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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熊安東：〈陳獨秀晚年是「清苦」的〉，《陳獨秀與中國》，總58期（2006年9月），頁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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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上海《革命史資料》，第7期（1987）。「武榮碑」是「漢故執金丞武榮之碑」的簡稱，民國時期出土，書法介於篆隸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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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陳獨秀致楊鵬升的信，1940年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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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陳獨秀：〈警告青年〉，《青年雜誌》，第1卷，第1號，1919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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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上海《革命史資料》，總第7期（198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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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贈程里鳴聯》，安慶市陳獨秀學術研究會編注：《陳獨秀詩存》（山西：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頁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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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羅宗文：〈江津三晤陳獨秀〉，唐寶林主編：《陳獨秀與中國》，總55期（2006年2月），頁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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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陳獨秀致魏建功、台靜農的信（1942年5月1日），手稿，北京中央檔案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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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國民政府教育部檔案，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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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陳獨秀致魏建功的信（1941年9月19日），《古音陰陽入互用例表及其他》，1949年商務印書館清樣稿附件。2001年中華書局正式出版時，把附件部分刪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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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教育部陳部長致陳獨秀先生函〉（1941年10月11日）及陳的回信（13日），影印件，台靜農先生遺稿及珍藏書札編輯小組：《台靜農先生珍藏書札（一）》（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6），頁270、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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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陳獨秀致陳可忠〉，1942年2月26日，〈教育部陳部長致陳獨秀先生函〉（1941年10月11日）及陳的回信（13日），影印件，台靜農先生遺稿及珍藏書札編輯小組：《台靜農先生珍藏書札（一）》（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6），頁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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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轉自沈醉、文強：《戴笠其人》（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0），頁207–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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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轉自沈醉、文強：《戴笠其人》（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0），頁207–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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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陳獨秀致賀松生的信（1938年4月23日），手稿，北京中央檔案館藏。所以，4月底國民黨只得令武漢市公安局長蔡孟堅秘密會見張國燾，爭取合作建立反延安的新共黨。陳堅決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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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易嘯夫：〈重慶稽查處內幕〉，《重慶文史資料》，第37輯（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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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此信手稿原件存北京中央檔案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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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這次戰爭，俗稱「冬戰」。芬蘭作為小國，曾進行奮力抵抗，但終於難擋強敵，至1940年3月13日，芬蘭被迫向蘇聯割讓土地4萬平方公里。此後，蘇聯的史太林時期一直詭稱戰爭是由芬蘭挑起的。直到1989年11月30日冬戰50周年時，蘇聯外交部發言人尤里．格列米斯基才承認蘇聯過去對此次戰爭的「事實有所歪曲」；同日，蘇聯歷史學家鮑里斯．索科洛夫在《莫斯科新聞》也發表文章說：「冬戰從芬蘭人的角度來講是正義的，芬蘭是為保衛自己的自由和獨立而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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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陳獨秀：〈我的根本意見〉（1940年11月28日），《陳獨秀最後論文和書信》，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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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陳獨秀給西流的信（1940年9月），《陳獨秀最後論文和書信》，頁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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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陳獨秀：〈我的根本意見〉（1940年11月28日），《陳獨秀最後論文和書信》，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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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陳獨秀：〈戰後世界大勢之輪廓〉（1942年2月10日），《陳獨秀最後論文和書信》，頁1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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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臨委對D.S.來信的決議〉，《保衛馬克思主義》（油印小冊子），頁2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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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陳獨秀給西流的信（1940年4月24日），《陳獨秀最後論文和書信》，頁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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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陳獨秀給西流的信（1940年5–6月），《陳獨秀最後論文和書信》，頁31–32。此信原附在4月24日信之後，未署日期，據胡適在《陳獨秀最後對於民主政治的見解》一書所寫的序言說「同年（即1940）給西流的信，約在五六月之間）」。大陸出版的目前最全的《陳獨秀著作選》沒有收入這封重要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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