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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民族民间文化的义务必须由全社会承担。“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方针对于地上和地下文物的保护是适用的，但对于在生活中传承的无形的民间文化，也就是所谓“口头与非物质文化”的保护来说还有点问题。“政府主导”仍然是必须的，但“社会参与”似乎应该改为“社会承担”。什么叫“参与”呢？就是本来不是你自己的事，但希望你参加进去。可是民间文化本来就是由社会的基层大众传承的，保护民间文化的主体力量就在民间。文物的保护不好说社会承担，因为那些文物绝大部分不存在于普通人的生活中，各家各户不继承那些东西。口头文化与非物质文化就不同了，它们原本就是老百姓生活的一部分。一个村落里的民间文化应该由这个村的村民来自我保护，如果让村外的人来保护就不对了。假如在一个村子里有一处重要文物，那就需要由政府拨款加以维修，而村里人仅有参与保护的义务。可是村里如果有伞头秧歌这种民间文化，虽然也需要得到政府和专家的关心，但是真正能够传承这个秧歌的是村民自己，这就不仅是参与的义务了。确切地说，作为伞头秧歌的传承人，他们本身就有被保护的权利。这个认识如果不明确，我担心这个保护工程就会走样。旅游业、文物贩卖者和一些创作者都可以说在参与民间文化的保护，其实是把活态传承的民间文化拮取过来，把它们变为了死的或假的东西。我们不能阻止这种事情发生，所以西方已有民俗学主义（Folklorism）的研究，但必须明确保护的目的是让民间文化得到一定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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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抢救和保护民间文化遗产的潮流中民俗学将有什么作为呢？应该说这个潮流为民俗学参与社会和发展理论都提供了一个良机。民俗学者首先应该为保护民间文化提供更多理论认识上的指导，在层出不穷的发现和问题面前必须勇于承担各种调查研究的课题。其次，民俗学者要为民间文化遗产的调查、认证、说明和解释尽量做一些实际的工作，还要批评那些可能是在歪曲和破坏民间文化的行为，提出抢救、保护民间文化的正确途径。在这个问题上必须要面对现实，既要考察民间文化的过去，也要考察民间文化是怎样进入和建构当代社会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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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批评的责任来说，今天的社会已对民俗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民俗学的理论与方法必须得到大力的改进和提高。比如我们应该意识到，对待文化的声音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官”与“民”，文化界和学界内部的声音也相当复杂，意见很不一致。有的艺术家是想通过创作来提高民间文化，比如认为民间舞蹈不好看，应该像学院派那样来跳，但也有人主张保持“原生态”的民间舞蹈。有的人是站在开发文化产业的立场上进行民间文化表演场所的“创意”设计，但也有人把这种开发视同建动物园，是让动物离开了原有的生存环境。面临各种嘈杂的声音，我们应该冷静下来好好思考，形成一个比较自觉、真正有益于社会的学科发展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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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谢谢刘老师又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精彩的课。今天是2004年最后一天，祝刘老师身体健康，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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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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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此次访谈时间为2004年12月31日下午，地点在北师大艺术楼507室，参加人员有北师大文学院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2004级博士、硕士研究生。郑长天对访谈提纲和录音整理都提出了宝贵意见，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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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罗树杰（1966～ ），男，壮族，广西象州人，广西民族学院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广西南宁，邮编：530006；电子信箱：luoshujie@t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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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铁梁（1946～ ），男，辽宁绥中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北京，邮编：100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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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寻真：人类学学者访谈录（2005～2015） 人类学释放我的灵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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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徐杰舜[2]答/翁玲玲[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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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访谈翁玲玲博士成长、求学、婚姻等经历，反映出人类学对于女性知识分子思想境界、为人处世等方面的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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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翁玲玲；人类学；李亦园；跨国婚姻；牛津求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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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2002年你参加了我们人类学高级论坛第一次会议，你穿着非常传统的中国式蓝印花旗袍，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觉得你非常具有中国妇女的特质。