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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拥有众多从事高保密等级国防工作的外国人和自由主义者，加州理工学院是麦卡锡主义肆虐的重灾区。更糟糕的是，证据显示，校园里确实有人曾向苏联泄露情报。在“二战”期间，美国政府在巴黎抓获了一名苏联情报人员，他随身携带的文件便是从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流出的。其中一些文件出自霍默·乔·斯图尔特之手，他是钱学森的同事。因此，斯图尔特开始怀疑，加州理工学院中可能有间谍，而他可能就在航空系内部，或是与航空系走得很近。“想到一个你身边的人可能实际上不是你一向所以为的那个样子，这是整件事中最恐怖的地方。”斯图尔特后来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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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没人能够确认或否认加州理工学院中存在间谍这个猜测，有一件事却是肯定的：联邦调查局破获了威因鲍姆共产党小组之后，许多前程似锦的科学家的职业生涯也因此毁于一旦。大名鼎鼎的美国原子弹之父罗伯特·奥本海默的弟弟弗兰克·奥本海默，失去了在明尼苏达大学的物理学助理教授的职位，最终成了科罗拉多州的一名牧场主。在奥本海默的晚年，他曾在高中教授物理学，还在旧金山建造了一所面向儿童的科学博物馆“探学院”（Exploratorium）。弗兰克·马利纳宣称，他是因为讨厌继续从事与战争有关的工作才离开了喷气推进实验室。然而，根据他前妻的回忆，马利纳离开美国的主要原因却是逃避政府对他参与共产党活动的调查。马利纳是如何突然离开美国，又曾经在共产党组织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些细节目前仍不为人所知。直到联邦调查局关于他的卷宗解密之后，真相才可能大白于天下。在所有这些人中，威因鲍姆的境遇是最惨的。1950年被判伪证罪成立后，威因鲍姆身陷囹圄，在此期间，他的妻子因为不堪重负而精神失常。后来，威因鲍姆在一家女童装生产厂中打工为生，偶尔也干些零活，就这样度过了后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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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对122教授小组的调查不只影响了那些科学家的个人生活，他们的家人也遭受牵连。例如，威因鲍姆的女儿赛利娜·本迪克斯（Selina Bendix）清楚地记得，20世纪50年代，当她和家人前往本地的冰激凌店买冰激淋时，联邦调查局反复跟踪他们，原因是这些特工相信，威因鲍姆所喜爱的冰激凌口味可能是某种密电码。身为约翰·杜布诺夫和贝尔·杜布诺夫（Belle Dubnoff）之女的埃娜·杜布诺夫（Ena Dubnoff）则记得，因为曾在钱学森案和威因鲍姆案中作证，她的一家人在此后的社会交往和求职中都遇到了极大阻碍。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埃娜便不理解，为什么朋友和邻居们都躲着他们，为什么在学校里老师以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她，为什么她的母亲虽然身为教师但却无法在公立学校系统里谋得一职。贝尔·杜布诺夫最终自己开办了一所面向不良少女和弱智儿童的特殊学校，但她的事业越是发展壮大，曾被卷入122教授小组案中的往事就会越频繁地在报纸上曝光。“每隔两年，就会有什么人把这件事拎出来，报纸上便会登出文章，”埃娜回忆道，“这件事跟了她一生。每当旧事重提，对她来说，就是一次恐怖的精神打击。”老年的杜布诺夫试图以拒谈往事的方式保护自己的孩子。但这些未被回答的问题所带来的神秘与紧张的感觉，却伴随并困扰了杜布诺夫家的孩子一生。甚至在贝尔·杜布诺夫去世前，面对埃娜要她讲出整个事件的请求，她也断然加以拒绝。“她对我说，如果任何人问起你发生过什么事情，我都要你回答不知道——她是认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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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也给弗兰克·马利纳的前妻莉莉娅的生活带来多年阴影。就在她从帕萨迪纳搬到纽约、与马利纳正式离婚后不久，莉莉娅注意到，她在街上被人跟踪了。放在车里的一份约会记录本和一些报纸与书籍消失不见了，她的信件也经常被人拆开。再次结婚并当了母亲并没有让她免于随后的调查。1951年夏天，4名政府工作人员开着一辆黑色公务车来到她位于格伦科的家中，对她加以审问。他们要她说出所有与钱学森、马利纳和其他在加州理工学院的熟人的信息，并威胁说，如果她拒绝合作，会把她的所有老情人的名单交给她的第二任丈夫。在她宣称一无所知之后，这些人在她丈夫的办公室里对其加以审问。“他们像风一样冲进去，”莉莉娅说，“这是他们那个时候的常用伎俩——闯进家门，把人吓得要死。他们认为，如果可以让我丈夫的工作受到威胁，他就会告诉他们我以前跟他说过的一些事。但他相当冷静地说，她把一切都告诉我了，我知道她的所有的旧情，我不知道你们想要我做什么。我们只不过是在格科伦过着自己的小日子而已，没什么可跟你们说的。”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到联邦调查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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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判断，在20世纪50年代，到底有多少科学家因为麦卡锡主义而告别了自己的研究生涯。例如，马丁·萨默菲尔德因为曾经与美国共产党发生过联系而失去了自己的保密许可证，他不得不转为从事不那么要求保密许可证的职业。尽管身为普林斯顿大学的航空工程系终身教授，萨默菲尔德却提出辞职。幸而普林斯顿大学挽留了他。然而，不知道有多少其他的科学家因为幻灭而永远离开了他们的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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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科学家们并不是唯一的受害者。