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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利纳在一幅漫画中画出了钱学森复杂的情绪。在这幅画中,钱学森拿着一枚蛋,一端写着“美国”,另一端写着“中国”。他前后摆弄这枚蛋,看起来心事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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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试着争取在美国多待一年。他答应为中国航空研究局担任一年顾问,以示诚意。钱学森请求冯·卡门为他的事情向中国政府陈情。在1940年4月20日写给王助的信中,冯·卡门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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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要强调的是,并不是我有意拖延钱学森博士为中国效力。然而,正如你所说的,我相信一个人可以以另外的方式更有效、更忠诚地为他的祖国服务。我认为,让钱学森在回中国前在航空工程学和航空科学的不同领域继续从事某些研究工作,这不仅是为了钱学森的前途,也是中国的利益所在。他已经在高速流体力学和结构学领域有了突出建树。我们现在正在研究船舶的流体力学问题。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而且对你所在的机构来说,有一个深入了解海平面流体力学问题的人也有益无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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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这些观点,我建议让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多待一年。当然,作为一名合作者,我非常欣赏钱学森的出众能力和个人品行,但相信我,亲爱的王助上校,我的建议并不是缘于自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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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加州理工学院方面开始为钱学森准备留在美国所需的相关文件。他们要求美国移民与归化部将钱学森的签证有效期延长两年,在那之后,钱学森准备返回中国,任职于重庆的中央研究院。与此同时,钱学森也给成都的航空研究局寄了一份用中文写成的论文,题为“预测可压缩气流分离之方法”,其中包含了他最出名的压力校正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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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到来使钱学森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从敢死队的活动中抽身而出。国家科学院的火箭计划属于保密项目,而钱学森没有美国国籍,因此无法得到必要的保密许可证。1940年,钱学森与马利纳在研究上分道扬镳。但他很快在加州理工学院找到了新的朋友圈,其中大部分是中国人。钱学森参加中国学生组织在校园中举行的集会,替中国自然科学协会撰写西海岸部分的章程。“我听到他们彼此用中文交谈,中间夹杂着‘微分方程’或‘代换’这样的英文术语,”费耶尔回忆道,“当他们进行科学讨论时,最方便的方式依然是使用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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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与张捷迁此时走得特别近。身为加州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毕业生的张捷迁与钱学森最初相识于清华大学。1934年,钱学森出国前夕参观中国航空工业设施时,邂逅了当时在蒋介石的资助下建造设计中国第一个大型风洞的张捷迁。1935年,张捷迁成为弗兰克·华敦德(Frank Wattendorf)的助手。后者也是冯·卡门的高徒之一,当时在清华大学担任航空学教授。当冯·卡门于1937年访问中国时,他为张捷迁提供了一份到加州理工学院学习的奖学金。张捷迁于1940年9月抵达帕萨迪纳,与钱学森共用位于古根海姆大楼第三层的一间办公室。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张捷迁几乎每天都与钱学森见面。张捷迁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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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和我是非常好的朋友。他很沉默,很内向,从不对政治问题表露情绪,只有那么偶尔一次,最多两三次的样子。我们都对日本入侵中国非常担忧,深感失望。当时我们认为中国已经没有希望了。我们虽然心念国事,但却感到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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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天都在一起吃午饭和晚饭。有时候工作繁忙,我们甚至在晚饭后还要回到办公室。我有时会早点走——大约在12点之前。而钱学森却夜以继日,无休无止。