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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钱学森也会试图不带讲义授课。他会赶着在忘记前尽可能多地将内容写在黑板上，而这往往演变成一堂马拉松式的大课。根据一位学生霍尔特·阿什利的回忆，在两个小时的授课过程中，休息时间一到，钱学森就会“狂奔到位于三层的办公室中，关上门，研读第二个小时的授课内容笔记，随后再冲回来，接着再讲一个小时！这太可怕了。我从来没见过其他老师这样做过，我们都很怕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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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教学上极为专注投入，但如果钱学森可以放松一些，收效也许会更好。他的集中轰炸式的教学风格和求全责备的天性吓坏了学生。就像一根绷紧了的弹簧，他的情绪仿佛随时蓄势待发。钱学森的学生鲍勃·萨默斯回忆道：“当你看着他的时候，他的表情很紧张。事实上，他根本不愿意与人对视，除非是在课堂上被人提问。在这种情况下，当你一看到他那具有穿透力的目光，便会顿时双腿发软。天哪，他真的有本事让你瘫倒在地。”当一些学生在下学期拒绝再选钱学森的课时，他似乎把这当成了个人攻击。“第二学期开始后不久，我在航空大楼的楼梯上遇见了钱博士，”当时麻省理工学院少有的几个女研究生之一罗伯特·波斯特尔（Robert Postle）回忆道，“我们的对话可以用两句话概括。他说我是个不合格的学生，不选他的课将最终一事无成。而我回答说，我很享受我的新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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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试中，钱学森对学生实在过于苛刻。他们抱怨说，钱学森出的题太难了，甚至可以难倒一名顶尖的火箭科学家或数学博士。“你要足够聪明才能看得出他在题目里绕的弯子，”一位学生回忆道，“否则，你就根本解不开。”据说在钱学森担任麻省理工学院终身教授期间，14名航空工程系的博士研究生中，只有一人通过了他主持的学位答辩。一名钱学森的学生举例说明了他出的考试题到底有多难。吉姆·马尔斯蒂勒指出，在他选修钱学森的课的那个学期，只有一名博士研究生在期末考试中拿到了73分的及格分数。“大家公认的天才”、后来成为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教授的霍尔特·阿什利拿到了第二名，58分。他后来以全世界最优秀的结构动力学家之一而著称。另一个未来的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泰德·皮安（Ted Pian）不是得了30多分就是40多分。全班的平均分数只有20多分，而较差的学生只得了1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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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这门课程令人望而生畏的另一个原因是钱学森的英文发音。他总是把“mathematics”（数学）读成“masamatics”，偶尔还会突然拔高声调，学生们很费力才能理解他的授课内容。学生们认为钱学森的口音很奇怪，仿佛是德国腔和中国话的混合。一位学生写道，“我经常怀疑，他是从冯·卡门那里学来的口语。冯·卡门的一句口头禅就是：‘额要汗呢薛西街语（我要和你说世界语）：那就是烂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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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计可施的学生只好在下课后把黑板上的所有内容都照抄下来，然后在晚上举行小组讨论会，试图理解这些符号的意义。更糟糕的是，当时并没有压缩流体方面的教科书可供参考，只有一些过了时的德国著作。结果正如埃德温·克鲁格（Edwin Krug）所描述的
:“最后我手里只有一本写满我根本不懂的各种符号的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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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钱学森所准备的教案却为未来研究压缩流体的学生留下了永久的参考资料。帮他准备这些授课笔记的人是莱斯利·马克（Leslie Mack），一个瘦瘦高高、有点儿驼背的麻省理工学院博士研究生。尽管钱学森是他的论文导师，马克却从一开始就对钱学森心怀惧意，以至于完全没有请教过钱学森的意见便独立完成了自己的硕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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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的记忆中，钱学森是个将全副身心投入到工作中的教授。他希望学生也能和他一样地投入与专注。而当这些学生表现出未能如此时，钱学森会勃然大怒。有一次，钱学森让马克进行一些关于涡轮鼓风机的计算。“我连写带算，过了好一阵，然后午餐时间到了，”马克回忆道，“于是我就去吃午饭。当我回来的时候，钱学森暴跳如雷。他说：‘你算哪门子的科学家，居然在计算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去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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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个极其勤奋的人。”