朝鲜战争一开战，美国移民局和联邦调查局便合力展开对华人社区中可能的左翼颠覆活动的清剿行动。在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的准许下，联邦调查局特工开始在华人街的电话线上安装窃听器，订阅中文报纸，监视可能的共产党组织，如“华人洗衣业联合会”和“中华劳工互助会”。因为担心一些来自大陆的共产党人会非法入境，他们展开了移民欺诈调查活动。唐人街领导人与有关当局合作，开展“自首”运动，让许多华人有机会“改过自新”。但政府却常常利用所谓“自首”的机会，诱骗人们交出共产党嫌疑分子的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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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注意力无可避免地从科学家转向了在美国大学中就读的中国人。1951年，将近3600名来自中国的学生在美国的大学自费攻读硕士学位。在国共内战结束、朝鲜战争打响之后，许多学生因为中断了来自家中的经济支持而在美国衣食无着。来自大学和政府的基金令情况不至于激化，但一些纳税人却以报刊社论的形式表达出对花自己的钱帮助中国学生——尤其是那些打算回到中国去的中国学生——完成学业的不满。另外的一些人则深表担心：如果那些中国学生所掌握的技术在归国后被用来对付美国，那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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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纽约时报》记者詹姆斯·赖斯顿（James Reston）看来，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得华盛顿的不同政府部门之间，就如何对待中国学生的问题，也爆发了一系列小规模战争。一派认为应当遣返这些学生，另一派则认为，应当强制他们留下。1950年或1951年，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运用手中权力，阻止了对某些具有科研背景的中国人的遣返行动。根据1951年6月通过的一项法案，这些学生可以在美国找一份全职工作，维持生活，但是司法部却迟迟不肯让这一法案正式生效。尽管美国国务院要求司法部门依照该项法案行事，但事实上，美国移民局的地方分支机构却在对那些从事全职工作的中国学生实施逮捕甚至递解出境。让情况变得更加复杂的是，许多中国学生参加过那些被地方检察官认定有颠覆性质的大学社团组织，如“中华留学生基督教组织”和“工程及化学科学工作者联合会”。这使得这些学生成为司法部门的进一步骚扰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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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的混乱情形也在加州理工学院重现。当试图续签签证时，一些中国学生先是被告知不得离开美国，然后就被移民局以非法居留的罪名逮捕。这些学生要在3～4个小时的时间里缴纳高达1000美元的保释金，否则就会被塞进窗户上安着铁栏杆的汽车，运往最近的拘留所。许多中国学生都曾经历此事，曾与钱学森合写过一篇论文的机械工程系研究生郑哲敏便是其中之一。加州理工学院至少曾为两名有此种遭遇的中国学生支付过那1000美元的保释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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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过头来看，钱学森会成为冷战歇斯底里症的受害对象，这一点都不令人吃惊。对于一个同情共产主义的人，一个中国人，或是一个科学家而言，20世纪50年代都是一个十分危险的时期。如果将这三类人群看做三个互有交集的圆圈，则钱学森至少占了其中两项。甚至，按照美国移民局的说法，他是三个圈子的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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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54年底，仍未从政府方面传来任何关于他们最终将采取何种行动的消息。如果钱学森此前还曾经对恢复名誉、继续在美国的工作抱有任何幻想的话，到1954年时，在年复一年与移民局的斗争中，钱学森的希望早已破灭。钱家随时备着三个打点齐整的行李箱，等待离去那一日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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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那一天永远不来呢？政府并没有义务一定要遣返钱学森。事实上，他们越是深信钱学森是个间谍，他们就越不可能放他走。如果他现在所处的这种炼狱般的生活永无休止呢？如果他虽未被监禁但却永远无法从事自己真正的工作，如果这块耻辱的阴云将永远笼罩在他头上，钱学森该怎么办呢？这恐怕是他最害怕的一种命运。尽管自杜布里奇以下，加州理工学院的人一直在尽最大努力扭转事态，但事实却是，他们的生活一如既往，而钱学森的生活却支离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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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12月8日，钱学森的沮丧在写给弗兰克·马利纳的信中全面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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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指望加州理工学院的行政当局会妨碍他们自己的前程（至少他们是这么认为的）来求得一个历史的真相吗？在知道历史总是被随时改写之后，你还能相信历史吗？你认为在世界上还有正义和诚实可言吗？你还指望在没有自我公关或不去聘请一个公关人员为你服务的情况下，在美国功成名就吗？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不要再相信这些虚构的东西了！