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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書稿的命運與作者一樣坎坷，寫到「拋」字絕筆是意味深長的巧合。1939年，在國民政府教育部所屬國立編譯館工作的陳獨秀好友台靜農得知他在從事文字學的研究，就介紹該館約請陳編一部教師用的《中國文字說明》，並預支5，000元稿費。後來，陳把已經自成體系、可以單獨出版的《小學識字教本》上編交給了編譯館，囑先行出版。編譯館館長陳可忠見稿十分讚賞，在1940年5月13日，向教育部報請陳獨秀續編學生用的《中國文字說明》，並申請再預支5，000元。教育部長陳立夫在報告上批示：「前稿（指教師用《中國文字說明》——引者）已否交來？照發。」[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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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的文字學著作《小學識字教本》油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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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的《小學識字教本》還未完成，已經得到了一萬元的預支稿費。但是，由於發生了他與陳立夫之間關於書名的爭執，去世前「教師用」的「前稿」卻不能完成和出版，「學生用」的後稿自然也未動手。陳囑家人不得動用預支稿費，並表示「若教部有意不令吾書出版，只有設法退還稿費，另謀印行」。[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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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立夫看了陳著，也讚揚備至，同意出版：「大著小學識字教本揚古今諸家學說，煞費苦心，閣下己見亦多精闢，自宜付梓，以期普及。」但對《小學識字教本》這個書名（「小學」在學術上是音韻學與文字學的古稱，陳著總結了自己在這兩方面一生研究的成果，故用此名），認為「實屬程度太高」，要求改為《中國文字基本形義》。陳獨秀回信說：「拙著識字教本意在訓蒙……以其內容高深，不便訓蒙者，朋輩中往往有之，此皆不知拙著第一種乃為教師參考而作，兒童教本別有一種。」[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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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認為對於老師來說，這個書名應該是可以接受的，但陳立夫不予理睬。1942年2月，陳獨秀在堅持己意的原則下退而求其次，致函陳可忠說：「拙稿雖未盡善而創始不易，弟頗自矜貴希望能於足下在館期間，油印五十份（弟需要二十份，分贈朋友）分寄全國。此時雖有原稿一份副本三份，一旦川中有亂，難免紛失也。區區之意請勿再過慮而忽之。」[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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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結局，熱情此事的陳可忠，也甚為遺憾。為有所彌補，很快遵陳之囑，把《教本》油印了五十冊，分贈學術界人士特別是對「小學」有研究者，包括陳獨秀的朋友章太炎、梁實秋、王撫五等。此事由當時寓居四川江津白沙鎮的台靜農和魏建功主持，使這部珍貴之作得以存留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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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幾十個春秋的國共兩黨封鎖、凍結和壓迫之後，1971年梁實秋保存的教本油印稿在台灣首先影印出版並再版。書名改為《文字新詮》，趙友培題簽，梁實秋作前言，卻沒有「陳獨秀」的作者名，陳作的序自然也不用了。此事從政治上考量，乃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梁先生對此書的出版採取了十分嚴肅的學者態度。如他在「前言」中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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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印本初印五百冊，較原稿縮小。其原來模糊之字跡經重描後雖已經清晰，但相形之下，原來清晰因係油印，反而模糊。且其中有若干處亦有因油印及重描而致訛誤者。為便利讀者經趙友培教授就影印本加以校閱改正，後請李立中先生費十個月時間將全稿重描，使之清晰無誤，並決定照原樣十六開本再行影印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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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上世紀80年代，章太炎在台後人把《教本》油印本交給陳獨秀的外甥吳孟明。到了1995年，才在大陸第一次出版《教本》，所據的是嚴學宭教授所抄存的王撫五收藏的油印本。但是，由於校訂者進行了「改換」和「刪削」，於是就出現了陳獨秀臨終時擔心的憾事：「學力太差者，不能寫。」吳孟明把巴蜀版《教本》與油印本對照後發現，前者「從原書的『自敍』到全部正文，均有較大數量的改動……」；「由於被改動的地方實在太多，從字句的改動，到內容的刪減或刪改，幾乎每頁都有。」全書300多頁，僅開始10頁的改動就達12處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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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實秋為人誠實可敬．臨終前囑託女兒梁文薔，要在適當的時候把陳獨秀的這部重要著作捐贈給大陸著名的博物館。並說，台灣影印出版時，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未署作者陳獨秀的名，也未刊陳寫的序言，想必大家都能諒解。2003年8月，移居美國的梁文薔親自把其父保存的《小學識字教本》和影印本《文字新詮》捐贈給「中國現代文學館」。