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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候，杜布里奇也在为钱学森安排一个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由陆军工业就业评审委员会主持的听证会。这可以迫使政府解释清楚，为什么钱学森的保密许可证会被撤销。那时候，钱学森已经失去了接触空军、海军、陆军和陆军军械部机密材料的权利。事实上，早在一年前，陆军军械部便撤销了钱学森的保密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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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理工学院方面非常希望我能够留下。”钱学森后来回忆道。他知道，校方相信，只要能替钱学森把保密许可证争取回来，他便有可能留在美国。看到加州理工学院如此急于搞定这件大事，钱学森不情愿地推迟了启程时间。他告诉校方，希望听证会能够尽早举行，因为他打算在8月底离开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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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时为止，钱学森几乎是同时在为华盛顿的听证会和动身回国这两件事作准备。7月将尽的时候，钱学森雇用了一家搬家公司，将他的家当都装在板条箱里，用船运回中国。这些东西预计在他乘飞机动身一天后搭载威尔逊总统号从洛杉矶前往中国。送货地址是在香港，最终它们将被转运到钱学森的父亲位于上海的家中。钱学森的妻子和子女随后与他在中国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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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中旬，时间迅速流逝。华盛顿的听证会预计于8月23日举行，钱学森则要在8月28日动身。他的家里乱成一团，搬家公司的人进进出出，帮助钱学森打包。这家公司还收到钱学森的指令，将他的书籍和论文装在用防水纸隔好的箱子里。看起来，钱学森急于赶时间，当打包工人到的时候，他要求他们将这些材料放在箱子里，带到库房，在那里完成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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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迹象显示，钱学森很可能会一去不回。这家搬家公司的所有者哈罗德·塞克斯史密斯（Harold Sexsmith）说：“准备运走的东西一看就是想要长久过日子用的。其中包括一架钢琴、家具、盘碟、床上用品、书籍、办公桌、收音机，甚至还包括一个洗碗机。这些都是安顿一个家所必需的。”鉴于钱学森打包带走了几乎所有的家产，看起来他是不打算再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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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1日，钱学森飞往华盛顿。他的第一站是丹·金博尔（Dan Kimball）的办公室。杜布里奇强烈建议钱学森先去与他见上一面。金博尔是个光头高个子男人，目光凌厉。他此前曾经担任美国航空喷气发动机公司的执行副总裁和总经理。因为在杜鲁门的选举中帮了忙，他被推选为海军副部长。“二战”期间，金博尔对钱学森所做的工作了如指掌，而且称赞他为全美国最好的火箭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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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博尔的办公室中，钱学森开始倾诉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联邦调查局特工的拜访，撤销机密许可证所带来的羞辱。钱学森是如此的愤懑不平，以至于在讲述中忍不住流下了眼泪。看到钱学森所表现出的焦虑情绪之后，金博尔提醒他说，加州理工学院已经提议让钱学森出任数学教授，这样就不再需要机密许可证了。当然，金博尔也希望看到钱学森可以再度拿到机密许可证，他向钱学森推荐了一名华盛顿律师保罗·波特（Paul Porter）。钱学森后来回忆道：“他有点不知所措，我怀疑他根本就没有仔细听。他只是把我推出办公室，然后说：‘你去见波特先生吧，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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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下午，钱学森与波特律师见了面。在听完他的故事后，这位律师表示，要在听证会上有好的结果，他需要一些时间去作点调查。钱学森开始怀疑，这个听证会是否有必要。不管怎样，他都打算离开美国了。波特对此表示赞同，他说听证会看上去可能的确没什么意义，并建议推迟。钱学森于是又回过头来找金博尔。金博尔无限期地推迟了听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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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3日，钱学森与金博尔再度见面。