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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那个时代很多老外都到台湾去，因为大陆不能来就只能到台湾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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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是的。史丹福中心的学生，除了美国各大学的教授来进修外，大多是汉学专业的研究生，都来自名校，像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哈佛等。这些学生非常优秀，又用功，中文的底子也算厚，只是语言表达不好。在教书的时候，他们常常问我有关中国文化的问题。开始我因为对人类学没有什么了解，只能给一些民俗式的回答。可是学生很优秀，民俗式的解答多半不能满足他们，所以他们会追问民俗背后比较本质性的思想问题。这类问题，我多半都回答不了，我还记得当时那种窘况。可我又不愿意敷衍，所以就开始自己去找书、找资料，想要满足学生，也满足自己。我从小就对文化性的、社会性的事情有兴趣，成长的过程中又因为常参加演讲、辩论以及作文之类的比赛，对这类的问题一直较为关注，也有一些浅薄的思考。所以，虽说动机是为了响应学生的问题去找答案，实质上我自己也很想有更深入的了解。我就在这一来一往找书、读书的过程中，察觉到了人类学与社会文化的关系。虽然我也发现人类学在台湾是很冷门的学科，但这反而激发了我想要一探究竟的欲望。就这样，我一路从民俗性的介绍读到学术性的论文，主要是李亦园先生的文章，真是一发不可收拾。因为直到这个时候，我才觉得此前对社会、对文化、对人的看法和思考在这个地方找到了焦点。对于我，这是非常大的喜悦，因为一直以来，我思想上的渴求和对生命的探索都没有什么焦点，现在等于说是找到了一个着落。自己摸索着念了一段时间后，就想进学院了。我知道，如果对一个学科想要有一个系统性的了解，就得去考研究生。有这个想头的时候，离研究生考试的日期只有三个月，准备考试其实有点仓促。但是想上学的欲望太强烈了，推着我不顾一切地开始准备，那真是废寝忘食、一心一意地念哪。我家人都不相信我是玩真的，因为我从没这么用功过。总算运气好，我考上了清华大学研究生，当了李亦园教授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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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跟李先生攻读硕士最大的体会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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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对学问的尊重，对人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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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跟李先生两年的硕士学习，李先生很关怀你。不仅是过去，包括到今天吃饭的时候，你都表现出了李先生大师的风范，你觉得李先生的人格魅力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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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哎呀，这很多啊！“横看成岭侧成峰”，很难一言以蔽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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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跟李先生认识的过程跟你非常相同。我开始只是看李先生的书，知道李先生在台湾学术界非常出名。1995年，我们跟费孝通先生举办了一个座谈。1996年元月，他也来了。当时我们是有通讯联系的，但是我没有见过他。我到北大，第二天早上去餐厅吃早饭。当时是乔先生坐在我对面，刚好看到了我，就跟李先生介绍我。我非常激动，立刻快速地走了过去。因为他是我很想认识的大家。当李先生跟我握手并说“我终于见到你，我非常高兴见到你”之后，李先生对我们的关心一直就延续下来了。我感觉他相当于一个慈祥的父亲。我当时发言的题目是《汉民族研究的人类学意义》，我的评论人是乔先生和李先生。他们的评论对我产生了很大的鼓励作用。李先生说：“你所说我想用人类学的理论来做汉民族的研究，对我的发展是非常好的。”但是，在鼓励的同时，他们两位也指出了我不到位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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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我每次去台湾，他都邀请我到他家。我第一次去台湾，他请我去吃饭。他邀请我到台湾最好的餐厅，在世贸大楼第32层。而且他特地打电话告诉我不能穿牛仔服过去，必须穿西服。李先生叫庄先生等陪我去了32层。而且在我离开台湾的早上，他还叫他的司机送我到机场。这些都是生活上的关怀，我跟你有同样的感觉。另外，李先生对我们学问上的关怀也是十分真诚和细致，包括我们这次召集论坛，李先生早就表示了他的关怀。我请他作顾问，他一口答应。这次他的演讲也准备得很充分。2002年我在台湾采访他的时候他已经说了，人类学家要关怀人类的生存。到现在关于这个课题，他起码已经考虑了两年。所以，我觉得大陆的很多学者都从他那里得到了想要得到的东西，无论是学问上的还是生活上的。这是我的感受，可能我讲得多了一点，但这确实是我的真实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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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真是这样的。李先生他非常慷慨，不是说花钱大方的慷慨，而是他很乐于助人。我们有什么需要去跟他说，只要是他可以做得到的，他都会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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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到他家里很不客气，什么书我都想要。他都说“我一定想办法帮你”。他有一本书，自己也只有一本了。他就把他儿子手中的那本给我，所以在这一方面他真的是很慷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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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是啊，而且他很细致，很细心。他外表看起来是很阳刚的一个人，嗓门儿又大，以前身体好的时候，讲起话来中气十足，大都不需要麦克风。其实李先生非常温柔、细致，就像刚才徐老师提到的，他会体贴人的需要，会使人免于尴尬和不舒服。不管什么人，他都是这样，很能替人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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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们很多从大陆去台湾的学者都是这样，到李先生那里去听李先生做一次演讲绝对有很大的收获。我听李先生好几次的演讲都有很大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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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完全同意。就像他今天演讲的一些概念，作为他的学生，我原来也都了解的，可是今天听他讲，我还是写了好几页的笔记，得到了好些启发。他的文章也是这样，每一次读，都能有不同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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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所以我跟我的学生说，听大师一次演讲是受益无穷。