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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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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十九 「終身反對派」與不變的人生追求（1938–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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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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顛沛流離的流亡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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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2月，陳獨秀有意離漢。陳鍾凡推薦他到武漢大學教書，被拒絕。陳說：「撫五（即王星拱，武漢大學校長——引者）與我至好，我所學亦無以教人」。[1]實際上有難言之隱：一是離開北京大學時受到同行潑給的恥辱揮之不去。大學是知識分子集中之處，左中右雜處之地，像他這樣政治上多次大失敗的知名人物，若到大學去，不知會有多少人造出多少謠言來。尤其是「日本間諜」事件前，「托派即漢奸」的輿論已廣泛流傳。他雖然一再聲明「不再隸屬於任何黨派」，但歷史是抹殺不了的。在國共兩黨及其他各政治集團都在抹黑托派的情勢下，他在大學中是很難待得下去的。二是幾十年來已經習慣於搞政黨政治和革命運動，當領袖受人敬仰，怎麼能適應去當一個教書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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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任武漢大學校長的王星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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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也一再拒絕托洛斯基請他到美國創建第四國際的邀請。除了不願離開危難中的祖國、要為救國盡一分力和對中國托派的極左傾向表示痛惡並因此對「托洛斯基主義」產生懷疑外，還有具體的困難：健康狀況不好，高血壓和胃病時常發作。國民黨一直監視着他的一舉一動，批准出國的可能，可以說絕對沒有。老朋友、老下級陳其昌，請汪孟鄒致書已到美國當大使的胡適，為陳在美國大學謀一客座教授職位。信發出後，未見回音。看來胡適也覺得不好辦，或是太瞭解陳獨秀是不會離開祖國的。抗戰初期，胡適擔心陳在國內會有甚麼麻煩，在美國聯繫了一家圖書公司，請他到美國寫自傳。當時許多人也有這個建議，陳不肯去。在武漢嘗試「新途徑」失敗後，王文元等建議去香港，他也不考慮，理由是：「我們擁護與參加抗戰，就無論如何得留在抗戰地區，利用人家不得不給我們的合法身份來作公開批評；一去香港便自動放棄這個身份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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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之瑜陪徐特立到武漢調解所謂陳獨秀「日本間諜」事件後，陳應何之邀，打算去長沙嶽麓山下專心著述文字學。後來又改變主意，說：「湖南非樂土，城市將難免為戰區，鄉間亦不無土匪侵害，故決計入川也。」[3]他送王文元回上海時約定：至多半年後再到「大後方」相聚，「一起打開更有效的工作出路」。但他不願意王回上海後繼續原來托派那樣的活動方式，若那樣則是「『三個月活動，三整年長監』一定不會有好結果」。[4]這說明，他所以不願出國，還是希望在抗日和改造托派方面有所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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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入川，可謂是一波三折。本來，他打算1938年2月動身。2月11日在給何之瑜信中說：「弟一星期後，當可動身入川（羅漢、季嚴亦勸我往）」。但是由於發生飛來橫禍「日本間諜」事件，被迫停下來，打一場筆墨官司。6月16日，準備乘當時在國民黨做事的包惠僧為他安排的差船離漢，闊別三十年的大姐攜家逃難，突然到了漢口。姐弟患難相逢，悲歡交集。陳對包說：「老姐姐來了，我怎能撇開他們，自己先行！」[5]這位「老姐姐」也是一個女能人，很受人尊敬。她嫁給了商人吳向榮，其兒子吳季嚴一直追隨陳獨秀，又一起轉向托派。陳獨秀一直與這位姐姐關係很好。這樣，就拖到7月初，和姐姐一家搭上了「中央」、「中國」、「交通」、「農民」四個銀行包用的專輪，上行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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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受無端陷害，在民主人士中得到了廣泛的同情。