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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3217 答：我所在的学院是东方非洲学院，我在人类学系学习。这个学院是伦敦大学的50多家学院之一，其他的更有名的还有帝国理工学院。在文科学院里，东方非洲学院的教学和科研一直都很强，最近排名还是全英A级，人类学教学也很有名。伦敦的人类学系有4家，除了伦敦经济学院、东方非洲学院之外，还有大学学院和歌德斯密学院有人类学系。这4家中，大学学院的人类学是综合型的，比较像古典人类学，其他3家都属于社会人类学。伦敦经济学院跨学科研究比较多，学科的基础比较扎实，在人类学研究方面，风格与我所去的学院不同。相对来说，东方非洲学院比较“小资”一点，老师穿戴比较硬派一点，伦敦经济学院偏“左”，培养了大批第三世界的领袖级人物，学生中出了不少部长，所以学院更有钱，在第三世界当了部长的学生回来，伦敦经济学院都给他们安上个什么“名誉院士”之类的头衔，像费孝通先生就是一个“Honourary Fellow”（即名誉院士）。东方非洲学院比较“小资”，比较“右”，跟第三世界的关系相对要紧张一点。我的一位忘年之交，曾在学院任人类学老师，因亲近马克思主义，参与反战，于70年代中期被开除，这说明学院曾是很保守的。不过，它也有它的特点。伦敦经济学院的人类学家更多的是普遍主义者，他们认为人还是有共同的特征的。最早当然就是马林诺夫斯基说的：文化都是满足人的需要，它的差别是重要的，但是在这个满足需要的层次上是一致的。最近，伦敦经济学院的人类学又转向“认知人类学”，主张探究人在认识世界时具有的一致性。那里的人类学家认为，文化不能将人熏陶得相互之间完全不同。现在，“认知人类学”在伦敦经济学院很盛行，甚至可以说是最具支配性的，这方面课题很多，来学的学生也最多。东方非洲学院相对来说做区域研究（area studies）比较厉害。东方非洲学院有做区域研究的传统。依据这个传统，学院把世界区分成几个大区，形成以各个大区的专家为群体的格局，比如说，印度学、非洲学、中国学。这一类的学问，在东方非洲学院很盛。东方非洲学院的图书馆特别好，收藏着来自全世界的各种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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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3219 问：那你跟哪位导师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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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3221 答：与一些留学归国的同事有所不同的是，指导我的导师并不是大师。记得我到系里报到时，秘书让我找Richard Tapper博士学习。他是博士预备阶段所有研究生的导师，是研究中东的专家。系里当时最有名的，应算是David Parkin教授。他是研究非洲的，提出了新结构主义等许多论点，特别是在语义人类学方面有建树。结构人类学侧重句法，Parkin教授提出要研究语义，就是针对某些关键词展开比较文化研究，编过涉及“罪过”概念的一本有名论著。后来，他去了牛津大学，任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曾长期任英联邦社会人类学会会长。选导师时，我先是选了他，他对中国也有兴趣，我从他那里得到不少帮助。Parkin老师对中国的事物所知甚少，只是于80年代末期来开过会。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我们举办第三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他来讲演过。我的学生去接他，他说：“啊，你们是我的孙子！因为你们的老师是我的学生王铭铭。”他认为在社会伦理方面，中国跟非洲有相通之处——论辈分。在伦敦学习期间，我对他的研究方式颇感兴趣。我也计划跟随他做一点文化的语义分析，当时写了篇涉及“幸福观念”的论文，是用英文写的，后来中文版在我的《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一书中发表。这篇文章就是在他的指导下完成的。我当时写那篇文章，试图从村落中的中国人对“福”的理解入手，反观主流的西方现代观点。