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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本来可以不这样的。钱学森本可以等待事情平息，先从事一些不涉及国家机密的研究工作，忍到麦卡锡主义逐渐消失于历史的记忆中。如果在这一连串事件中有一个微小的环节没有衔接上，钱学森的故事以及世界历史可能就会被改写。如果贝金斯搬家公司晚一点通知海关官员，让钱学森在从华盛顿返回后有时间取回这些行李；如果金博尔没有给司法部打电话；如果戈林没有一下子把与钱学森托运行李有关的事情披露给媒体，而是首先与钱学森联系，静悄悄地处理此事；如果主持移民局听证会的不是那么狂热执著的艾伯特·德尔·古奇奥，并作出撤销此案的裁定……种种细节，看上去都如此的阴差阳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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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事是否还会在今天重现？理论上讲，会的。根据美国移民局历史学家玛丽安·史密斯的看法，联邦政府有权以国家安全为由阻止任何人，无论是外国人或美国公民，出于任何原因离开国境。但是，尽管钱学森案重演的可能性确实存在，但实际发生的概率却微乎其微。他的处境非常特殊。移民局的说法：“钱学森可能是唯一一个同时面临驱逐出境和禁止离境两种情况的中国火箭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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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美国媒体更爱与美国政府对着干。在一个人们经常认为媒体过于激进而对其大加指责的年代，钱学森案起到一种提醒作用，警示人们，在一个媒体沉默驯服的国家中，可能发生什么样的事情。20世纪50年代的报纸没有对钱学森的故事展开独立调查。没有关于钱学森一案的后续报道，没人关注移民局和联邦调查局的所作所为令他的生活蒙受了怎样的阴影，没有在钱学森家中进行的深入访谈，没有人去挖掘钱学森在122教授小组中实际活动的故事，或是在他从中国回来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与此相反，在一篇又一篇报道中，记者们只是引用政府对于事态的一面之词。在扣押钱学森行李文件的相关报道中，媒体对政府的信任表现无遗。《洛杉矶时报》的头条宣称，在钱学森的行李箱中发现了“机密数据”，但关于此事的后续报道——钱学森并没有违反保密规定——却被埋在报纸的最后。正因如此，威廉·齐舍在20世纪60年代表示：“我岳母至今仍认为，钱学森带着珠宝逃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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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20世纪90年代美国人对于涉及种族的话题也比50年代更敏感。如果钱学森案发生在今天，亚裔团体和民权组织会对政府展开游说，写信给支持他们的议员，对这一案件展开公开辩论。而面临被遣返的人在与政府打交道时也会更有经验更有技巧。“牵涉到高层人士的案子会令移民局慎重作出驱逐的法律决定，因为被遣返者及其支持者非常擅长于运用现代的游说技巧，”在与一位负责遣返事务的资深移民局官员访谈后，史密斯写道，“他们的支持者可以借助广告或直投邮件的方式获取大量支持。在这种支持下，被遣返对象可以雇请律师，运用各种拖延战术，用尽一切上诉机会。此外，他们还能说服那些有自由否决权的人（比如联邦法官、议员、总检察长），令遣返程序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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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钱学森身处美国的那20年中，人们对政府几乎怀有一种天真的信任感，而对亚洲人的种族歧视和法律歧视则大行其道，肆无忌惮。中国人常常在餐馆、理发店和旅馆里被拒绝服务。在公立学校中就读的华人学生常被分成单独的小班。在电影院里，华人及其子女也常常不得与白人混坐。在多达30个州里，华人与白人通婚是违法行为。好莱坞将社会中流行的这种对华人的偏见娱乐化，在电影中出现的亚洲人，不是“陈查理”（Charlie Chan）式的就是“傅满洲”（Fu Manchu）式的；这两个人，一个是说着一口烂英文、到处赔礼道歉的华人探长，另一个则是留着利爪一样的长指甲、两撇小胡子，声音像蛇一样嘶嘶作响的邪恶博士。这样的银幕形象与华人团体中对政治权利的普遍漠视结合起来，导致了当钱学森被遣返回中国时，公众并没有就此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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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决定遣返钱学森的这件事上，美国政府到底损失了什么？根据本书作者对熟识钱学森的科学家们的访谈，美国首先失去了一位在应用数学、高速流体动力学、结构学和喷气推进领域都作出卓越贡献、拥有在多个不同领域工作并将大量技术材料整合到一起的非凡能力的一流科学家。钱学森是一个思维缜密的理论家，他能够为国防研究和发展制定出下一步的规划，正如他此前在《喷气推进》和《开创新领域》等著作中所展示的。尽管我们不能肯定，钱学森如果留在加州理工学院，他到底会作出哪些成就，但他极有可能会在喷气推进实验室负责的登月和行星探测计划以及其他太空飞行项目中发挥重大作用。钱学森大多数的前同事和学生在几年后都进入了重要的航空航天企业，或是出任政府的太空发展问题科学顾问。霍默·乔·斯图尔特在美国地球人造卫星项目中担任一个重要委员会的负责人，艾伦·帕克特成为休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而约瑟夫·查里克则高居空军副部长之位，并成为通信卫星公司的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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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兰特·库珀戏剧性地为此事盖棺定论：“政府居然允许这个科学天才回到中国手中，让他的智慧为中国所用，这实在是一个世纪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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蚕丝（钱学森传） 23 英雄般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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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和他的家人手持三等舱船票，站在洛杉矶港口，等待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从对他的遣返令宣布生效那一刻起一直到此时，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实验中心一直笼罩在沉静肃穆的气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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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头上挤满了记者，甚至于一些钱学森的朋友都无法靠近他作最后的告别。钱学森对报纸记者说道：“我不打算回来。我没理由再回来。我已经考虑过很长时间。我准备尽我最大的努力，来帮助中国人民建设一个能令他们活得快乐而有尊严的国家。我的归国之旅被这个国家（美国）所刻意阻挠。我建议你们去问问美国国务院，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对于你们的政府和我自己，我无愧无怍。我对美国人民并无怨恨。