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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无法实行，钱学森取消了预定的机票，请求搬家公司将发出的包装箱追回来。在与妻子蒋英商量过之后，钱学森考虑将家小先送回中国，而他只身留在美国。为此，他还从银行里取出了一部分积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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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钱学森并不知道，此时，海关已经将他的行李加以检查和扣押。8月19日，就在钱学森前往华盛顿之前，放在他办公室中的书籍和文件被运到了包装公司的打包间，第二天早晨开始卸车。一位打包工人领班向他的老板哈罗德·塞克斯史密斯汇报，一些文件上标有“机密”或“绝密”的字样。塞克斯史密斯立刻与海关官员罗伊·戈林（Roy Gorin）联系。后者让塞克斯史密斯停止打包。戈林还要求塞克斯史密斯不要与任何人谈起有关钱学森行李的事情，直到海关确定应当采取何种必要措施时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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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时起，形势急转直下。8月21日和22日这两天，海关官员、联邦调查局特工、海军情报部、空军情报部、陆军军械部和美国国务院的人都光顾了帕萨迪纳贝金斯仓库。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建议，将这些文件没收，将钱学森收监，但洛杉矶地方检察院却认为，只要对钱学森加以监视就足够了。海关官员申请了对钱学森的8箱文件加以扣留的民事搜查许可证，认为钱学森违反了出口管理法案、中立法案和间谍法案。申请被一名联邦法官通过了。8月25日，移民局发出了对钱学森的逮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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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钱学森对暗中进行的所有这一切一无所知。第二天早晨，当从报纸上见到相关新闻时，大惊失色的蒋英打电话给搬家公司老板塞克斯史密斯，要求解释。塞克斯史密斯说，他被下了禁口令，在海关官员发布消息之前，不得告诉任何人有关钱学森行李的事情。“我对钱夫人说，对于行李扣押这件事她居然一点风声都没听到，我对此也深感惊奇。钱夫人回答说，直到看到报纸上的新闻，他们才第一次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塞克斯史密斯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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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钱学森并没有意识到，要把一些特定领域的技术数据带出国外，必须申请特殊的许可证。在接下来的几天中，他忙于回答媒体记者关于行李问题的提问。“那是我的个人物品，”钱学森说，“我本来打算返回中国，但现在回不去了。移民局的人告诉我不得离开。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对我的行李加以检查。我对整件事都没有任何头绪。”他告诉媒体，他打算回中国处理一些家事，最终还是要返回美国的。钱学森宣称，他仔细看过他的私人文件，将那些涉密的文件封存在办公室的一个上锁的柜子里，并把钥匙交给了另外一名航空学教授克拉克·密利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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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么密码本，没有什么密令手册，也没有什么设计图纸，”钱学森在一篇准备交给媒体发表的声明中写道，“不过是一些草图和可能被一些人误认为密码本的对数表。我希望带走自己的私人笔记，其中许多只不过是教学笔记，而另外的一些材料则是我离开时要做的工作。我非常肯定，我从未试图带走任何涉密文件，或是以合法方式以外的途径离开这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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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金博尔的本意，他只不过想静悄悄地阻止钱学森离开。但预想之外的新闻发布会却让这件事情一下子在公众中引起轰动，从此超出金博尔的控制范围。洛杉矶的当地报纸纷纷以“运往中国的机密文件被查扣”为标题报道了这条新闻，美联社和合众社进一步将消息散播到全美各地的报纸上。只不过几个月之前，这些媒体还将钱学森捧为预言家，现在，他们给他贴上了间谍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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蚕丝（钱学森传） 17 逮捕（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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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钱学森来说，公众对他的行李发生兴趣的这一时机，坏得不能再坏。从时间点上，它恰好与威因鲍姆出庭受审的时间重合。