这一次，钱学森比之前更强调了他打算离开美国的决心。他觉得金博尔根本都没有把他第一次见面时说的话当真。据说，金博尔对钱学森说：“你不能离开，你太有价值了。”他还指出，如果一切可以由他决定，他是绝对不会放钱学森走的。作为国民党的支持者，金博尔警告钱学森说，最好对这件事严肃地加以三思。钱学森说，他会回到加利福尼亚好好考虑一下。这个下午，钱学森坐上了飞往洛杉矶的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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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钱学森刚刚离开金博尔的办公室时，金博尔就立刻给司法部打电话。他警告他们，钱学森知道得太多，绝对不能被允许离境。金博尔相信，中国政府急需钱学森的技术专长，希望钱学森返回中国。当钱学森当天晚上抵达洛杉矶机场时，一名联邦调查局特工走上前来，递给他一张纸，那是由美国政府签署的禁止钱学森离境的法令。可以想象，钱学森当时是多么的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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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无法实行，钱学森取消了预定的机票，请求搬家公司将发出的包装箱追回来。在与妻子蒋英商量过之后，钱学森考虑将家小先送回中国，而他只身留在美国。为此，他还从银行里取出了一部分积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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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钱学森并不知道，此时，海关已经将他的行李加以检查和扣押。8月19日，就在钱学森前往华盛顿之前，放在他办公室中的书籍和文件被运到了包装公司的打包间，第二天早晨开始卸车。一位打包工人领班向他的老板哈罗德·塞克斯史密斯汇报，一些文件上标有“机密”或“绝密”的字样。塞克斯史密斯立刻与海关官员罗伊·戈林（Roy Gorin）联系。后者让塞克斯史密斯停止打包。戈林还要求塞克斯史密斯不要与任何人谈起有关钱学森行李的事情，直到海关确定应当采取何种必要措施时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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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时起，形势急转直下。8月21日和22日这两天，海关官员、联邦调查局特工、海军情报部、空军情报部、陆军军械部和美国国务院的人都光顾了帕萨迪纳贝金斯仓库。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建议，将这些文件没收，将钱学森收监，但洛杉矶地方检察院却认为，只要对钱学森加以监视就足够了。海关官员申请了对钱学森的8箱文件加以扣留的民事搜查许可证，认为钱学森违反了出口管理法案、中立法案和间谍法案。申请被一名联邦法官通过了。8月25日，移民局发出了对钱学森的逮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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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钱学森对暗中进行的所有这一切一无所知。第二天早晨，当从报纸上见到相关新闻时，大惊失色的蒋英打电话给搬家公司老板塞克斯史密斯，要求解释。塞克斯史密斯说，他被下了禁口令，在海关官员发布消息之前，不得告诉任何人有关钱学森行李的事情。“我对钱夫人说，对于行李扣押这件事她居然一点风声都没听到，我对此也深感惊奇。钱夫人回答说，直到看到报纸上的新闻，他们才第一次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塞克斯史密斯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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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钱学森并没有意识到，要把一些特定领域的技术数据带出国外，必须申请特殊的许可证。在接下来的几天中，他忙于回答媒体记者关于行李问题的提问。“那是我的个人物品，”钱学森说，“我本来打算返回中国，但现在回不去了。移民局的人告诉我不得离开。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对我的行李加以检查。我对整件事都没有任何头绪。”他告诉媒体，他打算回中国处理一些家事，最终还是要返回美国的。钱学森宣称，他仔细看过他的私人文件，将那些涉密的文件封存在办公室的一个上锁的柜子里，并把钥匙交给了另外一名航空学教授克拉克·密利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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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么密码本，没有什么密令手册，也没有什么设计图纸，”钱学森在一篇准备交给媒体发表的声明中写道，“不过是一些草图和可能被一些人误认为密码本的对数表。我希望带走自己的私人笔记，其中许多只不过是教学笔记，而另外的一些材料则是我离开时要做的工作。