常常过了午夜,他的房间还是灯火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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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外国人,钱学森受到了美国政府的审查。1940年,《外国人登记法案》通过,美国政府从而可以更有效地对来自敌国的外国移民加以监控。尽管钱学森来自美国的盟国,但这年夏天,钱学森依然要根据法案规定提交指纹记录,并从移民局处得到一个以A字母开头的身份编号。所有手续于1940年12月2日全部办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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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在不涉密的领域中继续从事空气动力学研究。从1940年到1942年间,钱学森关注的主要是结构屈曲问题。随着在飞行器的设计中金属逐步取代了木头和纤维,而航空工程师们也致力于寻求既轻便又结实的新材料,这个问题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对于工程师来说,精确了解不同材料的局限性和预测最可能发生屈曲问题的结构位置非常重要,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有针对性地对这些地方予以加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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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年多的时间里,钱学森撰写了多篇关于球体外壳、薄圆柱体外壳和圆柱结构屈曲问题的论文。其中一些是与冯·卡门和新近从加州理工学院毕业并加入航空系的路易斯·邓恩(Louis Dunn)合作完成的。当工程师们设计飞行器的不同外形时,便可以参照这些理论性的论文作为模板。航空系的同事们清楚地记得,在校园里进行的一项实验证实了钱学森的许多理论预测。根据数学演算,钱学森发现,圆柱状外壳的屈曲模式通常为钻石形状的。为了证实这一发现,他们在航空系大楼的外面,立起了一个10英尺高、直径3英尺的金属圆柱外壳。通过缓慢注水,他们从圆柱内部施加压力。慢慢地,金属外壳开始变形,出现了许多钻石形网格。“确切无疑,理论准确预测到了现实发生的事情。目睹自己的理论通过实验加以验证,钱学森本人也兴奋不已。”加州理工学院校友伯纳德·拉索夫(Bernard Rasof)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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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还受邀参与加州理工学院的风洞设计工作。这个风洞可以模拟产生超音速气流。冯·卡门最初向美国陆军航空部提出建造这样一个风洞的设想,但却被驳回。冯·卡门当时的助理、后来曾担任休斯飞机公司首席执行官的艾伦·帕克特(Allen Puckett)回忆道:“他得到的答复是,美国陆军航空部对于建造超音速风洞不感兴趣,因为飞机永远都不可能实现超音速飞行。”接下来,冯·卡门又找到了美国陆军军械部,说服他们,这样的一个风洞对于研究超音速炮弹非常有必要。几年后,帕克特写道:“我永远都不知道他是怎么做成的这笔生意,对于陆军军械部来说,一个风洞就跟脑袋上的一个洞一样,没有任何用处。”最终的结果是,陆军军械部给了加州理工学院1万美元,用于建造一个口径仅为2.5英寸的风洞。3个人参与了这一项目:钱学森负责设计中的数学计算,曾任帕洛玛(Palomar)望远镜项目首席工程师的马克·塞吕里耶(Mark Serrurier)负责机械设计,而艾伦·帕克特负责理论部分,如喷嘴形状设计和性能计算等。此外,他还负责风洞的使用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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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42年的时候,他们已经造出了全美第一个可以达到4马赫速度的连续运行的超音速风洞。它是后来帕克特为阿伯丁试验场的弹道研究实验室所设计建造的大型风洞的模型。后者口径为15×20英寸,需要1.3万马力的能量带动,是美国的第一个大型超音速风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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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是因为从事了这项工作,钱学森在《航空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风洞的收缩圆锥设计”的论文。收缩圆锥形如漏斗,当风从里面穿过时,逐渐缩小的口径会增加风的速度。1942年,钱学森发现,如果圆锥某些部位的曲度过大,便会产生边界层流。如果出口一端风速过高,则风洞则面临压缩震波的危险。在论文中,钱学森给出了一个公式,可以让气流速度低于亚音速风洞中的音速。他在麻省理工学院风洞实验中遇到的问题,此时终于得到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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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2月7日,钱学森被隔离于高级别军事项目之外的状况突然中止。在这一天,来自夏威夷的消息令全美震惊。日本于该日凌晨突袭珍珠港,几乎全歼美国太平洋舰队。依仗技术之利,敌人已经兵临城下,美国再不能靠着大洋的天然屏障而置身事外。美国人立刻作出了反应。洛杉矶严阵以待可能到来的下一次袭击,本地飞机公司则将重要资产转移到内陆,好莱坞的布景师把飞机装配厂伪装成草坪和城市街道。