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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寻真：人类学学者访谈录（2005～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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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寻真：人类学学者访谈录（2005～2015） [:1705972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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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寻真：人类学学者访谈录（2005～2015）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人类学文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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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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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尚果 秦红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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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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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智宏 韦光化 黄世杰 胡宝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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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寻真：人类学学者访谈录（2005～2015） [:1705972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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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寻真：人类学学者访谈录（2005～2015） 漂泊中的永恒与永恒的漂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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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徐杰舜[1]答/乔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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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乔健先生50年的人类学学术生涯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研究台湾的高山族，第二个阶段研究美国的印第安人、香港的民间风俗和中国大陆的少数民族，第三个阶段研究汉族社会。乔先生十分重视田野调查，认为做田野调查是人类学工作者的基本功和成年礼。同时，他强调理论学习和本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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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学术生涯；田野调查；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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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乔先生，您是我们中国人类学的一位前辈，从事人类学研究已有50多年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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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是1954年进台湾大学的，1955年从历史系转入考古人类学系（1982年后改称人类学系），在老师的指导下开始从事人类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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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那就是将近50年了。今天是正月初九，在猴年开始之际，有机会采访先生，十分荣幸。我想首先请乔先生对自己从事人类学研究的历史做一个学术的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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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好！我1954年进入台湾大学历史系。我自己比较喜欢旅游，我想，学人类学可以到许多地方去走走，这一点吸引了我，我就干脆去念人类学吧！于是就决定从历史系转到人类学系。结果转过去的时候，本来系里有九个学生，除了有一位，就是王松兴因生病休学外，其他的全部转走了，我进入人类学系后，便成了唯一的学生。第一届是两个人，就是唐美君、李亦园先生他们两个人。唐美君已经过世了。第二届就是张光直他们，共三位。其他几届也是两三个这样子，我是第六届，是最少的，只有我一个。但在我之后，人就多起来了。所以我常说我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因为我下一届就是八个人，以后人就越来越多了，考古人类学系就不再是那么冷的一个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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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一个阶段，先在台大考古人类学系，毕业以后，又考入研究所，在研究所待了三年。我一方面是做研究，另一方面又当助教，所以可以说在台湾我的第一个阶段是从1955年开始。1955年的冬天我第一次做田野调查，从那时开始到1961年7月出国，到康乃尔大学攻读人类学的博士，这算是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我做的工作主要是研究台湾高山族，那个时候，这是台大考古人类学系的重点，人类学比较流行研究所谓的异文化。台湾高山族，大家都觉得是一个宝藏。当时在台大考古人类学系的一些教授都可以说是中国人类学界的精英，李济、凌纯声、芮逸夫等都是大师，但他们几乎没有一个没有尝试过去研究台湾高山族，可见这是当时系里的一个重点。我大学的毕业论文可以说是一半对一半，一部分是民族学的，一部分是考古学的。题目是《中国境内的屈肢葬》，大陆的部分完全是根据考古报告，这个论文是李济先生指导的，但是，台湾的部分是民族学的调查，所以可以说我的论文是考古学和民族学的结合。当时台湾的高山族还有屈肢葬，我的运气不错，1958年过年的时候，我没有在台北过年，我去屏东县调查排湾族，正好在一个部落里头看到一个老年人过世的全部过程，正好是屈肢葬。据我所知，恐怕这也是唯一一个关于台湾屈肢葬的民族学报告，而且有照片的记录。不过我依自己的兴趣，那个时候在弄文化人类学。在台大也好，后来到了美国也好，人类学一定包括四种：文化人类学或者民族学、考古学、体质人类学，还有语言学，就是说任何一个人类学家，这四样东西都要会。不过在大学念完了之后，我的兴趣主要在民族学，也就是文化人类学。所以我到了研究所以后，还是继续做这方面的工作。在研究所的硕士学位论文我集中研究卑南族，卑南族是我最早研究过的一个民族。卑南族当时已经开始受到人类学界的注意，它有所谓的一种非单系社会亲属组织。因为我们平常观念认为，这种单系的社会，像我们中国是父系社会，纳西族是母系社会，都是单系，但是像美国、英国他们这种就是双边，因为他们不往上追，说亲属关系的时候只是到三四代，到曾祖父这一代为止，这种叫作双边，英文叫bilateral。所以，早期的人类学家在讨论这种世嗣制度的时候，主要是这三种。但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晚期的时候，特别是在太平洋地区，他们就发现了一种非单系，有一种制度叫ambilineal，就是两可，可以父系，也可以母系，是很复杂的一种情况。这种情况正好是在太平洋地区，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我们人类学方面研究亲属制度最有名的经典著作，就是G.P.Murdock的《社会结构》。这本书是1949年出版的。在这本书里，他只看到亲属制度主要是这三种：父系、母系、双边。其实还有一种叫作double descent，就是双系，非洲有些地方有的人是同时从父系和从母系的，他相信他自己的这个灵魂是从父亲这边来的，肉体是从母亲这边来的；不动产是从母亲这边继承的，动产是从父亲这边继承的。他们有时候从父系，有时候从母系。这种情况G.P.Murdock在1949年都没有发现。到了50年代末60年代初才有人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对卑南族我自己感觉到很特别，很多日本的人类学家也说它是两可型的，所以我特别选了卑南族。卑南族又叫八社番，一个是知本社，就是我第一次去的，这个系统是很清楚的两可型。另外一个是南王，这个就很难说了，它也可以说是母系的。但至少知本是很标准的两可型，所以我就选择了一个知本系统里头的一个大社，叫作吕家，我研究的就是这个卑南族吕家社的社会组织，这个地方就是现在的台东县卑南乡利嘉村。我在这个地方住了半年，写硕士学位论文，所以在台湾我主要做的研究工作是研究台湾高山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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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61年出国，离开台湾，到美国去念博士学位。到了美国以后，我选择去康乃尔。