马克回忆道。他举例说，有一次，当钱学森受邀为普林斯顿大学H. W. 埃蒙斯（H. W. Emmons）教授主编的一本教科书《空气动力学基础》（Fundamentals of Gas Oynamics）撰写部分章节时：“每个星期他都用自己在家中的休息时间做这件事，然后每星期交出一章誊写得整整齐齐的文稿。以这种速度撰写关于一门新学科的技术资料，实在有些惊人。这本书本来计划于1950年出版，但实际的付梓时间却是1958年。这对于由多名作者合著的教材来说非常常见。只有像钱学森这样的人才能按时完成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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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校里，钱学森是个神秘人物。课堂以外，同事和学生们就只能偶尔在古根海姆大楼中见到他匆匆而过的身影。只有一位教授——勒内·米勒——到过他的家里。当学生们在钱学森的办公室外问他问题时，他通常只是回上一句“这没什么问题”便关上了门。有时候他拒绝见任何人。据拉里·马诺尼（Larry Manoni）回忆：“钱学森会坐在办公室中，紧锁大门，当有人敲门时，他便大喊一声：‘走开！’在我和他事先预约好讨论我的论文进展的时候，这种情形在我身上发生过好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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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是钱学森的一名学生，现任共和能源集团总裁的克劳德·布伦纳写道：“不可避免地，学生们找到了表达不满情绪的一些小伎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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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们西方人在读钱学森的名字时有些困难，有人就将他称做“Choo Choo Train”（啾啾小火车）。这没有诋毁他的意思，只不过是让他更人性化一点儿，让这个令人敬而远之、不可侵犯的教授变得可亲一些。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对他讲课速度的一种调侃。不管怎么样，他还是值得大家尊敬的。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学会他努力教给我们的那些东西，虽然他实在是个糟糕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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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麻省理工学院有一个传统，研究生院的学生每个月可以邀请一位教授与他们共进晚餐，讨论他所在领域的职业前景。学生们为教授单独预定一个包间，受邀而来的教授坐在席首。饭后喝咖啡时，学生们会轮流向教授发问。航空系的研究生们此前已经邀请过了杰罗姆·亨塞克、约瑟夫·比克内尔和其他教授。然后，他们想到了钱学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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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敢邀请钱学森吗？他会来吗？”布伦纳和他的朋友们猜测着。“我们最终还是战战兢兢地向他发出了邀请——钱学森真的来了。出乎大家意料，钱学森与我们共进晚餐时非常健谈，也相当和蔼可亲。甚至可以说他是平易近人的。当谈及职业规划的时候，他开诚布公，给了我们很多帮助。一点儿都不像我们此前担心的那样大兜圈子或是冷嘲热讽。”在这之后，布伦纳和其他学生发现，钱学森“其实是个相当有人情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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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的批评之中，也夹杂着一些正面评价，它们来自那些能够认识到钱学森授课内容重要性的学生。现任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教授的贾德森·巴伦也曾师从钱学森，他说，钱学森将应用数学方法用于解决问题，这显然基于德国的学术理念，而又源于钱学森多年在冯·卡门门下工作的经历。其他校友也指出，除了在加州理工学院，当时还没有一所大学可以像麻省理工学院一样开出如此深入和理论严谨的压缩流体课程，而这都拜钱学森所赐。利奥·塞尼克（Leo Celniker）回忆道：“上钱学森的课对我职业生涯头10年的价值不可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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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5月，《麻省理工评论》（MIT Technology Review）上登出了钱学森被升为正教授的消息。在全美范围内，大多数教授都要从事20年以上的教学、咨询和管理工作才能获得这样一个永久教职。而此时的钱学森却仅有35岁。“钱学森如此年轻便能拿到终身教职，这是非同寻常的。”有人就此评价说。