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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人的记忆中，章兰娟是一个活泼动人的女性，经常穿着一身红色丝质旗袍。她受过正统的古文教育，在当时的女性中相当罕见。她的父母为她延请了一名私人教师，专门教授琴棋书画和三坟五典。她的崇拜者回忆说，章兰娟思路敏捷，口齿伶俐，在文静的外表下充满活力。由于无需受到家务劳动的束缚，她有足够多的时间教育自己唯一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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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钱家大门之外，是20世纪初的杭州，一座富饶的城市。在1910年到1920年间，位于上海西南100多英里之外的这座城市拥有20万人口。放眼中国，很少有其他城市可以在艺术、工业和风光上与其相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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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自古便是商埠。蚕丝、棉花和龙井茶源源不绝地从这里的工厂向外流出。街上遍布真丝伞店、扇子店、旗袍店和竹器店。这里出产稻米、小米、红薯、梅子和西瓜，城外则遍布桑林和茶园。杭州的传统名菜包括红烧肉、清蒸河鲜和西湖醋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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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家的富足和杭州的富庶令钱学森的成长岁月在一个充满安全感的环境中度过。然而，他却出生于中国历史上最动荡不安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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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许多国家一样，历史上，中国一直努力将来自外国的影响阻挡于国门之外。直到1834年，偌大中国仅有一个口岸对外开放。然而，急于打开中国市场的英国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终于打破了中国政府一直紧锁的国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英国、法国、俄国和美国获得了在一些港口的通商权。1895年，中日甲午海战之后，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将杭州也开放为通商口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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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思潮和技术的涌入，令一切都在激荡变化，杭州人的生活也加快了步伐。1897年，通益工纱厂成立，10年后，镇江兴业银行开业。从1905年开始，一条连接杭州和上海的铁路动工修建。报纸一夜之间遍地开花，市民们争相订阅本地的《杭州白话报》和《浙江潮》，以及上海出版的一些日报。杭州迎来了一场工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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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场革命也随之到来。1911年，统治中国两个多世纪的清政府被推翻。对欧洲列强的恐惧和敌意毫无疑问助长了中国人的反清情绪，激进的民族主义者相信，只有推翻清朝统治，建立立宪政府，中国才可以强大。就在钱学森出生的那个月，革命军在南京打败了清军，宣布成立新政府。流亡在外的同盟会领袖孙中山在圣诞节那一天返回国内，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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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当时的钱学森可能还过于年幼，无法记住所有这些事，但盛大的庆典却席卷中国。在上海，市民们推翻城墙，将其视为封建余孽。长久以来被视为臣服于满族统治的屈辱象征的辫子被禁止，剃头匠守在城门旁边，从行人中抓出留辫子的人，当街剪去。在杭州，清朝官员被逮捕，市民们张灯结彩，遍插彩旗，欢庆中华民国的第一个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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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做梦都想把中国变成一个自由选举、实行议会制的民主国家。然而，1913年，作为议会多数党的国民党领袖宋教仁被刺杀，幕后指使人便是孙中山的继任者——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孙中山的美梦被击了个粉碎。此后，袁世凯宣布国民党为非法，并在1914年解散议会。孙中山再次流亡海外，避身于日本，袁世凯则开始密谋登基称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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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政治上大玩权术，袁世凯却大力推动中国的教育改革。他要求所有男性国民都接受免费基础教育，并开始推动实验性的师资力量培训计划。这些改革发生时，钱学森正好到了受教育的年龄，此外，他的父亲也因这场改革得到了教育部的任命。1914年，钱家治辞去在杭州的工作，打点行装，举家迁往北京。钱家与杭州长达千年的血脉关联自此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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蚕丝（钱学森传） 2 北京（1914～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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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家搬迁至北京是钱学森童年最大的一件事。进城时，他还是蹒跚学步的幼童，待到15年后离开时，他已经是一个少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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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北京都是中国城市中政治色彩最浓厚的一个。在长达3000年的时间里，它是国家的政治中心，在过去的500年里，这里是首都。1908年，就在钱学森一家进京前不久，北京70万居民中，约有1/3是清王朝的军政人员。