那件案子从8月30日开始审理，一直持续到9月中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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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方很早就开始对钱学森和他的共产党活跃分子朋友们产生了怀疑——早至1941年。对威因鲍姆的第一项指控便缘于那一时期，当时，威因鲍姆正在为邦迪克斯（Bendix）公司工作。在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举行的一次大型派对上，克拉克·密利根教授对弗兰克·马利纳说，他听说，马利纳、威因鲍姆和另外的两三个人都是共产党。很显然，是联邦调查局把这些信息告诉给密利根的。威因鲍姆回忆道：“我于是去拜访一位律师朋友，对他说：‘我该怎么办？’我很肯定，在这种指控下，他们一定会取消我的机密许可证。但是没有！从1941年到1949年，我都可以接触到机密信息。从麻烦一开始，我便一直获准接触最机密的工作。”20世纪40年代早期，陆军情报部门也受到过关于钱学森是共产党的“指控”，但是并没有采取措施，撤销他的机密许可证。与之相反，钱学森却被准许参与那些列为“保密”、“机密”甚至是“绝密”的项目。很显然，当时的政府认为，像钱学森、威因鲍姆和马利纳这些人的科学能力，远比潜在的泄密风险重要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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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的时候，很多人都相信威因鲍姆是“无辜”的。对他的逮捕令其亲友和加州理工学院的同事十分震惊。在这些人里，便有大名鼎鼎的莱纳斯·鲍林，美国著名化学家，威因鲍姆此前的上司。鲍林对报社记者说，他对威因鲍姆的“清白”“极有信心”，“想不出有任何理由对他加以怀疑”。几位科学家写信为威因鲍姆的“忠诚”和“诚实”作证，一群加州理工学院教授——詹姆斯·邦纳（James Bonner）、查尔斯·德普里马（Charles DePrima）、保罗·爱泼斯坦、莱纳斯·鲍林和弗纳·朔马克（Verner Schomaker）甚至设立了一项基金，为给威因鲍姆聘请辩护律师筹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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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审判开始，一些证人出庭作证，指出威因鲍姆不仅是共产党员，而且还是帕萨迪纳共产党小组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这些证人中包括当年的共产党小组成员：弗兰克·奥本海默，当年加州理工学院的物理学研究生；古斯塔夫·阿尔布雷克特（Gustave Albrecht），当年的化学系研究生和助理研究员；理查德·罗森诺夫（Richard Rosanoff），当年是一个本科生；雅各布·杜布诺夫，当年的生物系研究生。在他们的证词所描述的景象中，威因鲍姆是一个热情坚定的共产党人，他积极向加州理工学院的学生们散发入党申请表，并且鼓动他们加入共产党。另一项具有毁灭性的证据是检控方作为证据呈交的一份党员花名册。陪审团成员对着一幅被放大至5英尺见方的花名册照片，据联邦调查局的文献专家称，这本花名册上的字迹便是威因鲍姆亲手所写。这时候，威因鲍姆“咬着指甲，眉头紧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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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中出现的最奇怪的事情便是，这个共产党小组的成员都是用化名。比如，威因鲍姆的化名便是西德尼·爱普顿（Sydney Empton），而雅各布·杜布诺夫的化名是约翰·凯利（John Kelly），弗兰克·奥本海默的化名为弗兰克·福尔瑟姆（Frank Folsom）。这在加州理工学院和帕萨迪纳当地，都是一件吸引眼球的奇事。既然加入共产党并不违法，他们为什么还要使用化名呢？这些党小组成员后来表示，他们使用化名是为了躲避右翼组织的报复。然而，化名的使用只有更加深了公众对这个小组的疑惑，认为他们可能是在替苏联刺探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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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威因鲍姆来说，审判结果相当糟糕。1950年9月，他被判3项伪证罪成立，入狱4年，甚至不允许保释，因为法官指出，威因鲍姆此前曾经接触过喷气推进实验室的机密技术信息。“他可能知道对那些伺机对美国加以破坏的敌人来说有利的信息，”联邦法官本·哈里森（Ben Harrison）表示，“我们离港口和边境太近，让威因鲍姆获得假释是不安全的。除了妻子和女儿，他在这里并无亲人。他没有工作，而且直到整件事冷却下来，他也不可能找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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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政府官员花了不计其数的时间在审查钱学森被扣押的文件上。光是那样像小山似的堆在一起，就够让人望而生畏了。在托运的行李中，有超过100本未分类的书籍，以及大量中文、德文和俄文的科学论文、政府文件和行业报告。所有这些都需要经过召集自全国各地的顶尖航空专家的审查。光是将这些不同的文件分门别类就已经是一个大问题。1950年9月5日，3个从莱特·帕特森空军基地赶来的人花了3天时间把这些文件都制成微缩照片。他们带回了大约12000张照片。