钱学森是麻省理工学院历史上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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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与此同时，钱学森也在考虑离开。1947年，就在钱学森接受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职位的一年之后，他得到了一个回国任教的机会。关于这个职位的确切资料不详，但看上去，似乎国民党政府有意任命钱学森担任他的母校上海交通大学的校长。雄心勃勃的钱学森决定认真考虑这个邀请。他计划当年夏天回中国看看。这是他去国10年后的第一次归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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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步钱学森必须仔细考虑周全的棋。这很可能意味着他将牺牲在美国奋斗得来的一切。然而，想到可以管理一所大学，对他来说也充满诱惑力。钱学森将可以影响到几代中国最优秀的工程专业学生，正如他的导师陈石英当年对他所做的一样。他可以在中国培育新思潮，甚至可能带来航空工业的一场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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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日本已经战败投降，战争已经结束，中国必将进入一个加紧建设的时代。国家将会急需顶尖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以及像钱学森这样在美国接受教育、在航空领域拥有很深造诣的华人教授。在中国，钱学森的成就很可能不仅限于一名大学校长。他可能将成为一个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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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钱学森来说，还有另一个因素促使他考虑这一职位：他与麻省理工学院其他教授之间的分歧正在变得越来越大，对于航空系本身，他也越来越不满。很不幸，钱学森并不像他的同事那样受到学生的欢迎。这种冲突在麻省理工学院的研讨会上不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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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省理工学院举办这种研讨会的目的本来是促进学生、教授和访问学者之间友好的意见交流。但钱学森却总是坐在房间最后，翻看着杂志。每当发言者犯错误时，钱学森便会从房间一端大声指出错误。“钱学森把加州理工学院对发言者极其挑剔严苛的研讨会风气带到了麻省理工学院，”钱学森的助手莱斯利·马克回忆道，“这样做并不是为了羞辱发言者，但钱学森的标准太高了。他毫无顾忌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很不幸，不管他是否有意为之，有时他的言辞就是太尖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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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对于那些他认为理论上不够严谨的人态度尤其尖锐。这些人很多都是航空工程系的资深员工，其中一些人仅有学士学位，甚至有人根本没受过大学教育。在他们那一代，航空工程师主要是探险家和飞行员，而不是数学家。因为在那个时代，这一领域还是一门新兴学科，根本没有相关的大学课程存在。“像夏茨维尔·奥伯和奥托·科彭这样的老一辈，根本对科学没什么概念。”马克回忆道，“他们认为冯·卡门那一套学术理念与造飞机毫无关系。不仅存在智力上的鸿沟，而且还有个性问题。我怀疑钱学森在麻省理工学院根本就不开心。”钱学森对使用数学分析方法预测物理现象的执著观念，使得他成为一个“异类”。麻省理工学院校友吉姆·奥尼尔指出：“钱学森不是一个工程师，他是一个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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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马克和奥尼尔都无法给出肯定答案，但钱学森对航空系里那些不擅理论的同事表现得之所以格外粗鲁无礼，很可能源自他还是一名航空系学生时的记忆。在那个时候，即便掌握全世界所有的数学技巧，他依然必须满足“造出实用的东西”这个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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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离开麻省理工学院是一回事，回中国可就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尽管钱学森计划亲自考察一番中国的现状，他仍在考虑永久留在美国的可能性。1947年，钱学森申请了永久居住身份。为了获得签证，钱学森必须先离开美国，然后以新的身份再次入境。1947年春天，钱学森飞往蒙特利尔，然后又于4月2日经由纽约州的罗斯边防检查站再度进入美国。这之后，他飞往加州，与帕萨迪纳的朋友们相处了几个星期，随即于7月启程返回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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