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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对，如果要出书的话，有些地方还要做一些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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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的学术的经历有很多启发性的东西。另外我还想再问的就是，你进入人类学以后，对人类学有些什么看法？你对人类学的学科有什么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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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从知识的层面看，我觉得学习人类学是实现人文教育理念的基础。人类学是了解人、了解人类社会与文化的学科。通过这个比较系统的训练和学习，我们才能够对人类外在的行为和内在的思维都有一个本质的了解。所以我认为不只是人类学系的学生才需要学，至少“人类学概论”应该是通识教育的课程。每一个人在这方面都应该有一些了解，才能够从一个更宽广的角度学会自处、处人。尤其是多族群、多元文化的社会，最好是从中学就开始建构，这样各族群才会因了解而产生认同，因认同而得到族群之间根本的和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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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知识方面的重要性，人类学对一个人的人格成长也有很大的帮助。我自己的经验就是这样，我从人类学学科训练的过程中，身心都得到了真正的释放。借用佛家的两句话来说明，看待事情的时候，比较能够“放下我执”，不只是因为人类学教会我要尊重不同的真理与价值，也因为我在“放下我执”之后，就不再受困于小是小非，而能看到更广阔壮美的天地；在对待人的时候，比较能够“去分别心”。田野调查的训练，使我真正可以平等对待不同的人，包括来自种族的差异或社会阶层的差异。这让我能够看到人类生存的多样性与可能性，也让我更能体贴别人的心意，珍惜所面对的每一个人。这几年来，我虽然工作日益繁重，但是心情上、生活上越来越自在、宁定。午夜梦回，每思及此，我都要感谢上苍，以及一路指引我、陪伴我走上人类学这条道路的师长亲友，他们让我的生命得到滋养，灵魂得到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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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今天我们对你的访谈、对你的学习，对我今后的教学工作都非常有益处。我们今天谈话的题目发表时是不是可以用“人类学释放我的灵魂”为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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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好浪漫啊！我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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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感谢你接受我们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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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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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4年5月29日晚上11点夜访翁玲玲。主访人：徐杰舜；在场人员：秦红增、林敏霞、杨清媚、朱志燕。录音整理：林敏霞、梁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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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徐杰舜（1943～ ），男，浙江余姚人，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导师，广西民族学院教授。广西南宁，邮编：53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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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翁玲玲，女，台湾佛光人文社会学院生命学研究所人类学系助理教授。电子信箱：LLWong@mail.fg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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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寻真：人类学学者访谈录（2005～2015） 走向深处：中国人类学研究的态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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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徐杰舜[2]答/黄淑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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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人类学比较早就注意把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和历史研究方法相结合，把对“异文化”的研究和对“本文化”的研究相统一。这是中国人类学对世界人类学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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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人类学；田野调查；民族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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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黄老师，我们很早就想采访您，但是一直没有时间、没有机会碰到您。去年您从教50周年的大庆，我没机会过来，失去了一次向您老人家学习的很好的机会。我认识您的时间您肯定还记得，那是在1985年7月，我刚调到广西民族学院工作，第一次参加民族理论工作会议，我跟您在一个小组，向您请教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本书。第二天开会时您把您所有的资料都带来给我，这对我学习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有很大的帮助。我第一次见到您，就感到了您作为老一辈人类学家对我们后辈毫无保留地关怀，从此以后，我就一直把您当作我的老师。我写《从原始群到民族——人们共同体通论》也曾征求过您的意见；您调到广州来后，我们也一起参加过两次会议，您的治学态度和学术风范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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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您说我们认识的情况，我都记得很清楚。您还上过我家。1986年，我去香港中文大学访问的时候，把您的《汉族历史和文化》送给了他们。之后我们一直都有来往，对于您把《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办得这么好，我一直都很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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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今天有机会采访您，是再次向您学习的好机会。广大读者很想了解您的学术背景和学术经历，请黄老师先谈谈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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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1930年在香港出生，我父亲是一个商人。我原籍是广东台山，台山是著名侨乡。我祖父19世纪末到加拿大去做工，外祖父在美国做工，我们一家很早就到海外去了，后来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些地方做生意，最后到了香港。我5岁上小学，11岁上初中，在香港英华女书院读书。它是英国基督教伦敦会办的学校，学生受中西合璧的教育，中文学习是老式传统，七八岁背《论语》、《孟子》，课本、作文都用文言文，写的是文言文，不念也不写白话文，上“尺牍”课；写字用毛笔，重视书法，每周都要上书法课，那时候叫“习字”，以前高中都有书法课。学校主要还是西式教育，英国人当校长，用英国课本，比较多用英语教学。我记得初一时有7种课程用英语上，包括体育课。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8日香港沦陷，日本人不让学校开课，所有学校都关了门，我只好在家里学打字。当时要上学就得回内地，由于日本人占领，香港没法待，我们全家只好回到台山老家。日本人早就占领了广州，不断骚扰、侵占沿海的县。由于有游击队抵抗，日本人打打停停的，那几年我就随着家里人在香港、澳门、台山等地逃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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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也是在逃难中出生的，1943年。当时家人从湖南逃到云南，还准备到缅甸，后来抗战胜利了才没去。不过那时我还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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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您那时还小，家里人抱着您逃的吧？逃难中，学校很难开办，有时离开城镇，撤到乡下去，日本人来了就关，走了就开。台山第一中学是一所很好的学校，现在都很有名。在动乱中读书是断断续续的，我没有正式完成中学学业。抗战胜利后，广州有几所教会中学是跟教会大学挂钩的。成绩好的学生有可能被保送到北京的燕京大学或者上海、南京等地的教会大学。我在1946年进了广州的培道女中，因为前几年的学习耽误太多，光是白天上课不能解决问题，我必须补课，所以我很用功，白天上课，晚上熄灯后自己在被窝里用手电照明读书。一年后我被保送到燕京大学。我先考上了岭南大学，但是我没在这儿念，因为北方的大学特别是燕京大学对青年们有很大的吸引力。当时，我们一群从香港、广州的几所教会学校出来的男女青年结伴北上，那时火车不通，我们只能坐招商局的货船。从香港坐船到天津，要走十几天，路过厦门、上海和秦皇岛等地，还要绕道去南朝鲜，要装货卸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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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的母校燕京大学，我想说几句。我在那里上学，对我一生影响很大。燕京大学于1919年开办，1952年并入北大，33年中为祖国各条战线培养了大批人才，特别是外交、新闻和医学等，很多教授名人出自燕京大学。在当时，燕京大学是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齐名的名校。新中国成立前外国人说Peking University是指燕京大学。燕京大学对中国现代化教育有着独特贡献，请了很多名教授，学术是高水平的，很重视对学生思想素质的教育。我们的校训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校歌末句是“服务同群，为国效尽忠”。一直到2004年，各地的校友会，包括广州的，校友们每次聚会，回忆母校，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回顾自己一生，一直都是实践着母校的校训“服务同群，为国效尽忠”的。燕京大学在当时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始终站在民主运动的前列，给予当时的青年学生很重要的影响，对我的一生也起了重要的启迪作用。无论教学、学术研究或做其他工作，我都能够服从国家的需要。我的家庭只有我一个人留在内地，父母直到去世都反对我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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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的教育背景在那个时代非常有代表性。全家在外而您自己留下了，当时您为什么有这个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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