Parkin老师觉得蛮好。我完成田野工作回英国写博士学位论文时，Parkin还是给了我一点指导。可是那时我的研究题目已经变了，变成了对仪式和社会空间的研究。我论文的第一稿由他审阅过，他读后说：“这不是人类学！是百科全书！”从事非洲研究的人类学家大多认为人类学主要研究村子，对我博士学位论文做的城市仪式和历史人类学研究不习惯。他要求我换个方式。我最后还是听了他的。在书写论文的过程中，系里劝我找中国学专家来指导。系里有2个中国学专家，分别是Elizebeth Croll和Staurt Thompson，水平都不错。系里就征求他们和我的意见，让他们来指导我的论文。其中，Stuart Thompson特别尽心，书教得特别好，我回国后听说他任了我们学院的总考官。他研究中国，田野工作是在台湾做的，阅读面也特别广。他也做了几篇论文，就是性子比较慢，文章写得太少。跟这样一个不太知名的老师，有好处。他特别细致，也有更多的时间来帮我修改论文。我写论文的那年，他每章都要细读，读后批改得很认真。Thompson老师的工作特别认真，阅读面广，对一些前沿思想跟随得很快，经常告诉我又出什么新书了。他收入不高，但花了大量金钱买书，是位好老师。总在东方非洲学院主持“伦敦中国讲座”的王斯福教授，也与我形成了相当亲近的关系。他写的一些关于汉人民间宗教的著述，对我的影响很大。在英国学习的情况，我两年前在《无处非中》（山东画报社2003年版）一书中写到了一点，写得很片面，主要切入点是我对费孝通先生与伦敦经济学院之间关系的一点认识。我的观感，书里面也谈到了一些。英国学风的特点大家是知道的，那里的学者特别注重掌握扎实的社会分析和调查方法，比较务实。那里的人类学要求我们接触具体的人、分析具体的人的社会地位和活动，在这个基础上去解释当地社会和文化，不像美国人类学那么理论化。我们可以将英国人类学的基本特征形容为“经验主义”（empiricism）。这种特殊的经验主义传统有它的优点，在理论思考方面也有它的有限性。经验主义把人框死在实际生活的观察里，使你不能像欧洲大陆或美国的人类学家那么超脱。不过，在这个传统中，也训练出了包括费孝通、中根千枝等在内的优秀人类学家。费孝通在谈到英国人类学训练时给予特别赞赏，我对此深有同感。不同的还有，英国的人类学不像美国人类学那样设四大分科，而主要教授和研究社会人类学，这个传统是欧洲的。在欧洲，文明史悠久，考古学必然有自己独立的传承。在美国，学者进入的世界整个都是印第安人的，无论研究什么，都与人类学有关，这样便形成了“兼容并蓄”的人类学传统。相对来说，英国人类学范围比较狭隘，但这样也有它的好处，对我们中国的学科建设也是有参考价值的。我们中国与欧洲比较接近，文明史悠久，研究文物、语言等，都有传统。人类学怎样办出自己的特色？我看欧洲经验还是可以参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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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3223 问：就是说中国与欧洲更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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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3225 答：当下中国人类学机构大多是沿着社会文化人类学的脉络来发展的。这个脉络，也是美国人类学的主流。美国人类学教学和研究是有所区分的，它的教学要求学生把握四大分科（体质、语言、社会、考古）。学生的研究，可以是多元的，可以做社会人类学方面的研究，训练与英国相近。欧洲的人类学训练注重社会人类学，要求学生在学习社会文化理论的基础上，去从事民族志工作，专业方向分亲属制度研究、政治制度研究、经济制度研究及宗教制度研究四个领域，也可以延伸到一些应用领域，如医疗、环境、都市等。美国人类学家认为英国人类学家将文化分为几个部分来研究是错误的，因为文化是个整体。但是，英国人类学家主张这种专业化的经验主义训练方式。并且，传统上，英国人类学更注重海外研究，因为英国国家小，原来曾是帝国，对了解世界的欲望很强烈，故其主张的人类学就是“国际学”。美国人类学在“二战”之后，也有类似发展。英国人类学的“国际学色彩”，与我们中国的人类学形成了反差，我们的人类学还是中国学。