我的动机只是寻求和平与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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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上轮船时，钱学森和他的家人摆好姿势让媒体拍照。照片里的钱学森身着西装领带，微微卷曲的头发向后梳着，脸上带着淡淡的微笑。蒋英站在他的右边，一身深色小礼服，胸前装饰着一束绢花。前排是钱学森的两个孩子：7岁的钱永刚留着小平头，正咧嘴大笑，他穿着条纹衬衫和短裤，打着领结，外面罩着一件白色夹克衫。他旁边的是4岁的钱永真，留着童花头，穿一件白色小洋装，怀里抱着洋娃娃。他们看上去焕然一新，非常健康，而且十分美国化。如果忽略掉那些中国人的面部特征，几乎可以说这是一个20世纪50年代的标准美国家庭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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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4点，钱学森一家正式起航前往中国。在他身后，留下了一群为这个结果而目瞪口呆的人。在证据极其微弱无力的“指控”下，现在，钱学森打道回国了，如果没有美国的帮助，中国根本不可能得到他——这个人，不仅拥有对火箭科学的广博知识，更具备调动一切所需力量令其祖国在科学上大步前进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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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都对钱学森被遣返一事勃然大怒。“我宁愿把钱学森枪毙了，也不愿让他离开美国！”丹·金博尔在1950年左右对他的多位朋友如此说过，“他知道太多有价值的信息了。不管在哪里，他都值5个师！”多年之后，当被问起这件事时，金博尔说道：“这是美国做过的最愚蠢的事情了。与其说钱学森是个共产党员，还不如说我是共产党员，我们竟把他给逼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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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的律师格兰特·库珀也同样愤怒。美国移民局从未告知库珀，钱学森的身份已经发生变化，他们也没有将钱学森被遣返一事通知给库珀。库珀很早便打算替钱学森申请人身保护令，这样，如果移民局决定遣返钱学森，就必须出庭接受质询。然而，当钱学森坐船返回中国时，库珀正在旧金山参加一次会议，直到他的秘书从《洛杉矶时报》上看到钱学森离开的消息，他才获知此事。“用‘大为震惊’来形容我当时的感受，那还是轻的。”1955年9月29日，库珀在写给美国移民局的信中说道，“如果我作为一名律师，在对方没有得到通知或没有律师协助的情形下与他打交道，那我可能会面临严厉的处罚，甚至可能被取消律师资格，我不认为作为政府部门就应该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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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9月底到10月第一周，克利夫兰总统号在夏威夷、日本和菲律宾的港口都曾停泊过。尽管其他乘客到港时纷纷下船观光，但钱学森一家却一直待在船上。他之后写道，这样做主要是因为，如果他下了船，美国政府便不会对他的安全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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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打破船上生活的单调乏味，钱学森一家同其他一些中国乘客交上了朋友。与他们同乘一船的大约有20～30名在美国接受教育的中国学者，他们也选择举家返回祖国。10月1日，这群人在船上庆祝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周年。钱学森在庆祝活动中演奏长笛，蒋英和钱永刚、钱永真则演唱中国民歌。在钱学森的倡导下，这些人成立了一个名为“克利夫兰总统号联合会”的小型俱乐部，成员中既包括成绩斐然的科学家，也包括只有7个月大的小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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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尤其喜欢与曾在芝加哥大学和马里兰大学工作过的工程学博士许国志聊天。许国志为钱学森的智慧和渊博的学识而深深折服。他发现，钱学森在船上花了很多时间阅读技术书籍和文章，但对科学之外的众多话题却也十分关注。与此同时，钱学森注意到许国志的数学才能，与他讨论了许多理论问题，这成为他们之后在工程控制论领域合作的开端。当他们两个谈起回国后准备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开的声明时，钱学森看起来对即将面临的挑战——帮助祖国奠定科学和技术基础结构——十分兴奋。不过，钱学森也表达了他对于中国缺少计算机、可能影响工程学研究速度这一问题的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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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8日清晨，克利夫兰总统号驶近香港。钱学森将脸紧紧贴近舷窗，逐渐认出了礁石和海岸线的轮廓。后来，钱学森写道：“我急切地向外张望，在美国居住了20年后，我终于回家了。”邮轮正式靠岸时，天已大亮。钱学森和所有中国乘客都登上小艇，直接开到九龙火车站。在那里，一大群记者早已等候在场。他们费了一番力气才挤进由一队警察把守的大房间，每个门口都有两名警官站岗。警察们成功地将记者挡在门外两小时，但最终，他们还是不得不屈从于媒体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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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钱学森日后的回忆，当时，一下子便涌进了一大群记者。每个中国科学家都立时被4到5名记者包围起来，劈头而来的问题诸如：“你是否会在军工厂工作？”“你是否会从事原子弹火箭制造？”“你是不是用来交换美军飞行员的？”“你恨美国吗？”一份访谈记录显示出当时钱学森是多么不情愿与这些记者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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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你被扣押的那些文件怎么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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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此刻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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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所有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都希望回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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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我无法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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