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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8年前的那次归国见闻相比，钱学森对这里发生的种种变化大为惊叹。“上海对我来说不再熟悉，”钱学森写道，“街道如此干净，看不见小偷扒手，也没有拥挤的三轮车，或者是高傲的外国人。取而代之的是身着深蓝色棉布上衣的男男女女，以及带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全上海商店里的价格都是一样的，不再需要讨价还价。对上海来说，这真是新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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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底，钱学森和家人乘火车前往他此行的终点：北京。他们于10月28日抵达首都，由20位著名科学家组成的代表团到火车站迎接。这些人中包括3位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的老朋友：物理学家周培源和赵忠尧，以及曾在喷气推进实验室工作于钱学森手下的航空工程师钱伟长。接下来的几周时间里，钱学森像英雄一样在京城刮起了旋风。他频繁出席盛大的宴会，记者、科学家和官员都渴望与他攀谈。在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和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主持召开的接风宴上，中国的科学精英举杯向钱学森致敬。与此同时，钱学森也见到了当时的国家副总理陈毅和其他一些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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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官方的欢迎仪式之余，钱学森也找机会游览了一下这个童年时代住过的城市。在火车上，钱学森已经从广播里得知，北京现在是教育和文化中心，兴建了不少新的公园和博物馆。现在，钱学森亲眼目睹到，北京的状况的确已经得到了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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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的今昔鲜明对比令人目瞪口呆。一些曾经举目可见的脏乱穷困的迹象如今都不见了。国民党统治时期，北京一些工人阶层只能住在窝棚里，一旦下大雨，污水和垃圾便会流得到处都是。现在，新的混凝土住宅项目、柏油铺的大马路、电线杆和市政自来水工程开始在城市中涌现。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在她完成于1955年的回忆录《长征》（The Long March）中写道：“今天的北京，街道上不再有妓女，不再有鸦片的味道。广播里传送着京剧，商店悬挂着黑红两色的店标。昔日，人们要走很远才能挑到被污染的饮用水，今天，北京每一个路口几乎都安装有自来水龙头，清洁的水从中流出。当两辆自行车或黄包车撞到一起时，不再能听到尖叫或吵嚷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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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穷为整齐划一所取代。新中国成立伊始，便建起了恢弘雄伟的人民纪念碑，四四方方的政府办公大楼也在城市中拔地而起。街道上，男男女女全都身着一色蓝布工装，看上去简直是一个消灭了等级差异的理想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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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北京两天后，钱学森和家人游览了天安门广场。与城市里司空见惯的钢筋混凝土建筑不同，这里有汉白玉的石桥，雕龙刻凤的华表，还有闻名于世的天安门。在此前的数百年中，这里是通往紫禁城的主要入口。这座城门向来被视为政权的象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正中，便是它的形象。钱学森回忆道：“这一幕太令人震撼了。对我来说，世界上没有哪一座名城能够和北京相媲美，而在北京，天安门是独一无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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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记者，钱学森表达了他对美国政府的愤慨，对新中国热情洋溢的颂扬，丝毫没有流露出内心对新生活的忐忑。的确，美国并没有给钱学森太多的选择——至少，就他的自尊心所能容忍的范围内，选择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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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应该知道，他在太空时代尖端科学领域作出原创性贡献的日子已经走到了尽头。在中国，他能做大事，但方式截然不同。在这里，他的远见卓识才是最重要的。他或许曾对自己说过，如果不再能够成为一个理论学家，至少，他可以成为一个中国的冯·卡门，帮助军方将新的科学发现应用到实际中去，为新一代年轻的科学家指出有待解决的问题，超越他自身所达到的高度。但钱学森也知道，他并不是回到一个大学式的研究机构中，他教导的人也并不会只是从事纯理论研究。冯·布劳恩或许是一个更合适的比喻对象。回到中国的钱学森是来帮助这个国家发展它所急需的防御武器的——那或许是远程导弹，或许是核弹，也有可能是人造卫星。钱学森丝毫不认为这些工作有何道德上的瑕疵可言，他也不认为这会对世界和平与安全造成威胁。近代以来，中国从未对外侵略扩张，它总是列强们殖民掠夺的目标，国家领土主权完整一次又一次地被侵犯。被日本轰炸，领土被日俄瓜分，从海上被法国、德国、英国和美国侵入，这些都是中国的惨痛历史。钱学森如今要做的事，将与他以前所做的科学工作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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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回国时，钱学森是否对未来产生过某种担忧，我们不得而知。但几年后，他有些无奈地发现，他根本不确定自己是否有能力帮助中国制造一枚足以行驶防御功能的导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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蚕丝（钱学森传） 24 东风导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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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迅速意识到，即使借助钱学森丰富的知识和经验，也不可能立刻上马导弹项目。当时的中国，没有一家工厂可以生产出所需的复杂材料。没有大型风洞，没有引擎测试基地，没有发射基地，没有专攻火箭推动问题的大学研究所。甚至，连一本拿得出手的有关这一学科的教科书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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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钱学森充分了解到中国当时在科学、教育和国防方面的落后时，他感到有些茫然。