難待得下去的。二是幾十年來已經習慣於搞政黨政治和革命運動,當領袖受人敬仰,怎麼能適應去當一個教書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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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4831 時任武漢大學校長的王星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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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4833 陳獨秀也一再拒絕托洛斯基請他到美國創建第四國際的邀請。除了不願離開危難中的祖國、要為救國盡一分力和對中國托派的極左傾向表示痛惡並因此對「托洛斯基主義」產生懷疑外,還有具體的困難:健康狀況不好,高血壓和胃病時常發作。國民黨一直監視着他的一舉一動,批准出國的可能,可以說絕對沒有。老朋友、老下級陳其昌,請汪孟鄒致書已到美國當大使的胡適,為陳在美國大學謀一客座教授職位。信發出後,未見回音。看來胡適也覺得不好辦,或是太瞭解陳獨秀是不會離開祖國的。抗戰初期,胡適擔心陳在國內會有甚麼麻煩,在美國聯繫了一家圖書公司,請他到美國寫自傳。當時許多人也有這個建議,陳不肯去。在武漢嘗試「新途徑」失敗後,王文元等建議去香港,他也不考慮,理由是:「我們擁護與參加抗戰,就無論如何得留在抗戰地區,利用人家不得不給我們的合法身份來作公開批評;一去香港便自動放棄這個身份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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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4835 何之瑜陪徐特立到武漢調解所謂陳獨秀「日本間諜」事件後,陳應何之邀,打算去長沙嶽麓山下專心著述文字學。後來又改變主意,說:「湖南非樂土,城市將難免為戰區,鄉間亦不無土匪侵害,故決計入川也。」[3]他送王文元回上海時約定:至多半年後再到「大後方」相聚,「一起打開更有效的工作出路」。但他不願意王回上海後繼續原來托派那樣的活動方式,若那樣則是「『三個月活動,三整年長監』一定不會有好結果」。[4]這說明,他所以不願出國,還是希望在抗日和改造托派方面有所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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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4837 陳獨秀入川,可謂是一波三折。本來,他打算1938年2月動身。2月11日在給何之瑜信中說:「弟一星期後,當可動身入川(羅漢、季嚴亦勸我往)」。但是由於發生飛來橫禍「日本間諜」事件,被迫停下來,打一場筆墨官司。6月16日,準備乘當時在國民黨做事的包惠僧為他安排的差船離漢,闊別三十年的大姐攜家逃難,突然到了漢口。姐弟患難相逢,悲歡交集。陳對包說:「老姐姐來了,我怎能撇開他們,自己先行!」[5]這位「老姐姐」也是一個女能人,很受人尊敬。她嫁給了商人吳向榮,其兒子吳季嚴一直追隨陳獨秀,又一起轉向托派。陳獨秀一直與這位姐姐關係很好。這樣,就拖到7月初,和姐姐一家搭上了「中央」、「中國」、「交通」、「農民」四個銀行包用的專輪,上行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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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4839 陳獨秀受無端陷害,在民主人士中得到了廣泛的同情。這些人都是政治上要求民主,反對一黨專政,經濟上要求發展資本主義,反對國家壟斷的。陳獨秀在與他們的交往中,思想吸取不少營養,生活上也得到許多幫助。「不再隸屬於任何黨派組織」的他,現在只有依靠這些新朋友了。這次入川,他曾在一次宴會上徵求章伯鈞的意見,章當即問重慶《新蜀報》主編周欽岳:「仲甫入川怎麼樣?」周表示歡迎並提供方便,「居住和其他生活方面的問題,我都可以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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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4841 夾在國共兩大政黨之間的民主人士也有軟弱的一面。周欽岳為保持與共產黨的關係,根據共產黨的意見,希望陳獨秀入川後,「千萬不要活動,更不要發表甚麼東西」![6]但是,陳獨秀是一個天馬行空,言論不羈的人。7月2日一到重慶,就在27日寫就上述《論遊擊隊》,[7]繼又發表《資本主義在中國》和演講,抨擊中共的觀點。這些思想在大後方的態勢下,言之有理。像《資本主義在中國》是在當時中國著名的民營企業「重慶民生公司」的演講,從理論上闡發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的必要性,很受民主人士歡迎,也就顧不得中共方面的感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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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4843 陳獨秀到渝,周欽岳、高語罕等前往迎接,暫時安排住在上石板街十五號川源公司樓上。[8]這是禁煙委員會李仲公辦事處。《新民報》、《新蜀報》的朋友張恨水、張慧劍、周欽岳等為他設宴洗塵。然而,重慶成為國民政府陪都後,特務橫行,國共角力,經濟上的重壓也很難讓陳一家長期生活下去。加上重慶天氣悶濕,很不利於他日益嚴重的高血壓病。而且大量沿海地區逃難民眾集中此地,已很難找到合適的住處。所以,陳在重慶只住了短短一個月時間,在名醫鄧初(仲純)和江津國立九中校長鄧季宣兄弟(均為陳的同鄉、同學和老友)幫助下,於8月3日移居距重慶上游水程約180里的江津縣城。[9]高語罕說,陳本不願意離開重慶,他關心時局,江津太閉塞。但是,「政治的和物質的條件不容許,他只好退居人事比較閑適、生活比較便宜的江津去做寓公」。[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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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54845 江津當時約有80萬人,是川東大縣。沿海和中部地區的大批難民逃亡到這裏,原安徽國立第二中學由教育部批准立案後改名「江津九中」,遷到此地,收容淪陷區疏散到重慶的安徽教職員和學生。這樣的人員及其家屬不下數千人,形成一個「小安徽」的氛圍。陳獨秀因這種非親即友的關係,帶着潘蘭珍和老母親(即嗣母謝氏,陳昔凡之妻)及三兒陳松年一家幾口到此。靠朋友的照顧,陳松年在九中做了一名修理校舍的木工。起初境況十分狼狽,陳在給兒子的信中說:「不但用具全無,屋也沒有了。」這是指原來說好到江津後住老友鄧初之宅,但因事先對鄧妻工作沒有做好,她竟「閉門謝客」。陳懊喪地說:「倘非攜帶行李多件,次日即再回重慶矣。」幸蒙舊交方孝遠同情,才在一客棧暫棲下來;8月7日又得東門郭家公館(實為客棧)房東憐憫,挪出樓房一間住了進去,「聊以安身」。陳嘆道:「出門之難如此。」[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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