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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麻省理工学院有一个传统，研究生院的学生每个月可以邀请一位教授与他们共进晚餐，讨论他所在领域的职业前景。学生们为教授单独预定一个包间，受邀而来的教授坐在席首。饭后喝咖啡时，学生们会轮流向教授发问。航空系的研究生们此前已经邀请过了杰罗姆·亨塞克、约瑟夫·比克内尔和其他教授。然后，他们想到了钱学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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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敢邀请钱学森吗？他会来吗？”布伦纳和他的朋友们猜测着。“我们最终还是战战兢兢地向他发出了邀请——钱学森真的来了。出乎大家意料，钱学森与我们共进晚餐时非常健谈，也相当和蔼可亲。甚至可以说他是平易近人的。当谈及职业规划的时候，他开诚布公，给了我们很多帮助。一点儿都不像我们此前担心的那样大兜圈子或是冷嘲热讽。”在这之后，布伦纳和其他学生发现，钱学森“其实是个相当有人情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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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的批评之中，也夹杂着一些正面评价，它们来自那些能够认识到钱学森授课内容重要性的学生。现任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教授的贾德森·巴伦也曾师从钱学森，他说，钱学森将应用数学方法用于解决问题，这显然基于德国的学术理念，而又源于钱学森多年在冯·卡门门下工作的经历。其他校友也指出，除了在加州理工学院，当时还没有一所大学可以像麻省理工学院一样开出如此深入和理论严谨的压缩流体课程，而这都拜钱学森所赐。利奥·塞尼克（Leo Celniker）回忆道：“上钱学森的课对我职业生涯头10年的价值不可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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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5月，《麻省理工评论》（MIT Technology Review）上登出了钱学森被升为正教授的消息。在全美范围内，大多数教授都要从事20年以上的教学、咨询和管理工作才能获得这样一个永久教职。而此时的钱学森却仅有35岁。“钱学森如此年轻便能拿到终身教职，这是非同寻常的。”有人就此评价说。钱学森是麻省理工学院历史上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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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与此同时，钱学森也在考虑离开。1947年，就在钱学森接受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职位的一年之后，他得到了一个回国任教的机会。关于这个职位的确切资料不详，但看上去，似乎国民党政府有意任命钱学森担任他的母校上海交通大学的校长。雄心勃勃的钱学森决定认真考虑这个邀请。他计划当年夏天回中国看看。这是他去国10年后的第一次归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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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步钱学森必须仔细考虑周全的棋。这很可能意味着他将牺牲在美国奋斗得来的一切。然而，想到可以管理一所大学，对他来说也充满诱惑力。钱学森将可以影响到几代中国最优秀的工程专业学生，正如他的导师陈石英当年对他所做的一样。他可以在中国培育新思潮，甚至可能带来航空工业的一场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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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日本已经战败投降，战争已经结束，中国必将进入一个加紧建设的时代。国家将会急需顶尖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以及像钱学森这样在美国接受教育、在航空领域拥有很深造诣的华人教授。在中国，钱学森的成就很可能不仅限于一名大学校长。他可能将成为一个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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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钱学森来说，还有另一个因素促使他考虑这一职位：他与麻省理工学院其他教授之间的分歧正在变得越来越大，对于航空系本身，他也越来越不满。很不幸，钱学森并不像他的同事那样受到学生的欢迎。这种冲突在麻省理工学院的研讨会上不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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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省理工学院举办这种研讨会的目的本来是促进学生、教授和访问学者之间友好的意见交流。但钱学森却总是坐在房间最后，翻看着杂志。每当发言者犯错误时，钱学森便会从房间一端大声指出错误。“钱学森把加州理工学院对发言者极其挑剔严苛的研讨会风气带到了麻省理工学院，”钱学森的助手莱斯利·马克回忆道，“这样做并不是为了羞辱发言者，但钱学森的标准太高了。他毫无顾忌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很不幸，不管他是否有意为之，有时他的言辞就是太尖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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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对于那些他认为理论上不够严谨的人态度尤其尖锐。这些人很多都是航空工程系的资深员工，其中一些人仅有学士学位，甚至有人根本没受过大学教育。在他们那一代，航空工程师主要是探险家和飞行员，而不是数学家。因为在那个时代，这一领域还是一门新兴学科，根本没有相关的大学课程存在。“像夏茨维尔·奥伯和奥托·科彭这样的老一辈，根本对科学没什么概念。”马克回忆道，“他们认为冯·卡门那一套学术理念与造飞机毫无关系。不仅存在智力上的鸿沟，而且还有个性问题。我怀疑钱学森在麻省理工学院根本就不开心。”钱学森对使用数学分析方法预测物理现象的执著观念，使得他成为一个“异类”。麻省理工学院校友吉姆·奥尼尔指出：“钱学森不是一个工程师，他是一个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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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马克和奥尼尔都无法给出肯定答案，但钱学森对航空系里那些不擅理论的同事表现得之所以格外粗鲁无礼，很可能源自他还是一名航空系学生时的记忆。在那个时候，即便掌握全世界所有的数学技巧，他依然必须满足“造出实用的东西”这个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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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离开麻省理工学院是一回事，回中国可就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尽管钱学森计划亲自考察一番中国的现状，他仍在考虑永久留在美国的可能性。