“既没有研究工具，也没有研究设备，”他写道，“这时候，我的思想转了一百八十度，从乐观一下变为悲观，真是觉得作科学研究寸步难行，简直急死人……我不知道在艰苦的环境中奋斗、找出路，怎样白手起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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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后，中国拥有了世界上第三大核武库，成为第三世界国家最主要的武器供应商之一。中国报刊上的文章称颂钱学森为开创了奇迹的人，他让一个在1955年的时候还造不出一台像样的汽车或自行车的国家在太空科学发展上作出了革命性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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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如何做到的呢？在这场了不起的革命中，钱学森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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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直到最近为止，几乎所有与导弹相关的活动都属于军事机密。仅仅在过去的一两年中，中国才开始在官方历史记载或发行量有限的专著中披露相关的信息，要么就是新闻报道中一些含糊其辞的大致介绍。最近，为了树立自己在世界导弹发射市场上的权威形象，中国开始注重宣传工作。但即使曝光增加，许多问题依然是未解之谜。甚至那怕是想要获取几张导弹研究机构或导弹发射的历史照片，都相当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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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本人不愿对记者多说话，甚至不愿在自己在世时出版正式的传记。这只会令获取信息变得更加困难。此外，中国政府经常改变研究机构和导弹项目的名称；对于同一种导弹，中国、美国和苏联经常有不同的叫法；不统一的名称让历史记载扑朔迷离。所有这些都增加了重构历史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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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手头的信息有限，经过3年的研究和整理，我们还是从含糊的文献记载和官方历史中拼出了一幅大致图像。最有价值的信息源自本书作者在1992年华盛顿世界太空大会（World Space Congress）上与几位中国顶尖导弹科学家的访谈，以及1993年夏天的上海和北京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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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在过去的40年中，钱学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作出了四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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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钱学森给了中国政府最重要的东西——信心。说到底，钱学森并不是第一个向中国政府提议发展导弹项目的人——苏联顾问早在钱学森之前就这样建议过。但显而易见的是，钱学森是第一个其意见得到认真聆听并被付诸实践的科学家。“钱学森的角色是象征性的，”曾经在钱学森手下工作过的一位导弹科学家林津1993年对本书作者说，“他并没有做出某项特别的贡献，或是研发出某一种特殊的导弹，但最重要的是他的全局观点和组织能力。他是能够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方案和建议的人。他给我们弄来研究经费。如果没有钱学森，国家领导人可能根本不会作出开展导弹研究项目的最终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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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钱学森总是能够一次又一次地启发手下人做出至关重要的成果。钱学森领导着一群比他年轻整整一代的中国火箭科学家，他们被认为是中国空间研究技术的脊梁。这些人中的绝大部分在苏联大学里接受教育，后来在国内被委以重任，指挥着一个个科学家小组。钱学森教导过这些人中的大部分，并对其中最卓越者加以栽培提拔。他们常常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只是为了得到钱学森的一句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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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并不代表钱学森放弃了他固有的威严和傲慢。对于那些他认为智力不如他敏捷的人，钱学森明显缺乏耐心。在中国，他比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时更加拒人于千里之外。“钱学森的声望非常高，”一位曾在他手下工作过的科学家回忆道，“他简直就是神。”几年后，一些曾经担任过钱学森高级助手的人对本书作者说，他们从来不记得和钱学森有过轻松的私人谈话。所有这些都似乎表明，钱学森归国之后，似乎对谁都不相信，谁都无法与他分享他内心深处的想法——即使是他的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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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钱学森的贡献在于他反反复复地强调，在书里可以找到许多问题的答案。他的办公室里总是堆满了书籍，人们经常看见他埋头苦读的样子。他的一位秘书甚至倡议成立了一个秘密小组，专门把钱学森的书借给其他科学家阅读。在指点年轻后学时，钱学森总是再三强调“对相关材料的调研与分析”。许多他认为重要的信息都来自美国出版物，于是，钱学森教会其他人如何从美国学术期刊中获取有用信息，甚至商业杂志上的航空公司广告，也可以用来推测美国国防工业的进展程度。在中国，钱学森改变了军队圈里的教育哲学，他解决了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让以往学习俄语的年轻中国科学家认识到，事实上，所有最好的太空研究方面的文献都是以英语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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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钱学森证明自己有创建机构的能力。光靠一两个科学家是造不出导弹的。众多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必须齐心协力，形成团队，在一个基础上分工合作。钱学森在中国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是推动了国家科学发展纲要的确立，此外，他还领导成立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中国的第一所导弹设计研究所。中国最早的几枚导弹、最早的人造卫星、导弹跟踪和控制遥感系统以及“春蚕”导弹，都是在钱学森的倡议和主持下研发成功的。此外，也正是因为钱学森，系统工程在中国成为一门科学，以其为基础建立的管理结构令工程师们可以在将误解和官僚主义最小化的情况下彼此顺畅交流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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