那时我对美国的大学了解也不多，正好认识一些美国的留学生。我大学时有两个地方给我奖学金。哥伦比亚给我奖学金，康乃尔也给我，但是康乃尔大学的奖学金是属于助教的奖学金。那些美国朋友都说，你不要去哥伦比亚，那个地方太乱了，康乃尔是一个很安静的地方，你去康乃尔。我就听他们的意见，到康乃尔去。康乃尔是美国东部常春藤盟校中最年轻的一个学校，我们早期的一些中国学生，像赵元任啊，都去过那所学校。胡适也是，到康乃尔之后他是研究苹果，读“苹果系”，后来他对哲学有兴趣就转到哥伦比亚哲学系去了。康乃尔那一带环境很漂亮，不过就是比较偏僻。康乃尔有个传统，即人类学的四个领域你都要修，不可以只专修一种，现在可以专修文化人类学了，那时候不可以，就是都要懂，所以我们那时候也是遵守这个传统。不过那个时候，大部分中国人到美国去念书都是选中国研究做博士学位论文的题目。我自己总觉得，人类学应该是研究所谓的异文化、不同的文化，不应该研究自己的文化，而且尤不该到了美国反而来研究中国文化，所以心理上有一种抗拒的感觉。在当时有一位非常出名的研究中国的人类学家，就是威廉姆·斯金纳（William Skinner），他研究中国的市场。威廉姆·斯金纳就是我的导师，但是我觉得不太对劲，一方面我觉得我不应该研究自己的文化，另一方面我对他对中国的一些解释不太同意，所以搞了一年以后，我毅然决定不跟他。正好有一位先生在我修的课里面作了一个演讲，我对他的东西很有兴趣，他对我也很有兴趣。他是研究美国印第安人的，叫约翰·罗伯茨（John M.Roberts），他就是我刚才说的Murdock的学生。我就想：去跟他一年也不错。所以想了半天以后，我就去跟罗伯茨说想跟他学，他说很欢迎我。于是我就去跟斯金纳说我想换导师。斯金纳当时非常吃惊，他很不高兴地问：“你决定了？”我说：“我决定了。”他很不高兴。结果第二天，他就给系里一封公开信，就是任何人接收我做学生，当我的导师的话，必须再对我进行一次资格考试。我那时候已经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已经是博士候选人了，这实际上是一个不合法的要求，因为你已经通过了，不可能把你的通过撤回。当时，罗伯茨说他既然坚持，那只好形式上让我考，但是不能向学校报，因为学校是绝对不接受的。所以第二天，因为斯金纳的这个通知，我到了系里，老师们看到，都说这是第一次学生主动要求换导师，只有老师要求换学生，没有学生要求换导师的，学生把导师给辞掉了。不过我想我这个决定还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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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我的第二个阶段就从跟罗伯茨学习开始。那时候他正好拿到美国的NIMH即国家精神卫生部的研究经费。那个时候NIMH大概是支援人类学最多的一个，很多人类学的计划是它支援的。那时候罗伯茨有一个相当大的计划叫models of culture（文化的模式）。他准备在美国的西南部调查比较四个族群，一个是拿瓦候人（Navajo），一个是住在美国境内的墨西哥人，还有一个是摩门教徒，然后就是他自己研究过的Zuni印第安人。我就负责关于拿瓦候人的研究。从1964年开始，我们两个人首先去拿瓦候，短暂地去过一次，秋天去了一次。然后1965年的春天，又是我跟他两个人去新墨西哥州。那里有一个人类学实验室，这个实验室里保存了很多前辈对拿瓦候人的研究成果，早期的很多前辈都在这里研究过。我们就在这里查，查完以后，就到新墨西哥一个叫雷玛（Ramah）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有名的美国人类学家Kluckhohn休养的地方。这个人本来是研究心理学的，早期他因为身体不好，在这个地方休养。因为这个地方，他有一个舅母叫Vogt太太，在这里经营一个家庭旅馆，专门给那些游客，特别是人类学家提供住宿。很多有名的人类学家像克鲁伯（A.L.Kroeber）都在她那里住过。Kluckhohn在那里住下来以后，就开始接触拿瓦候人。由于与拿瓦候人的接触，他开始对人类学产生了兴趣，慢慢就转到人类学方面去了。我也在那里住了一个月，后来慢慢开始进行这些研究，最后我们选定拿瓦候比较偏僻落后的地方，当然也是传统文化保留最好的地方，它就在阿里桑纳（Arizona）的东北部，美国在地理上叫作四角地区（Four coner area）。为什么叫四角呢？因为它正好是四个州的交汇处。我就在那里住了下来，自己买了一部福斯车，这种车的底盘特别高。拿瓦候保留区山多，都是土路，普通汽车无法开。我在那里专门研究拿瓦候的祭仪。他们的祭仪有30多种，每一种祭仪都主要是治病。这些仪式，至少唱一个晚上，最多是唱九个晚上。我就是研究这个东西，看怎么样一代一代传下去。我这次来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要把我原来由“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出版的论文翻译成中文出版。这个时候，我的兴趣，主要是在美国研究印第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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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康乃尔念完博士后我就去教书。我第一个教职是在印第安纳大学。印第安纳大学是研究美国印第安人的重镇，那里有两位大师，一位是Hargold E.Driver，他是克鲁伯（A.L.Kroeber）的学生，是专门研究印第安人的。他有一本很有名的、很流行的著作，就是《北美的印第安人》，是研究美国印第安人的经典著作。另一位是研究语言学的Voge Carl，是Edward Spear的学生，李方桂的同学。印第安人的课程，主要是Driver来教，如果他不在，我也开这门课程。