这点我觉得有些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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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3227 问：你讲的这个对我们很有启发。对于英国和美国两大不同的人类学传统，我们的同学们将来选择的时候也是会有所考虑的。现在好像美国的人类学更强势，发言权比较多一点，特别是美国的四大块。但是中国人类学比较像英国人类学。你说英国人类学是“国际学”，中国人类学是中国学，中国人类学到国外做田野调查的很少。对于这一点，现在我们也意识到了。我们的学生中外语比较好的，比如我们学泰语的学生，现在已被派到泰国去做田野调查。据说广州那边的人类学系将来要把东南亚这一块涵盖进去，它也需要准备人才，语言方面的人才很重要。我觉得你这个讲得非常有意思。这里还有一个问题你能不能和大家谈谈，那就是，你在英国所受的博士训练和你在中国所受的硕士训练，你觉得哪些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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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3229 答：我读硕士研究生时，中国人类学学科还在重建；80年代提倡人类学的导师们，基本上是所谓的“南派人类学”的传人。“北派”则涉及不多，主要在社会学中谈，在人类学中谈得不多。当时的学科建设运动对我的熏陶和影响是很深的，但我们读的书相当有限。在少数读过的人类学书籍中，我崇拜的有台湾李亦园先生所写的一些论著，及他主编的诸如《文化人类学选读》（台湾食货出版社1981年版）这样的教学参考资料，这些都是我们特别爱看的东西。我们后来和乔健先生有接触，但对他的著述，当时了解得少些。除此之外，我们也读到一些英文的人类学论著，特别是教材。我当时对心理人类学有兴趣，读了米德、本尼迪克特、卡丁纳的书，还发表过有关这方面的札记，尽管很初步，很粗糙，但是一种努力。硕士期间，我的专业方向属于中国民族史，这个方向，厦大有硕士点；人类学硕士，则要去中山大学答辩，我考的是“中国民族史”。老师推崇人类学，所以鼓励我们多读人类学书。在学的那两年，我们主要上的课还是民族史，这些课有的本科时就上过了。我曾对古越族的历史有兴趣，学得很认真，但后来全都忘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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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3231 1987年10月，我到伦敦大学报到，跟老师接触后，发觉自己所学的已不被承认为人类学。英国的民族中心主义比较严重，它有自己的一套，总以为别人的东西不妥。我在厦大课堂上读得最仔细的就是摩尔根的书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些书，也算是西学之作，曾对英美人类学有很大影响。但到了我去读博士的时候，它们已经被作为历史淡忘了。我课堂发言时，不小心提到它们，老师和同学都会露出讥笑的表情，老师会说：这些都已经过时，你不要再看了，也不要再谈了。不过，第一年学习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写了一篇对西方民族主义研究的评论，作为作业，文章用到了马克思和列宁的观点。老师读后，叫我去办公室，对我说我这篇文章有独创，给了A，而且建议修改后发表。也许我的作业已表明，本来这些东西之间就是有历史关联的，特别是关于国族的问题，马克思曾经用阶级理论对之加以批判，而列宁对民族主义的新鲜论述，可以说是一种“后殖民主义”。但是，时过境迁，人类学家在谈这些问题时，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不去谈对我们来说相对熟悉的理论。不过，从我那篇作业得到好评这件事来看，英国老师还是很开明的，只要你把自己的观点论证清楚，他们就会接受。我在英国7年多时间，此前在中国所学的东西在那7年里是被压抑的。因为我想，要在英国拿学位，就要使自己的论文符合英国人类学的规矩，要是还照原来那套东西去做的话，学位就不保了。我对这个实际问题是有清醒认识的，但是，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写作经历还是很波折。做完田野调查之后，我回到英国写出论文第一稿，交给老师David Parkin。没过几天，他召见我，要我重写。