因为我觉得他的学术非常成熟。作为一个大师，他学术的成熟对我们是非常有利的。我们在追求学问的过程中，他的一句话和一个报告可以顶替你可能想一年的东西。他的点拨，你马上就可以活学活用，会让你豁然开朗。所以我很愿意听他的演讲。无论有多大的困难，我都要我的学生来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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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做你的学生也很幸福，你很能给学生营造学习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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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如果是这样，我也是在李先生那里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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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自己也是。我教书备课的时候，常常不自觉地以李先生为榜样。在我刚开始教书的时候，李先生很关切，给了我很多指点。我备课的时候，是把上课要讲的话，几乎每一句都写下来。自己在家讲一遍，看看时间够不够、内容够不够周全、条理够不够清楚。一方面，是因为我自己的个性是这样；另一方面，是因为李先生在指点我怎么教书时，告诉我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真的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他让我了解，他的学问是一点点积累起来的，他在台前这样的组织和有条理，这样的深入浅出，真的让我觉得做学问不能有侥幸心理，尤其是我们做人类学研究的。你看我们的资料都是田野调查资料，我们一句一句地访问、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观察，一点一滴，都是从许许多多有用没用、有关无关的资料里面去梳理出来的。我觉得人类学者特别需要有脚踏实地的态度和功夫，你做一个月的田野和十天的田野，做出来的东西就是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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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因为我跟李先生交往，向他学习。我总是想找个机会来讲一讲。我们很多朋友也都讲，李先生的书一定要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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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对！他的文章，嗯，怎么说呢，就像肥沃的土壤，养分充足，看了是会长出东西来的。他的书我都有，而且都放在手边，不管教书备课或是写文章找养分，总能用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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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李先生也是非常有责任感的。他非常关心我们的学报。我们这两期的学报英文翻译有问题，李先生看到后马上打电话给我们。《光明日报》想报道我们。我在电话里跟李先生说想请他对学报写点评论。李先生说：“好，我愿意写。”而且要我在最短的时间里把缺的三期学报寄给他。他把我们所有的学报全部放在他家书房的显眼处。十年了！我现在想请你把怎么从清华毕业的情况说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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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读清华时，我两年就毕业了，算是快的，听说我这个记录在人类学所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学生打破。我能顺利地在最短的时间内毕业，除了李亦园、庄英章、潘英海等几位教授多方的指导外，从我自己这方面作为一个学生的本分来看，我想一方面是我一反过去一边玩一边念书的态度，努力用功，专心向学；另一方面是我一进研究所就确定了硕士学位论文的题目、方向，没有多费时间一再考虑这方面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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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的时候，我对于要不要继续念博士还有一点犹豫，因为当时台湾还没设人类学博士班，要念就得出国去。您也晓得，出国念书是件大事，有许多事情得要考虑、要准备。刚好那个时候李先生与庄英章教授正要开始推动一个跨两岸的大型研究计划，是人类学的第一个两岸计划。承蒙庄先生看得起，让我去当计划的助理，主要负责行政的部分。我就一边在“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工作，一边考虑要不要出去念书。中研院是一个学术气氛很浓厚的地方，在院里，大家碰到的大半是研究人员，谈论的都是研究上的问题，处理的也都是研究上的事务。人在里面会很自然地觉得学术研究是很美好、重要的。就这样，我慢慢地觉得，如果自己也能参与，就可以为知识系统尽力，也能满足自己对社会文化，乃至于对人的关怀。再加上几位老师的鼓励，我就决定朝出国念书的方向作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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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学校是非常磨人的，我就因为怕麻烦，只申请了英国爱丁堡大学。爱丁堡大学的名声很不错，又在苏格兰，很特别。他们很快就给了我入学许可，这下我就不想再申请别的学校了，免得劳民伤财。后来是李先生跟潘英海老师都问起申请学校的事，都觉得我不应该为了怕麻烦就不给自己其他的机会，尤其李先生认为我应该试试剑桥、牛津。我想两位老师都说话了，讲得也都有道理，就再申请了两个大学。一个是圣安德鲁斯大学，就是英国黛安娜王妃的大儿子威廉王子念的大学；另一个就是牛津大学。我没申请剑桥，是因为当时剑桥没有适合我研究主题的老师，而且他们似乎比较偏应用，牛津比较偏古典理论，我比较有兴趣。没想到两个学校都给了我入学通知，我自己也吓了一跳，因为我听别人说牛津录取是很严格的。收到录取通知后，反而我自己犹豫了。因为我去打听了一下，别人都告诉我牛津进去不容易，出来更难。每年要大考，都要去掉一半人，这就让我很犹豫。可这种没信心的样子，挺没出息的，我也不敢跟李先生去说。我又想去又不敢去，翻来覆去，就是不能下决心。说到这里就得提一下我的爱人（当时是男朋友）了，他给了我临门一脚，让我决定去牛津。他说：“如果你去别的学校念，要我等你几年我觉得不是很情愿；但是你去牛津，我心甘情愿，几年都等！”说良心话，如果没有他的激励，我可能就打退堂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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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讲到这里我不得不多问一句，你是一个很优秀的女人类学家，婚姻也是中美跨国婚姻。他是学生，你是老师，我想听听这段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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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他本来是密歇根大学东亚研究所的博士生，因为学科的需要就来史丹福中心上中文。他来上课的第一堂课就是我教，可我们不是一见钟情，我们的感情反而是他离开史丹福中心以后慢慢培养起来的。后来我们谈起在学校时对对方的印象，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认真的学生，很用功；他也觉得我教得很好，是个要求很严格的老师。因为我教得好，他愿意学。我是严格的好老师，他是用功的好学生，就这样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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