因为我是中国人，所以也要开始教关于中国方面的课。我开了两门课程，一门是中国文化，一门是现代中国文化的变迁，这个是第一学期的课。这样，我一方面研究美国印第安人，另一方面因为那时候中国大陆正在开展“文化大革命”，我也因为教课的关系，开始注意中国方面的一些变化，也写一些关于中国方面的文章，不过这个是根据文献来写的，后来发表了。在那里我待了七年，但是实际上只有六年，因为有一年我回到台湾了。1970年到1971年，我回到“中央研究院”去作访问。在这一年内，我又回到了卑南族去进行调查。到了1973年，香港中文大学要成立人类学系。他们邀请我，说是希望我过去，我就答应了。我从来没去过香港。原来的计划是只待两年，但是第一年，1974年碰到了石油危机。这是最大的一次经济危机，所以成立一个新的系是不可能的，于是成立新系的计划就搁了下来，我们只能在社会学系里成立了一个人类学组。社会学系里本来已经有一个组了，是心理学组。我原来还是希望两年后就回到印第安纳大学，所以就向大学请了假。到了两年以后，1975年我应该回去了。可是我太太和我小孩喜欢香港，而且我太太在香港有很好的工作，他们两个人不肯回去。这样我们在香港又待了一年，到了1976年是一定要回去了，印第安纳大学把我的课也排好了，但是他们两个到了最后关头还是怎么也不肯回去。印第安纳大学一到七月份课程都已经排好了，我都不好意思向印第安纳大学辞职。我只好请我们香港中文大学的校长，他认识印第安纳大学的校长，直接写了一封信给校长，说香港中文大学确实需要这个人留下来，他们那里人才多，希望他们再找人，他写了一封信替我辞职。辞掉以后，从此就在香港待下来了，这可以说是我的第二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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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我们决定在香港待下来，夏天就回到美国，把家搬了过来。所以实际上，1966年到1976年，我在印第安纳大学。1976年以后，我就在香港中文大学正式住了下来。到了1980年，香港中文大学正式成立了人类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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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一个相当商业化的社会，而且对整个中国社会来讲，人类学都是一个冷门，大学不大愿意投资，所以要让社会认识它，让社会认识以后，你才能走下去。所以我在1978年的时候，就和一些当地的学者，主要是西方的人类学家，办了一个香港人类学会。这时发生了一件事对我们人类学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香港电视台最大的一个无线电视台有一个连续剧，好像是叫《香港82》。它是每年有一集，每一集是一小时，讲一个故事，《香港82》就是1982年的香港出现一些什么。有一集里头，讲一家发生的事情，那一家的一个男孩考上了大学。他的哥哥是一个比较实际、势利的人，他哥哥问他考了哪个大学，他说考了香港中文大学。他哥问是哪个系呀？他说是人类学系。哥哥便说：“你怎么去考什么人类学系？那是专门研究猴子的系！”他弟弟的话更让人生气，他说：你看我这个成绩能进到别的系吗？所以我们学生就向他们抗议。香港无线电视台向我们道歉。但是这件事也引起了他们的注意，所以就请我们人类学系的老师去上节目向他们解释什么是人类学系。可见当时人类学系还是很冷门的一个系，直到现在人类学系在香港也不是一个热门的系。不过成立这个系可以说，就整个中国来讲，除了台大的考古人类学系以外，我们还是第一家。我们是1980年成立的，中山大学是1981年成立的，厦门大学是1982年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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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系成立后，我们必须找地方让学生实习，那时我还是坚持这个观念：要找一个异文化。香港周围最近的就是瑶族，所以我们就选定了瑶族，就是连南的排瑶。我自己也开始做瑶族的研究。1986年我们召开了第一次国际人类学的瑶族研究会，也成立了国际瑶族协会。那个会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国际会议。我们得到广东的支持，同时国家民委也给了一些支持。当时费孝通先生也来参加了，但他只参加在广州举行的会。我们的会从香港开到广州，然后从广州，我记得当时是有六部车，浩浩荡荡，警车开路，一直开到连南去，所以那个声势是很大的，一下子把瑶族研究给炒热起来了。从那时起，我们每隔一年举行一次国际瑶族会议，中间还做一个小型的讨论会，开始那一段就弄得很热闹了。到了1990年，第三届，我们在法国图鲁兹开会。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感觉到，我必须做一个决定。因为我发现瑶族的研究，过去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有很多文献，如果我要继续做下去，我必须放弃其他东西，集中专门研究瑶族，当然要学习瑶语了。但是这时我就开始想，我过去都是在研究所谓的异文化，到晚年了，我觉得应该开始研究一下自己的文化。所以到差不多90年代初期，这可以说是第三个阶段，就是对中国的少数民族，主要是瑶族的研究。我还去过一次西藏，对藏族做了一些研究，中国西南部的少数民族地区我去过不少。在90年代初期，我逐渐结束了对异文化的研究，退出了瑶族学会，开始把精力放回汉人社区。到了晚年，我自己想研究一下我自己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