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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海军研究办公室的一份报告或许最接近事实的真相：“这些文献对于敌人的重要性，同钱学森通过多年来接触美国军队战备建设所积累到的经验相比，简直可以忽略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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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9月7日，移民局派出两名特工，在钱学森家中逮捕了他。事实上，几个星期以前，逮捕证就已经被签署。为什么他们选择等待这么久才付诸行动，如今已经无从知晓。政府官员担心钱学森可能会潜逃出国，尤其是在威因鲍姆的伪证罪名指控被判成立、可能面临长达10年的监禁和2万美元的罚款之后。在此之前，钱学森的确曾经试图躲过联邦调查局特工的监视，消失过一段时间。那时候，美国国务院甚至险些给墨西哥政府拍电报，请求他们在钱学森逃过边境的情况下协助抓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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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移民局官员来到钱学森家中时，很明显，钱学森根本就没打算逃跑过。钱夫人手里抱着女儿钱永真，为来访者打开门，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躲在墙角瑟瑟发抖”。然后钱学森就走了出来。一名特工几年后回忆道，钱学森脸上的表情仿佛在说：“好吧，一切终于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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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局的人对钱学森进行了常规的审讯，收集了尽可能多的个人信息。他们还问及钱学森与共产党的关系。钱学森重申，他从来都没有加入过共产党。这之后，两名特工以隐瞒党员身份、于1947年非法入境的罪名向钱学森提出指控。当天下午晚些时候，他们向钱学森出具了逮捕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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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钱学森被捕的消息当天便迅速传开。钱学森的朋友弗兰克·高达德在从圣迭戈开车前往长滩的路上从车载收音机中听到了钱学森被逮捕的消息。“一听到那个消息，我们马上直接往他家开，心里想着：‘天哪，钱学森有麻烦了，我们能做点什么？’”高达德夫妇把车停在钱宅门口，冲上去敲门，钱学森替他们打开门。数十年后，高达德回忆道：“突然之间，我意识到这个地方已经为联邦调查局的人所包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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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脸上，出现了一种我以前从来没见过的神情，”高达德说，“他看着我的样子，说话的语气，都表明他的内心受到了致命的伤害。他很懊恼自己被我看见身处此种境地之下。但他很有礼貌地对我表明了心境：‘非常感谢你们来看我，但现在你们最好离开这里。’于是，我们离开了，钱学森则被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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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局特工簇拥着钱学森坐进一辆早已等候在侧的汽车，对他加以搜查，然后一直向南，朝着洛杉矶开去。汽车越过一座桥，来到圣佩德罗郊外。特米诺岛便位于东部的港口中。这个狭长的小岛原名“响尾蛇岛”，1871年，美国陆军在这里建造了防波堤和隧道。美国联邦监狱管理局和海岸警卫队将小岛上一块长方形的区域改造成办公区。1950年，这个岛上已经有了一座联邦监狱，一座灯塔，几栋政府的办公楼，以及政府雇员的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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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经过罐头工厂、破烂的小木屋和储油罐，来到移民局遣送中心的铁丝网大门前。这是一座三层楼的洋灰小楼，上覆红瓦。管理部门的办公室位于第一层、第二层和第三层则被用来关押外国人。大多数在这里关押的外国人都是偷越边境的墨西哥移民劳工，他们通常被关在里面摆满架子床的大房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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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没有被关在那些拥挤的房间里。他的容身之处是一个带有独立洗手间的单人房间。一些房间有安着铁栏杆的窗户，可以从里面看到通往洛杉矶的隧道和圣佩德罗的居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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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想象，当钱学森被押解到这里时，他是多么愤怒和恐惧。他从来未曾有过这样的体验。他所有的一切——他的学位，获得的奖项，开创喷气推进实验室的功绩，与美国军方高官的交往——这些都救不了他。他是令人敬仰的罗伯特·高达德讲座教授，为了得到这个职位，他兢兢业业地奋斗了15年。但他现在却身陷囹圄。当他决定返回帕萨迪纳时，或许做梦也想不到会发生这样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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蚕丝（钱学森传） 18 调查（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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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后，钱学森对他被关押的那段日子有过一次戏剧性的描述。他对一名记者说：“15天里，我一直被严密看押，不能和任何人说话。每天晚上，狱警每隔15分钟就打开一次电灯，让我得不到任何休息。