這些人都是政治上要求民主，反對一黨專政，經濟上要求發展資本主義，反對國家壟斷的。陳獨秀在與他們的交往中，思想吸取不少營養，生活上也得到許多幫助。「不再隸屬於任何黨派組織」的他，現在只有依靠這些新朋友了。這次入川，他曾在一次宴會上徵求章伯鈞的意見，章當即問重慶《新蜀報》主編周欽岳：「仲甫入川怎麼樣？」周表示歡迎並提供方便，「居住和其他生活方面的問題，我都可以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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夾在國共兩大政黨之間的民主人士也有軟弱的一面。周欽岳為保持與共產黨的關係，根據共產黨的意見，希望陳獨秀入川後，「千萬不要活動，更不要發表甚麼東西」！[6]但是，陳獨秀是一個天馬行空，言論不羈的人。7月2日一到重慶，就在27日寫就上述《論遊擊隊》，[7]繼又發表《資本主義在中國》和演講，抨擊中共的觀點。這些思想在大後方的態勢下，言之有理。像《資本主義在中國》是在當時中國著名的民營企業「重慶民生公司」的演講，從理論上闡發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的必要性，很受民主人士歡迎，也就顧不得中共方面的感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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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到渝，周欽岳、高語罕等前往迎接，暫時安排住在上石板街十五號川源公司樓上。[8]這是禁煙委員會李仲公辦事處。《新民報》、《新蜀報》的朋友張恨水、張慧劍、周欽岳等為他設宴洗塵。然而，重慶成為國民政府陪都後，特務橫行，國共角力，經濟上的重壓也很難讓陳一家長期生活下去。加上重慶天氣悶濕，很不利於他日益嚴重的高血壓病。而且大量沿海地區逃難民眾集中此地，已很難找到合適的住處。所以，陳在重慶只住了短短一個月時間，在名醫鄧初（仲純）和江津國立九中校長鄧季宣兄弟（均為陳的同鄉、同學和老友）幫助下，於8月3日移居距重慶上游水程約180里的江津縣城。[9]高語罕說，陳本不願意離開重慶，他關心時局，江津太閉塞。但是，「政治的和物質的條件不容許，他只好退居人事比較閑適、生活比較便宜的江津去做寓公」。[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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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津當時約有80萬人，是川東大縣。沿海和中部地區的大批難民逃亡到這裏，原安徽國立第二中學由教育部批准立案後改名「江津九中」，遷到此地，收容淪陷區疏散到重慶的安徽教職員和學生。這樣的人員及其家屬不下數千人，形成一個「小安徽」的氛圍。陳獨秀因這種非親即友的關係，帶着潘蘭珍和老母親（即嗣母謝氏，陳昔凡之妻）及三兒陳松年一家幾口到此。靠朋友的照顧，陳松年在九中做了一名修理校舍的木工。起初境況十分狼狽，陳在給兒子的信中說：「不但用具全無，屋也沒有了。」這是指原來說好到江津後住老友鄧初之宅，但因事先對鄧妻工作沒有做好，她竟「閉門謝客」。陳懊喪地說：「倘非攜帶行李多件，次日即再回重慶矣。」幸蒙舊交方孝遠同情，才在一客棧暫棲下來；8月7日又得東門郭家公館（實為客棧）房東憐憫，挪出樓房一間住了進去，「聊以安身」。陳嘆道：「出門之難如此。」[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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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了幾個月，做通鄧初妻子的工作，再加資助鄧開設「延年醫院」的江津望族鄧蟾秋、鄧燮康叔侄的照顧，陳獨秀勉強住進鄧初開的「延年醫院」後院——「黃荊街八十三號」，與鄧家夫婦分住一宅。由於曾遭「閉門謝客」，陳獨秀精神上的不快與彆扭可想而知。很快，潘蘭珍就與鄧妻鬧起矛盾來。於是由陳北大時學生、江津縣長黃鵬基幫助，住到江津一中校長施明璋家「施家大院——延陵別墅」。月餘，因江津中學教員楊賓淑要求陳獨秀幫助整理其祖父楊魯承的遺著，陳又遷到距縣城約20里的偏僻山村——鶴山坪石牆院的楊魯承舊居「楊氏山莊」，直到去世。不過由於與鄧初情誼深厚，他仍常去鄧的醫院治病。石牆院可能不通郵或通郵困難，陳晚年通信的地址始終是「黃荊街八十三號」。上世紀80年代發現的1939–1941年間陳獨秀給楊鵬升的40封信，全是這個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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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入川，可以說是受盡顛沛流離之苦，雪上加霜的事還不斷襲來。首先，在鄧宅時，他十分尊敬的嗣母謝氏去世。在給友人信中，他說：「弟遭喪以後，心緒不佳，血壓高漲，兩耳日夜轟鳴幾於半聾，已五十日，未見減輕，倘長久如此，則百事俱廢矣。」當年反對封建迷信的旗手，在感情與習俗的壓力下，現在也表示要遵守「喪制」，以盡孝道：「先母撫我之恩等於生母，心喪何止三年；形式喪制，弟固主短喪，免廢人事，然酒食應酬以及為人作文作書，必待百日以後。」