当钱学森到达这里时，他很可能会看到这样的景象：街道上身着蓝布长袍的官员穿梭往来，这身装扮在当年的京城是上等人的标志，就像今日华盛顿特区满眼的灰色条纹西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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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生活的15年，让钱学森得以吸纳这里积淀千年的文化，同时也目睹了古老中国现代化的动荡转型。耳濡目染京城恢宏雄伟的宫殿高墙，绚烂夺目的奇珍异宝，不可避免地在他心中打下以北京为傲的烙印，这种骄傲与他的自信合二为一，成为影响他终生人格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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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友们已经无法准确记起钱学森初到北京时的住处位于何方，只有记忆里一个模糊的影子，仿佛是宣武门外的某个宁静的宅子。如果它像当时京城大多数中上之家的典型住宅一样，那么就应该是个北方风格的四合院，正房的窗户朝南，以便采光取暖，而厚重的北墙则负责抵御风沙。大多数家庭中没有现代化的水电管线，只能以油灯照明，煤炉取暖。只有最富有的人家才用得上自来水，其余的则要购买井水。每三五条街就有一座水铺，通常有两三间房，一口水井，持照经营的老板下面是十几个挑水夫。这些挑水夫每天推着装满两大桶水的水车走街串巷，卖水为生。当时的家庭中还没有冲水马桶，挑粪工负责清理茅房，收集起来的粪便被晒干，装袋，由骆驼驮往城外，卖做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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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一切，无论是住宅、街道还是文物古迹，都是为了强调等级之分而设计的。城墙拱卫下的京城，越是达官显贵，便越接近内城。从外向内，依次是旗兵驻扎的满城，达官显贵居住的小皇城，以及位于京城核心的紫禁城。在这座世界上最伟大的建筑中，居住着皇帝一家，全盛之时，数万名太监、宫女、厨师和园丁在宫室亭台间穿梭往来，为皇室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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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北京的大多数房屋却与这些皇室建筑形成鲜明对比。登高远眺，一片灰瓦仿如深沉的海洋，翘起的屋檐则是浪尖。钱学森很少有机会见到北京的阴暗面。一条污水沟穿过城中贫民和苦役聚居的地区，每当大雨倾盆而下，便会污水四溢，淹没民居。许多孩子淹死在这条臭水沟中，而它也成为散播污秽和疾病的渊薮。在典型的大杂院或黄包车库里，常常挤着二三十个苦役，只能以地为床，相拥取暖。有些家里穷到只能共穿一条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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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意识和阶级压迫在街头表现得最为明显。富人高高地坐在轿子和马车上，平民百姓则只能步行。北京城里的男人，每6个人中就有一名黄包车夫，有些不过13周岁，另外一些则年逾古稀，因为一辈子的辛劳而弯腰驼背。这些车夫都穿着阔脚裤，足踝处打着布带或绑腿。黄包车上的铃铛不时响起，“好像一千部响起的电话”，提醒行人注意避让。有如此多的车夫充当脚力，京官们难得走一步路。乘坐黄包车一方面是为了显示自己高高在上的地位，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避免走在北京干旱季节尘土飞扬、一到雨季便泥泞不堪的土路上。“穿长袍的人不走路，”一位专栏作家这样写道，“这是京城里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像钱家这样的人家，往往雇有私人车夫，拉着他们在城里穿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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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钱学森这样的富家子弟来说，北京的街道和市场想必蕴藏着无穷的乐趣。耍杂技的把身体扭成各种不可思议的形状，吹糖人儿的把糖稀捏成各种动物，还有能用苇草编成各种玩具的小贩。老北京人也许宁愿躲在剧场里品茶听戏，消磨时光，但对于一个初来乍到的小男孩来说，熙熙攘攘的街道和街上的各色人等，显然要有意思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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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想必也观察到了北京人对学问的尊崇。北京是一个属于读书人的城市。尽管在那个时代，在中国的一些省份中，99%的人还都是文盲，但在北京，甚至连苦力、杂役和黄包车夫都能阅读报纸和书籍。这个城市的高文化普及率部分归功于每3年举行一次的殿试。每隔3年，就会有一批新的学子涌至京城，接受科举制度中最高一级的选拔考试。只有少数人可以鲤鱼跳龙门，剩下的许多人或是为北京所同化，或是无颜见江东父老，往往就地择一教席谋生。正因如此，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这些人直接或间接地丰富了这座城市的文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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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种环境中，钱学森被送进了幼儿园。这是北京开办的第一所幼儿园。随后，大约在7岁的时候，钱学森被专门接收天才儿童的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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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校址本是一所王府，一条长廊串起六进院落，两边种着珍贵的花梨木和竹子。花园里遍植海棠，白色花墙和月洞门掩映其间。这里的环境十分清幽，只有孩子们的笑声和跑步声偶尔打破寂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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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的父亲任职于国民政府教育部，这个机构的主要职责是考核各级学校、修订教科书、督促私塾改制、监督外国学校以及开展扫除文盲运动。成立于1909年9月19日的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是中国第一批公立小学之一，最初隶属于京师女子师范学堂（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前身）。这所大学是中国教育改革的先行者之一，率先向女性敞开大门，而它的小学则同时招收男女学生。当钱家1918年来到北京之时，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是北京师范大学下属的几所实验小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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