1947年，钱学森申请了永久居住身份。为了获得签证，钱学森必须先离开美国，然后以新的身份再次入境。1947年春天，钱学森飞往蒙特利尔，然后又于4月2日经由纽约州的罗斯边防检查站再度进入美国。这之后，他飞往加州，与帕萨迪纳的朋友们相处了几个星期，随即于7月启程返回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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蚕丝（钱学森传） 12 来自中国的召唤（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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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想要落叶归根的心情不难想象。自他登上杰克逊总统号邮轮远赴美国之日起，10年时光已经悄然滑落。对于钱学森来说，与暌违12年之久的老友和家人重聚是一件充满惊喜的事，而除此之外，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也令他大吃一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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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最想见到的人无疑是他的父亲。斯时，钱家治住在上海租界的一栋公寓中。在此前辗转几个城市的颠沛流离中，钱学森的母亲染上了伤寒并因此去世。种种迹象都显示，年迈的钱家治非常孤独，渴望能够在独子的陪伴下度过余生。如果钱学森接受了上海交通大学校长的职位，他就可以留在风烛残年的父亲身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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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后的头几周，一切看起来十分顺利。钱学森被当成一个小名人一样加以隆重招待。他走访了3座大城市，在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和清华大学都作了演讲。他滔滔不绝，妙语如珠，许多当时的听众正是在他的感召下，决定前往美国攻读工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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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演讲中，钱学森号召年轻的工程系学生将自己看做科学家而不是赚大钱的技师。他建议他们不仅修习那些与工程相关的课程，也要学习数学、化学和物理学。钱学森指出，训练一名合格的工程类科学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高中毕业后，可能仍需要7～8年的时间，其中包括在一所好的工科学校至少学习3年，用接下来的3年熟练掌握数学和科学，然后再用1～2年的时间在一位该领域的富有经验的导师的指点下，专注于一个具体问题。他概述了大学博士课程的优点：“教育机构中宽松的学术气氛可以促进思考，而这是获得智慧的唯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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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还强调了工程师在推动造福社会的科技创新上的重要作用。他预见到，在医药和农业等领域，工程学都将有用武之地。钱学森还指出，制造像原子弹这样的杀伤性武器“为民主国家最终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钱学森用诺贝尔奖得主哈罗德·尤里（Harold Urey）的一句话结束自己的演讲：“我们要消灭众生的困苦和匮乏，带给他们愉悦和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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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就到了美国并在那里度过成长岁月的钱学森，有幸远离了国内的纷乱内战和生活压力，从而可以不受干扰地埋首思考复杂的数学和空气动力学问题，直到将其理解掌握并付诸实践。这构成了他的独特性。即使是对于加州理工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其他学生来说，诸如冯·卡门等导师倾注在钱学森身上的栽培和关注也是不可复制的。然而，钱学森的演讲却表明，他已经作好准备，要将自己学到的东西回馈给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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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整个中国一片低沉的士气中，这些话未免显得过于理想主义。战争摧毁了经济，令人口锐减，约计300万～1500万人在战乱中丧生。饥荒四起，哀鸿遍野，历史学家易劳逸（Lloyd Eastman）在《毁灭的种子》（Seeds of Destruction）一书中写道：“从1945年底到1946年初，席卷中国的饥荒影响了3300万民众，这可能是战后世界各地最大规模也是最严重的一次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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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想必已经听说了战时城市里食物短缺的状况。学生和教授的津贴和工资赶不上物价的飞涨，一拿到钱就得马上跑到米铺，把现金换成大米。在此期间，许多人因为严重的营养不良而生病甚至死去。在中国的边远省份，情况甚至更加恶劣。为了保障士兵的粮食供给，国民党在战时向农户征收苛刻的农业税，甚至不给他们留下足够的口粮。在一些地方，男人们不得不卖掉妻子儿女，以树皮草根为食，甚至发生了人吃人的惨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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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兵吃粮的士兵们的境遇也很糟糕。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自贫苦人家，因为富裕的年轻人可以免服兵役。国民党到处拉壮丁，为了防止他们逃跑，常常用绳子将这些拉来的壮丁绑在一起。征粮官惯于向粮食中掺假以中饱私囊，等到口粮分到士兵的手中时，常常已经变得难以下咽。事实上，每10个拉来的壮丁中，便有一个未及奔赴战场便已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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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国家还没有从上一场战争中恢复过来，很快便又投身于另一场战争中去。日本投降后不久，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便多次交火。尽管有美国的居间调停，这种冲突仍迅速恶化为内战。开始时，国民党军队一个接一个地攻下共产党占领的根据地，但到了1947年钱学森归国之时，情势已经发生了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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