我非常肯定，我从未试图带走任何涉密文件，或是以合法方式以外的途径离开这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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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金博尔的本意，他只不过想静悄悄地阻止钱学森离开。但预想之外的新闻发布会却让这件事情一下子在公众中引起轰动，从此超出金博尔的控制范围。洛杉矶的当地报纸纷纷以“运往中国的机密文件被查扣”为标题报道了这条新闻，美联社和合众社进一步将消息散播到全美各地的报纸上。只不过几个月之前，这些媒体还将钱学森捧为预言家，现在，他们给他贴上了间谍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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蚕丝（钱学森传） 17 逮捕（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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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钱学森来说，公众对他的行李发生兴趣的这一时机，坏得不能再坏。从时间点上，它恰好与威因鲍姆出庭受审的时间重合。那件案子从8月30日开始审理，一直持续到9月中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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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方很早就开始对钱学森和他的共产党活跃分子朋友们产生了怀疑——早至1941年。对威因鲍姆的第一项指控便缘于那一时期，当时，威因鲍姆正在为邦迪克斯（Bendix）公司工作。在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举行的一次大型派对上，克拉克·密利根教授对弗兰克·马利纳说，他听说，马利纳、威因鲍姆和另外的两三个人都是共产党。很显然，是联邦调查局把这些信息告诉给密利根的。威因鲍姆回忆道：“我于是去拜访一位律师朋友，对他说：‘我该怎么办？’我很肯定，在这种指控下，他们一定会取消我的机密许可证。但是没有！从1941年到1949年，我都可以接触到机密信息。从麻烦一开始，我便一直获准接触最机密的工作。”20世纪40年代早期，陆军情报部门也受到过关于钱学森是共产党的“指控”，但是并没有采取措施，撤销他的机密许可证。与之相反，钱学森却被准许参与那些列为“保密”、“机密”甚至是“绝密”的项目。很显然，当时的政府认为，像钱学森、威因鲍姆和马利纳这些人的科学能力，远比潜在的泄密风险重要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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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的时候，很多人都相信威因鲍姆是“无辜”的。对他的逮捕令其亲友和加州理工学院的同事十分震惊。在这些人里，便有大名鼎鼎的莱纳斯·鲍林，美国著名化学家，威因鲍姆此前的上司。鲍林对报社记者说，他对威因鲍姆的“清白”“极有信心”，“想不出有任何理由对他加以怀疑”。几位科学家写信为威因鲍姆的“忠诚”和“诚实”作证，一群加州理工学院教授——詹姆斯·邦纳（James Bonner）、查尔斯·德普里马（Charles DePrima）、保罗·爱泼斯坦、莱纳斯·鲍林和弗纳·朔马克（Verner Schomaker）甚至设立了一项基金，为给威因鲍姆聘请辩护律师筹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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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审判开始，一些证人出庭作证，指出威因鲍姆不仅是共产党员，而且还是帕萨迪纳共产党小组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这些证人中包括当年的共产党小组成员：弗兰克·奥本海默，当年加州理工学院的物理学研究生；古斯塔夫·阿尔布雷克特（Gustave Albrecht），当年的化学系研究生和助理研究员；理查德·罗森诺夫（Richard Rosanoff），当年是一个本科生；雅各布·杜布诺夫，当年的生物系研究生。在他们的证词所描述的景象中，威因鲍姆是一个热情坚定的共产党人，他积极向加州理工学院的学生们散发入党申请表，并且鼓动他们加入共产党。另一项具有毁灭性的证据是检控方作为证据呈交的一份党员花名册。陪审团成员对着一幅被放大至5英尺见方的花名册照片，据联邦调查局的文献专家称，这本花名册上的字迹便是威因鲍姆亲手所写。这时候，威因鲍姆“咬着指甲，眉头紧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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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中出现的最奇怪的事情便是，这个共产党小组的成员都是用化名。比如，威因鲍姆的化名便是西德尼·爱普顿（Sydney Empton），而雅各布·杜布诺夫的化名是约翰·凯利（John Kelly），弗兰克·奥本海默的化名为弗兰克·福尔瑟姆（Frank Folsom）。这在加州理工学院和帕萨迪纳当地，都是一件吸引眼球的奇事。既然加入共产党并不违法，他们为什么还要使用化名呢？这些党小组成员后来表示，他们使用化名是为了躲避右翼组织的报复。然而，化名的使用只有更加深了公众对这个小组的疑惑，认为他们可能是在替苏联刺探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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