你现在正从事着创造性的工作，干吗让这些琐碎的小事来打搅你？毕竟，如果一个人可以在自己最后的日子里，对着自己的良知说，他给予人类的远比他从人类那里收获到的要多得多，那不也是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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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及：我把给你的这封信抄了一个副本，留给未来的历史学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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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无论是愤怒也好，沮丧也好，耐心等待也好，都没能带来任何结果。1955年的前3个月就这样溜走了。直到6月里的一天，钱学森及家人才在极短的一段时间里躲过了联邦调查局的跟踪，躲进一家咖啡店中。在那里，钱学森在一张从香烟盒上撕下来的硬纸板上匆匆写了一张便条，表达了自己期望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返回祖国的愿望。他将这块硬纸板塞进寄给当时身在比利时的蒋英姐姐的信中，请求她将这张纸条转交给陈叔通，一位身在中国的钱家世交。走出咖啡馆时，钱学森快速地将这封信投入邮筒。他希望，陈叔通可以将他的请求转达给合适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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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两个月后，1955年8月中旬，钱学森的命运最终尘埃落定。尽管最终决定需要经过美国移民局官员的审批，但他们并非独自作出这个决定。这也不是洛杉矶和华盛顿之间进行的高层会谈的结果。事实上，在与之相关的备忘录被传至美国政府最高一级的总统办公室之后，在距华盛顿千里以外的瑞士日内瓦，在一张话题焦点与钱学森的生活、工作和被指控事件完全无关的谈判桌前，与他命运相关密切的这一项决定才正式公诸于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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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纯如原书中数字为105名，经查证，应为205名。——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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蚕丝（钱学森传） 21 日内瓦会谈（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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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8月1日，日内瓦万国宫外，蜂拥而至的记者们焦急地等候着里面即将传出的历史性消息。他们关注的焦点，是正在总统办公室中举行的谈判。谈判桌一边坐着美国大使亚历克西斯·约翰逊（Alexis Johnson）和他的3名助手：美国外交部的中国问题专家高立夫（Ralph Clough）和埃德温·马丁（Edwin Martin），还有美国军方的中文翻译罗伯特·埃克瓦尔（Robert Ekvall）上校。谈判桌的另一侧，则是中国大使王炳南和他的3名助手。会议室里不允许携带录音装置，速记员或记者也不得列席。讨论内容严格保密，直到30多年之后才慢慢解禁。这就是著名的“王炳南—约翰逊会谈”，中美双方就释放朝鲜战争中的战俘问题展开的一系列高层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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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坐下来谈判已经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新中国政府占领了美国使馆，逮捕各地领事官员，还以虐待中国佣人的罪名将美国驻华大使送上了法庭。1950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签订为期3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950年11月，中国军队出兵朝鲜，展开抗美援朝战役。经过两年的血战，中美双方都抓获了大量战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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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朝鲜战争期间，战俘问题给美军带来众多麻烦。美军将中国和朝鲜战俘关押在釜山西南20英里外的巨济岛上，铁丝网将这块不毛之地围得密不透风。战俘营管理极其混乱，上千名战俘挤在设计容量不足实际关押人数1/5的狭小空间里。让情况变得更加复杂的是，战俘中还混杂了解放战争中被共产党俘虏后投诚的国民党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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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俘营迅速分裂为共产党和反共产党两派。由于看守人员不足（一名看守要管理188名战俘），一些战俘被赋予管理权。很自然地，这些管理位置被那些反共战俘所占据。关于他们虐待其他战俘的传言很快弥漫开来。没过多久，战俘营里的纪律就土崩瓦解，人们相互丢掷石块，暴动频发，甚至发生了大规模的屠杀。1952年10月，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周年之际，看守们向挥舞红旗庆祝的战俘开火，50多人死亡，100多人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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