这种折磨让我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便瘦了30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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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判断，在被关押于移民局监狱的这两周时间里，钱学森到底受到了什么样的待遇。真相很可能相当的平静而波澜不惊。李·杜布里奇几十年后回忆道，钱学森住在一个“相当舒服”的小单间里，有一张写字桌，采光也不错。然而，他的确与大多数亲友和同事分隔开来。身在欧洲的冯·卡门试图与钱学森通电话，但是未能获准。钱学森的家人几乎每天都来探视他。当他们来的时候，钱学森总是面带微笑，从牢房的窗户向他们挥手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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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钱学森的确在此期间受到了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狱警可能真的让钱学森睡不好觉，对于他们来说，每晚借助手电筒的光线查看关押在牢房里的人的状况是一项常规工作。一名在监狱中待过几个小时的中国学生记得，这些狱警会把手电筒直接照上他的脸，确认他“还活着，没有自杀”。身处压力之中的钱学森显然对移民局监狱中的饭菜无心下咽，他的消瘦可能也缘于此。在他所承受的种种不适中，自尊心受伤所带来的打击可能是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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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理工学院校方一直在背后努力，争取早日释放钱学森。9月18日，钱学森写下一份声明，保证在没有得到杜布里奇和金博尔的书面许可的前提下，绝对不会离开美国。两天后，特米诺岛上的移民局官员对钱学森进行了审讯。加州理工学院为钱学森聘请的洛杉矶地区著名律师格兰特·库珀（Grant Cooper）陪同在侧。列席此次审讯的还包括美国移民局地区负责人艾伯特·德尔·古奇奥（Albert Del Guercio）、海关办事人员罗伊·戈林和6名其他机构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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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被问及失去保密许可证和父亲来信这两件事对钱学森的影响时，钱学森回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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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来信这件事对我影响很大，他一直希望我能够回到中国。他的健康状况不佳，我早已深知，但是我一直只顾自己的工作，因为我实在是太忙了。当你总是埋头于工作时，很难对个人情况加以审视和思考。但当我的保密许可证被吊销之后，我十分震动。这让我静下来考虑个人问题，便在此时，我开始想到，到底是要继续留在这个国家，还是应该回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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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看到美国和中国大陆政府之间可能会出现公开的敌对行动时，这让我更困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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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种敌对事件确实发生，我可能再也没有机会给我的父亲寄钱，而他目前只能依靠我的供养。对于这种可能性，我深感不安。所以我的初衷是事先作些安排，让我父亲的生活来源不致中断，有所保障……事实上，我已经对沃特森教授提到过，我终究还是希望返回美国并继续在这里工作，但当然，我也对他表明，加州理工学院最好别指望我能够给出一个确切的返回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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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聆讯会之后，加州理工学院校方与地方总检察官办公室的官员一起召开了一场关于钱学森的会议。两天后，钱学森被交保释放，保释费高达15000美元。他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同事不得不求助于钱学森的一位富翁朋友，才把这笔钱凑齐。幸运的是，钱学森在秋季学期开始前便得到了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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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接受报纸记者采访时，钱学森以玩笑的口吻谈及此事：“相对于普通绑架案1000～2000美元的标准赎金，我真的挺替自己骄傲的。”但在当时，钱学森却深感屈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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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航空喷气发动机公司当时的副总裁威廉·齐舍（William Zisch）是少数亲眼目睹了钱学森内心受伤之重的人之一。一天傍晚，他来到钱学森家中小坐，简短地跟钱学森说明秘密许可证被吊销的情况。齐舍一向把钱学森当成该公司最有价值的科学顾问之一，但此时此刻，他却不得不告诉钱学森，后者已经不能够再在本公司工作了。这时候，一向沉默寡言的钱学森突然抑制不住奔涌的感情，滔滔不绝地向齐舍倾诉了四五个小时。这让齐舍大为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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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强调自己不是共产党员。他认为，与弗兰克·马利纳的友谊才是给他带来麻烦的深层次原因。后来，在翻阅过海军情报部门的卷宗之后，齐舍才知道，真正的祸因不是马利纳而是威因鲍姆事件。但是，钱学森对齐舍说，不管怎样，如果有人问到，他还是会说，马利纳是他的好朋友。再怎么调查也不会改变这一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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