[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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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晚年的住房「石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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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1940年3月尊敬的師長蔡元培去世，使他「禁不住有很深的感觸！」在給友人信中說：「弟前在金陵獄中，多承蔡先生照拂，今乃先我而死，弟之心情上無數傷痕中又增一傷痕矣！」並專門撰文《蔡孑民先生逝世感言》。[13]文章敍述了他與蔡先生的歷史接觸和「四十年來社會政治之感觸」，精練地概括了蔡元培「令人佩服」的「兩大精神」。一是「大事堅決而又溫和」精神，「一般說來，蔡先生是一位無可無不可的老好人；然有時有關大節的事或是他已下決心的事，都很倔強的堅持着，不肯通融，雖然態度還很溫和。」二是「容納異己的雅量，尊重學術思想自由的卓見」，「在習於專制好同惡異的東方人中實所罕有」。文章還借題發揮，批駁了對五四運動「廢棄國粹與道德」的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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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一個像樣的民族，都有他的文化，或者說他的國粹；在全世界文化洪爐中，合民族有價值的文化，即是可稱為國「粹」的而不是國「渣」的，都不容易被熔毀……問題是在一民族的文化，是否保存在自己民族手中，若一民族滅亡了，甚至還未滅亡，他的文化即國粹乃由別的民族來保存，那便糟透了；「保存國粹」之說，在這點是有意義的。如果有人把民族文化離開全世界文化孤獨來看待……在保抱殘守缺的旗幟之下，閉着眼睛自大排外，拒絕域外學術之輸入……抱着國「渣」當做國「粹」；這種國粹家，實在太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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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這年春天，得知大姐病倒在江津上游約40里的住地油溪鎮，立即去看望。手足同胞四人，惟其二人還在，但是都被老與病相纏，相見相別，兩情依依。不料想，6月果然傳來大姐去世的消息，使他懷念傷感不已，特作一首五言長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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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感情，重友誼，這是陳獨秀品性中的一個顯著特點。但是，一般人往往只看到他「固執己見」，疾惡如仇，如王森然所說，「性狷急不能容人，亦輒不見容於人」，[14]卻忽略了他重感情、重友誼的一面。正如程演生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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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甫和朋友要好的，歡喜隨便談談，或是說笑話。有些不知他的人，以為他是暴徒式或不近人情的人，其實他是極和藹極親切的人，又有熱情，不過負氣，好鬧脾氣，但事過也，就若無其事的。我見過他和朋友因說笑話或頑皮而致變臉而致相打，然過了一天又和好了。不過這是些極相好的朋友。[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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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友一個個去世，給了陳獨秀極大的精神刺激。早在1937年，聽到被稱為「中國托派中最傑出的女革命者——黎彩蓮」逝世消息時，他就開始承認「老」了。給趙濟信中他說：「彩蓮的死使我很悲傷。一生中我遭遇到這樣的事已不算少；可是我從來不曾如此難受過，也許是我老了……」[16]這種無奈和無能為力的痛苦，又使他回到青年時代革命低潮時曾有過的志不遂願的「屈原情節」。1941年7月，聽說友人周光午、何之瑜、台靜農、魏建功等於屈原祭日聚飲大醉之事後，忽然也激動萬分，作了一首詩給魏建功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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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卻文章無嗜好，世無朋友更淒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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