再加上上海魯迅博物館收藏的《教本》油印本，大陸學者研究《教本》原件，就比較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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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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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蔣介石國民黨的「不合作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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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甚至蔣介石本人屢次通過朱家驊給陳獨秀「巨額資助」「醫藥費」，表面看來是沒有政治用意的，純屬「人道主義」。陳獨秀逝世時，在何之瑜的《先生逝世前後用費收支》表中，還有這樣的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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賻（殯）儀費收入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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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先生 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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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立夫先生 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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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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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現象，一方面不能不說明蔣介石有過人的「氣量」，對自己的政敵有如此的「仁愛」之心，同時也可能有蔣介石一廂情願的「報恩」因素：因為畢竟在大革命中陳獨秀被迫執行的莫斯科政策，幫了蔣的大忙。特別是「四．一二」前後，陳曾答應蔣的要求，堅決反對過左派提出的「迎汪倒蔣」和「迎汪抑蔣」方針，《汪陳宣言》的簽訂客觀上幫助了蔣介石成就國民黨統一中國的大業。而陳卻因此被中共開除，最後又落得如此悲慘的下場，不能不使蔣動一下惻隱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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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陳獨秀1932年被捕，1942年去世，這10年間國民黨在他身上下了不少功夫。獄中生活的優待，出獄時的重諾拉攏之外，還要其另建或與張國燾合作建立「新共黨」，並一直暗中監視着他的行蹤。陳晚年已經「躲」到石牆院這個偏僻山村，朱家驊等國民黨人還對他的病貧狀況瞭如指掌，及時地、想盡一切陳獨秀難以拒收的辦法提供數筆贈款，在當時黨派鬥爭如此敏感而激烈的時代裏，上述舉動乃有所圖，應該是可想而知的。但也不必完全排除「人道主義」的因素，世界本來是複雜的，非此即彼的簡單邏輯往往是不着邊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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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說明問題的是1939年國民黨採取過的一個特殊行動。張國燾向蔣介石提議：派國民黨知名人士公開訪問陳獨秀，將陳的抗戰言論編輯成冊，來對付共產黨在抗日宣傳上的影響。於是，蔣即派兩位心腹愛將胡宗南和戴笠帶上禮物，親自來到江津訪陳。而在「禮物」中，有一件特殊的東西——去年3月由傅汝霖、段錫朋等人在《大公報》上為陳的所謂「漢奸」事件辯護啟事的剪報。他們以為這是提供陳大罵中共的最好材料，可謂用心良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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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1933年在法庭上表現的那樣，陳獨秀對共產黨的抨擊出於自己的立場和理論，與國民黨的「反共」完全不同。對國民黨的十年拉攏，他始終採取「不合作主義」，猶如當年蔡元培與北洋政府當局那樣。雖然當時站在革命左派立場上的陳獨秀並不贊成蔡的做法，曾寫文章進行抨擊，引起胡適的反擊與譏諷；現在，他自己卻被逼到這個立場上，真是歷史的諷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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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與胡、戴一見面，第一句話就直捅二人的背後，問是不是蔣介石關照要他們來的。二人答是。陳原以為他們是來審查他的行動的，而自己自出獄後被國民黨監控，也早已察覺，所以，陳早有思想準備，當即表示，自己逃難入川，雖以國事縈懷，卻並不與聞政治，更不曾有任何政治活動。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然後就詢問他們的來意。胡宗南一面讓陳閱看帶去的「啟事」剪報，一面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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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人身攻擊一事大家不平則鳴。傅汝霖、段錫朋諸先生是陳老的學生，忘年之交的朋友，諸先生為陳老恢復名譽的辯護啟事，乃國人之公論，民心之所向。今天特來求教，請陳老談談對國事的看法。值茲二次大戰爆發，德軍席捲歐陸，波羅的海四國乃蘇俄前衛邊沿，被德軍閃電一擊，不一周而盡失，眼看蘇俄處於極不利之局。國內國共問題，由分而合，由合而鬥，大戰當前，如國策不能貫徹，前途實堪隱憂。當今之計，陳老意下如何？[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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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宗南的意思很清楚：國際國內前途堪憂，你又受到中共的惡毒誣陷，還不起來大罵一番！這種場合下，應酬的話是要講一點的。於是，陳獨秀沉思良久後，慢吞吞地說出了這樣一番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