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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张居正 第二十三讲 误判去留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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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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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在万历六年，也就是张居正回湖北老家安葬父亲的时候，等张居正赶回老家湖北荆州之后，他在老家铺开架势给老父亲下葬，而小万历和李太后在北京城翘首以待，就盼着这位张首辅、张先生能早点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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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张居正安葬父亲期间，小万历一连发了三道诏书，问安葬情况怎么样，问安葬的事结束没有，问安葬结束了你张先生什么时候才能动身回京啊，总之，那意思很明确，就像那句歌词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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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快回来，我一人承受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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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皇上和太后如此依赖张居正，这让湖北当地的大小官员都很震动，也感到无尚光荣，于是当地官员就有了一个拍马屁的举动——为张居正在荆州城外建立一座“三诏亭”，以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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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之后，当地官员请张居正出席落成典礼，结果张居正当时就给这帮人浇了一盆冷冷水。他说，你们为我建这座亭子，现在看，好像风光得很。可过不了多少年，等时局变化、形势变化了，谁还会记得这亭子是因三道诏书而起的呢？也就是谁还管它是不是“三诏亭”呢？它终将只不过是五里铺上一个迎来送往的、让人驻足歇脚的普通亭子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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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罢，张居正拂袖而去，只留下一帮拍马屁的官员面面相觑地愣在当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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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禁想知道，万历六年，刚刚经历了夺情伦理风暴，刚刚坚定了夺情决心、要以铁腕把万历新政推行下去的张居正，为什么在这时候会有这么消极的认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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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我们不应该用“消极”这个词，更准确点说，这应该是个极为“清醒”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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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皇帝和太后全力依赖张居正，在整个万历新政完全依赖张居正，在整个大明王朝完全依赖张居正的时候，在他可以权倾天下、无所不能的时候，他张居正怎么会有这么清醒的认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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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这就要说到张居正的政治智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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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前提到过，国学大师梁启超先生认为张居正是“明代唯一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我个人是非常赞同这个观点的。作为一个“真正的政治家”，而且是“明代唯一一个”，张居正肯定应该有极为出色的政治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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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张居正的政治智慧到底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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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主要有四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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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当然首先要算他作为一个改革家，根据形势，适时地施行了名为万历新政的这场明代最大的改革运动。这也是张居正一生最大的历史功绩所在，所以当然能体现出他的政治智慧来。这一点，我想我们已经讲了很多了，这里不用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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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我以为要算他敢于选择夺情的勇气和决心。或者说，叫敢于把改革推行下去、坚持下去的勇气和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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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张居正自己也是封建时代的读书人，也是一个以孔孟之道、宋明理学为思想根本的知识分子。夺情在名义上就是不守孝道，这算是动了孔孟之道、宋明理学和封建伦理纲常的根本。但为了改革的大业和自己的政治理想，张居正能与自己所奉行的这套伦理规范、思想信念为敌，继而发展到与天下士大夫阶层为敌，这从政治的角度来说，光这种大无畏的勇气，我以为就可以算是一种大智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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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方面，我以为要算他以相权钳制皇权的政治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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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封建时代，皇权实际上是凌驾于一切之上的，你看历史所有的治世、盛世，哪有光靠一两个宰相、四五个大臣能整出来的呢？不论是文景之治、贞观之治，还是开元盛世、康乾盛世，只要是治世，背后都必须有强大皇权的支持。所以诸葛亮再有本事，也整不出一个治世来，根本原因在于他的相权本质上还是完全受刘禅的皇权控制着的。而控制他的皇权正好是个昏庸的皇权，诸葛亮再有本事也就没辙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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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唯一一个特例，就是张居正的时代。他背后的皇权应该也不算英明，这从万历皇帝完全主政后极为昏庸的表现就可看出来。但张居正不同于诸葛亮，他的相权不像诸葛亮那样绝对服从于皇权，而是采取与皇权合作并适度钳制的策略，这才使得他的改革得以彻底推行，使得张居正在世时的万历新政成为中国封建政治史上的一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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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方面，那就要说到张居正对钳制皇权后果的清醒认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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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以及后来，经常会有人评价张居正说，说他不知道自己已经功高震主、也位高震主了，说这是张居正后来得祸的根本原因。比如明代《定陵注略》这本书里就评价说：“人知江陵威福自恣，不觉声色卒震于幼主之前。后来之祸，宜其及矣。”这话就是说，张居正已经位高震主了，将来必将因此而得祸，可惜他自己还不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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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我觉得这些评价也对也不对。对在对于张居正用相权来钳制皇权，甚至多少有点儿凌驾于皇权之上的事实认识得还是比较准确的，但他们认为张居正身在局中，当局者迷，并没认识到这一点，那就大错特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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