调查人员开始将这些文件详细编目，这个“钱学森图书馆”仅是目录就足有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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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钱学森的行李中发现的最耐人寻味的物件是9大本整理得极其仔细的剪报本，足有400多页，显然“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剪报里是从报纸、杂志和学术期刊上收集到的与美国原子能计划和核间谍案相关的信息。钱学森精心收集了美国历年来的间谍审判记录。他还保存了详细报道那些被控为苏联间谍或同情苏联革命者事迹的报刊文章。其中甚至还有关于间谍罪的立法讨论。这自然引起了调查人员的疑问。为什么这么关心原子能和与之相关的间谍案？行李中的物品显示出钱学森对俄国非常着迷，其中有许多向弗兰克·马利纳借来的外语笔记。钱学森会不会是一个间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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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在评估钱学森的技术文献时，调查人员遇到了更大的困难。他们很难确定这些文献中哪些是机密文件而哪些不是。其中大多数都已经过期，或者是出自钱学森之手。不同部门的意见很难达成一致。一些部门认为这不过是一个不错的个人资料库，但却对国家安全构不成什么威胁。比如，原子能委员会就表示，对于一个飞行器和导弹设计领域的世界一流技术专家来说，在该领域工作10年之后，收集到这么多文献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另外的一些人则对钱学森的动机持负面看法。他们认为发现的一些文件应该是涉密的。一些官员认为，从不让潜在敌人染指的立场来看，钱学森的所有文献都应当被认定为是保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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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海军研究办公室的一份报告或许最接近事实的真相：“这些文献对于敌人的重要性，同钱学森通过多年来接触美国军队战备建设所积累到的经验相比，简直可以忽略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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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9月7日，移民局派出两名特工，在钱学森家中逮捕了他。事实上，几个星期以前，逮捕证就已经被签署。为什么他们选择等待这么久才付诸行动，如今已经无从知晓。政府官员担心钱学森可能会潜逃出国，尤其是在威因鲍姆的伪证罪名指控被判成立、可能面临长达10年的监禁和2万美元的罚款之后。在此之前，钱学森的确曾经试图躲过联邦调查局特工的监视，消失过一段时间。那时候，美国国务院甚至险些给墨西哥政府拍电报，请求他们在钱学森逃过边境的情况下协助抓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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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移民局官员来到钱学森家中时，很明显，钱学森根本就没打算逃跑过。钱夫人手里抱着女儿钱永真，为来访者打开门，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躲在墙角瑟瑟发抖”。然后钱学森就走了出来。一名特工几年后回忆道，钱学森脸上的表情仿佛在说：“好吧，一切终于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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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局的人对钱学森进行了常规的审讯，收集了尽可能多的个人信息。他们还问及钱学森与共产党的关系。钱学森重申，他从来都没有加入过共产党。这之后，两名特工以隐瞒党员身份、于1947年非法入境的罪名向钱学森提出指控。当天下午晚些时候，他们向钱学森出具了逮捕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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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钱学森被捕的消息当天便迅速传开。钱学森的朋友弗兰克·高达德在从圣迭戈开车前往长滩的路上从车载收音机中听到了钱学森被逮捕的消息。“一听到那个消息，我们马上直接往他家开，心里想着：‘天哪，钱学森有麻烦了，我们能做点什么？’”高达德夫妇把车停在钱宅门口，冲上去敲门，钱学森替他们打开门。数十年后，高达德回忆道：“突然之间，我意识到这个地方已经为联邦调查局的人所包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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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脸上，出现了一种我以前从来没见过的神情，”高达德说，“他看着我的样子，说话的语气，都表明他的内心受到了致命的伤害。他很懊恼自己被我看见身处此种境地之下。但他很有礼貌地对我表明了心境：‘非常感谢你们来看我，但现在你们最好离开这里。’于是，我们离开了，钱学森则被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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