许多美籍日裔和日本移民尽管身为守法的美国公民,但也被送进了集中营。在这种全国紧急战备的氛围下,美国不能再容忍浪费中国科学家的智慧成果了。早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1941年8月,美国司法部就已经将钱学森的移民身份从学生改为访问科学家,从而令其可以继续自己的研究。到1942年,冯·卡门深信钱学森对与美国政府的价值,因此亲自安排帮助钱学森获得加州理工学院军事项目的保密许可证。“我从来都没有对钱学森忠于美国这件事产生过一丁点儿的怀疑。”冯·卡门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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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美国政府也这么认为。在例行公事的检查之后,钱学森的保密许可证在12月1日由美国陆军元帅办公室负责内部安全事务的负责人巴特尔(M. S. Battle)上校正式签署通过。现在钱学森可以参与所有涉及陆军、海军、陆军航空部、国防部和科学研究发展办公室的机密合同的工作,接触到他此前不被获准接触的高级别保密内容。1942年,钱学森再度加入马利纳的火箭研究,他们的合作催生了美国第一批军事导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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蚕丝(钱学森传) 9 喷气推进实验室(1943~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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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40年代中期无疑是钱学森一生中最愉快、最成绩斐然的几年。他刚30出头,创造力正值顶峰。在当了4年助教后,钱学森得到了在加州理工学院担任航空助理教授的聘书,1943年秋天,他欣然走马上任。尽管钱学森与中国政府此前签有在美国只多待一年的协议,但此时的中国正依赖美方援助对抗日军侵略,因此并未将此事予以深究。在加州理工学院,钱学森将自己的时间平分为两部分,一半用于教学,另一半则投入到空气动力学和喷气推进的研究上去。正如年轻时代在亚琛大学担任教授的冯·卡门一样,钱学森也要学会在战争时期周旋于学术界、产业界和政府这三者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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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20世纪40年代,加州帕萨迪纳经历了令人瞩目的迅速增长,以至于商界将这10年称为“奇迹10年”。那是洛杉矶飞机制造业急速膨胀的几年,仅为美国政府就制造了10万多架飞机。光是看一眼统计数字就足以让人震惊:1939年,洛杉矶城里从事飞机制造业的工人不过13300名,到了1941年,就增长到了113000人。那时候,飞机制造业提供了整个城市40%以上的就业机会,对工人的需求大到要雇用童子军挨家挨户地散发招工启事,广播电台和社区布告栏里也充满了这样的宣传:“在飞机制造厂工作,乐趣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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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园中,随处可见战争所带来的变化。根据海军的“V-12人才培养计划”,加州理工学院的本科生人数增加了一倍,造成宿舍严重紧张。每天早晨,起床号将整个校园唤醒,学生们按部就班地做早操、上课、吃饭、接受检查。动不动就来上一场阅兵或操演,蓝色海军制服或橄榄绿色的陆军制服基本上成了校服。一位加州理工学院的校友回忆道:“本科4年毫无花样,没有一点儿搞怪胡闹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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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罗约·塞科河谷也变了样子。5年以前,敢死队的实验基地旁,只有鬼门大坝静静伫立,白色闸门孤零零地迎向破晓前清冷的空气。现在,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与市政当局谈妥,租下了阿罗约·塞科河谷里的7英亩土地,河岸西侧建起了钢筋水泥的高楼,警卫24小时巡逻。钱学森需要持有安全通行证才能进入。干枯的河床一度是敢死队的男孩们欢呼跳跃、摩拳擦掌捣鼓火箭的地盘,现在却成了门禁森严、闲人免进的军事研究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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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没过多久就重新获得了自由出入阿罗约·塞科河谷的许可。走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钱学森低头就能见到河谷里几栋又小又寒酸的铁皮顶木屋。马利纳几年前曾经占用过其中一栋,另外两栋是新建的实验室,还有一座走廊极其狭窄的办公楼——如果两个人同时打开门走出去,“你很可能被磕掉大牙”,一位建筑师如此回忆道。(建筑早期,房屋严重不足,以至于马丁·萨默菲尔德被迫把自己的汽车当办公室。)山的一侧开掘出了几个实验隧洞,在那里进行液体和固体推进剂的实验工作。从上往下看,这些铺着铁轨和枕木的隧洞呈现出奇特的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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