那次会议你发表的论文，用张有隽教授的话说是“惊天动地”。因为你发表的是《台湾妇女的身体观》。这个题目在当时讲是非常有意义的，你作为女性学者对女性的身体观作了一个精深的研究，我们对此印象非常深刻。同时，我在跟你的交往中觉得你非常有学问，非常开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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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谢谢您的鼓励，不过我只承认开朗，不承认有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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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今天我听李亦园先生说你是他的学生，请问你是怎样荣幸地成为李亦园教授的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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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能够成为李亦园教授的学生，我真是觉得非常荣幸。李先生一直关心人类学的发展，他对学生非常在意。我所谓的在意是他不但关心学生的学习，还总是不遗余力地为学生争取更好的学习环境与资源。至于成为他学生的过程，到现在我还觉得像做梦一样。那是我们刚考进清华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硕士班的时候（1990年秋季），李先生召开了一个小型的会议，为我们安排导师。当时我们研究所有一个导师制度，所里会为每位学生安排一位导师，提供学业与生活上的指导。导师功能上与硕士学位论文的指导教授不一样，有可能但并不必然就是论文指导教授。在会议上，李先生了解了我们每个人的研究兴趣、构想与研究方向之后，就帮我们安排了。他安排得很恰当，同学们也都接受。可是他把其他同学安排好了之后就准备结束会议了，剩下我还没着落，我一急就对李先生说：“老师你还没有安排我呀！”李先生说了一句“你跟我呀！”就离开教室了。他一说完，所有的同学都瞪大眼睛看着我，我则是脑袋“轰”的一声，惶恐不安中夹杂着一丝惊喜。喜的当然是我居然能碰到这天外飞来的好运，有机会得到老师教诲；但更大的感觉是不安，一方面是我对李先生的学术地位与声望自然会有一种仰之弥高的敬仰与惶恐，另一方面，则是怕自己达不到他的要求。李先生对学生的要求是出了名的严格，不只要求学业也要求态度；他嗓门儿又大，我们上他课的时候，都战战兢兢，如临深渊，生怕回答不好会挨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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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同学们一路叽叽喳喳在议论的时候，当时许木柱老师（也是台湾很有名的人类学教授）在我们附近，听到同学们说我完蛋了，以后一定常常挨骂。许先生就跟我说不要太担心，其实李先生对学生是非常好的。听了许老师的话以后，我就告诉自己，挨骂也好不挨骂也好，既然有这样的机会就尽心尽力。李先生直接要求的、没有直接要求的，我觉得我自己应该做好的，我就把它做好。就像我请李先生看论文，在我交上去之前，我一定自己再三地多读几遍，至少做到条理清楚，没错别字，没有语句不通顺的地方。当然论点怎么样、内容怎么样，需要老师的指导。我觉得我是请老师指导论文的，不能浪费老师的时间来帮我改作文。他的时间与精神那么宝贵，作为他的研究生，当时我能为他做的就是替他节省时间与精神。就这样，十几年来，一路相随，无论是我的论文或是学术生涯，李先生总能适时地给予关键性的指导与帮助。而我对李先生的感觉也从害怕变成了温暖。可以这样说，我觉得他是真正的君子，“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待己甚严，待人则特别宽厚，非常能够替别人设想。能够成为他的学生，得到他的指导与照顾，并且有一个学习的典范，这样的机运，我很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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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非常荣幸地成为李先生的学生，我现在希望你介绍一下自己的背景。我想了解你的背景还不能像别人那样只了解你的学术背景，我还希望了解一下你的家庭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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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的祖籍是浙江省定海县。我父母亲的家庭背景都很平凡，可以说是小地主吧。我父亲是学航海的，我记事以来就知道他是船长。后来，我回头又想想，他的工作可能对我的学习是有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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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想插一句，你父亲是不是从大陆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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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父母都是大陆过去的。我父亲去台湾的具体时间我不记得了，比我的母亲早一点。我母亲是1950年左右到的台湾，母亲说她是先“逃”到香港，过了一段时间，申请到入台证，然后才到了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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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想问一句，你父亲是海员，性格是不是很开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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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没错，我的父亲踏遍世界各地，因为走远洋航线，很久才能回来一次，可是每次回到家，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新鲜的观念，新鲜的玩意。我们小时候，台湾在经济上还没有太大的发展，很多没有的东西，我父亲都能给我们带回来。他非常开放，非常风趣，每回跟我们说各地奇风异俗的时候，都能把我们这些小萝卜头唬得一愣一愣的，着迷得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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