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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遍明代的典籍，再也找不到另外一位为学生画插图本教材的语文老师，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称张居正是明代最好的老师，我想也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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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好老师，没有好学生，那也是人生的一大遗憾。张居正应该没有这个遗憾，因为在他眼里，小万历这位学生一直都是个难得一遇的好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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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道理，虽然张居正是小万历的老师，但从更大的礼法上讲，小万历是皇帝，张居正是大臣，小万历是君，张居正是臣。我们知道封建社会讲究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臣大义才是根本。可是身为皇帝，小万历从来不以君臣之礼来对待张居正，他和张居正之间几乎只有师生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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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万历尊敬张老师到什么地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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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来不称呼张居正的名字，甚至不称他的官职，不论人前还是人后都只称张居正为“先生”，而且不论是在私下还是在朝堂上都这样称呼。在万历朝的头十年里，这个“先生”一词在朝廷里那就是一种专有名词，几乎就是专门儿为张居正而设的。你说这种尊师重教之心，真可谓是天下学生的楷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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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这位小万历同学不仅是在形式上尊师重教，而且在内容与精神上完全能领会这位张老师所传的道、所授的业和所解的惑。一般张居正要是讲个道理，问小万历能否领会时，这个小小的小学生总能深刻领会，并适时地做一些精辟的发挥，这让张老师非常感慨——能教到这样天资聪颖的学生实在是一个当老师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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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师生间也推崇“理解万岁”的话，这个已经成为皇帝的小万历的理解能力在当时可足够称得上是“万岁”的水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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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居正教他练书法之后，没多久，他的字就写得非常好了。说他爱上了书法这门艺术，很快就能写出斗大的大字来，而且还很有水平。有一天，他很得意地在书法课上写了两个大字，并请张老师评点一下。结果张居正在夸了一番之后却话锋一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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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皇帝，有一些爱好是可以的，但绝不应该在书法这些艺术领域上有太大的偏好，否则精力就不会放在励精图治与治理国家上了，你看当年的宋徽宗，书法独步天下，可是玩物丧志，最终丢掉了大好河山，做了亡国之君，前车之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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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说了这话之后，这位号称是“十岁天子”的小万历当时就做出了深刻的反思，并最终认为张老师的观点无疑是极有远见的，于是第二天就主动要求取消了书法课，也就不在书法这门艺术领域上多花心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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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于一个掌握着至高无上的权力的十岁孩子来说，这种理解能力是多么不同寻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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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缘于师生间的这种理解与默契，小万历在母亲的支持下全力依赖并支持张居正的改革，以至于张居正在万历元年到万历十年的执政期间大张旗鼓地搞了一场名为“万历新政”的改革运动，把大明王朝从泥足沉陷的困境里一下就拯救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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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张居正 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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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在万历母子支持下，张居正所搞的这场声势浩大的改革运动的成绩，我们只要看几组简单的数据就可以有一个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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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万历新政之前，国家财政每年巨亏三百万两白银，财政赤字逐年累积，户部，也就相当于财政部，几乎一分钱也拿不出来，连国家公务员们的工职几乎也发不出来了，国家机器眼看着就没有money这个关键性的“润滑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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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万历新政施行两年之后，国库每年财政盈余就能达到三百万两，到了大明王朝1582年，也就是张居正去世的时候，光中央库存白银就已经达到了创纪录的1250万两，仓库储存的粮食足够支撑十年，当时明王朝的GDP总量全世界第一，远胜于所谓的欧洲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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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万历新政之前，百姓民不聊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土地兼并严重，大地主阶级的土地垄断已经到了危及国家经济命脉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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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断然推行了著名的“一条鞭法”，改革税制，清丈田亩，到万历八年（1580），张居正重新核查到天下的耕田数为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比弘治十五年（1502）增加纳税田亩近三百万顷。这三百万顷是个什么概念呢？它大概相当于半个荷兰，而它产出的粮食在当时几乎可以养活整个欧洲。经过这一次彻底清查，整个国家的税收，陡增了将近一点五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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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万历新政之前，国防上大明王朝更是千疮百孔、疲于奔命。南有倭寇横行，西南有少数民族暴动，西北、东北两线面临蒙古人的铁蹄践踏，局势最为吃紧。蒙古人的一支俺答曾经在嘉靖二十九年长驱直入，一直打到北京城下，大明王朝差点儿在当时就国破家亡，明朝那些事儿差点儿提前将近一百年就早早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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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居正主政之后，他在强大的经济改革的后盾下狠抓国防，先用俞大猷、戚继光彻底平定了东南沿海的倭寇，又用殷正茂平息了西南少数民族的暴动，再施反间计瓦解了一直威胁北方的俺答。成功瓦解敌人之后，又派王崇古、谭纶守宣大一线，戚继光、李成梁镇守蓟辽与辽东，从而彻底解除了北部边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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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过来，国防的加强又为改革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发展环境，这样，政治、经济、军事就进入了一种良性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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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张居正死后，明朝的军队可以抗日援朝，在中国与日本的第一次全面战争中大获全胜，很多人认为原因主要是日军主帅丰臣秀吉的突然逝世，其实，张居正改革为明王朝留下了一份丰厚的家底，才是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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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上这些转变，张居正还利用“考成法”整顿了官僚队伍，还派潘季驯治理了黄河水患，又在湖北开展填湖造田运动，以至于两湖地区成了重要的农业基地，所以到了晚明和清代就有了“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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