然后，他拿出自己的一本书来，解释说，人类学的文本必须是个案研究，不要什么都涉及，意思就是说要“以偏概全”。我的民族志调查工作是在泉州做的，受到当地丰富的历史文献的影响，不可能没有历史感。但是，我自己写得很笨拙，没有把方志学和民族志之间的关系梳理出来，就随便写论文，挨骂也是应该的。我后来采纳了这个意见，重新写了论文，并经过了几次修改才答辩。这个经历，对我是有影响的。刚回国时，我就感到中国人类学要往前走，要国际化，要接轨，要切切实实用经验主义的田野工作方法来补课。所以，我当时写了不少介绍性的东西，都是讲座前的笔录，主要针对的便是民族志方法。但是，人是一种复杂的、思维漂移的动物，会变化。我就是这样。经过一两年的教学，我在国内继续接触西方论著，认识了更多的西方学者，特别是在参与人类学的五届高级研讨班过程中，请来了不少外国人类学家。在中国与海外接触多了，写海外的理论也多了，我突然意识到这有问题：我们的人类学到底哪里去了？我曾在《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中谈到这个问题，但是当时的感觉没那么强烈。这个问题实际可以换个个人化的说法：我原来在国内的所学怎么办？这些年，我觉得英国人类学和中国人类学各有特长，而中国人类学的地区差异也很大，不同地区也各有特长。众多的人类学种类怎样互相配合，怎样相互启发，这是我今天关注的问题。几年前则不同，那时，我更关注学科的规范化建设。我最早投稿到《中国社会科学》的一篇文章，注解奇多无比，当时编辑还不习惯看到这种西式的注释方式，硬要我将其中的大部分删除，剩下零星几条。90年代中后期，《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中国书评》倡导中国社会科学规范化的讨论，我也积极参加，在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同时，主张中国人类学必须有一定的“语言规范”。这种主张这些年来看多了，大多数学者都已接受，杂志也改头换面了，到处可以看到“匿名评审”这四个字。我这个人有点“反时髦”。在规范谈得太多的今天，我的另一种感受就扩张了。我是越走越觉得中国传统的人文学有其自身的特点，社会科学的规范大抵是英美派的，我走欧陆也多了点，读的书也多了点，发现欧陆传统也有自身特点，跟中国的人文学传统比较相近。这个问题牵涉学术的帝国主义和学术的地方主义之间的矛盾。学术上也有本土主义啊，这种观点认为我们的学术可以跟外国的学术完全不同。学术上也有帝国主义啊，认为“你”如果跟“我”不同，“我”就要把“你”灭了。怎么处理二者之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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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3233 问：我很赞成你刚才讲的观点。你曾是我的班主任，我到北大参加人类学高级研讨班，是二年级才去的，一年级最后两天我才去。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五年级，你当了我四年的班主任。我当时对你所讲的东西感到高深莫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对英国的传统、英国的那些概念和规范接触得很少，而你呢，从英国学了7年回来，你当然有大量的资料和东西在你的脑袋里。你的文章也好，发言也好，对我们（当时不仅是我一个人而是相当一部分人）来说很陌生，我们一个很直接的感受就是“不懂”。当时你的文章我们也读不懂，你的文章一出来就是三万字、四万字。你一定还记得，你给我一篇稿子，叫做《超越文化局限，建构中国社会科学》，那篇稿子就将近4万字。我是反复读了多遍以后，才读懂了前面的序言（约5000字）。所以我后来在杂志上也是发了那5000字，后面的文字我没有发，这正好说明中国的人类学学术传统和英国的传统有很大的差距。我觉得这几年来，你有一个很大的发展。你的东西一出来，只要我们能买到的，能够看到的，包括你在《读书》杂志上发的、《文汇报》上发的、《光明日报》上的，还有其他的，同学们和我自己都是很关注的。我觉得你现在所写的东西，所表达出来的东西，非常重大的一个转折、一个变化，就是我们读得懂你了，不仅读得懂，而且觉得很有味道。以你写的《人类学是什么》为例，此书的前面一部分，我觉得你把人类学发展史上发生的进化论、功能派讲得非常生动，令人很容易理解，而且对我们今天来认识这两个学派对人类学的地位和作用可以更深入一些。这个转折说明你对两个学术传统，把东、西方人类学的学术体系融合在其中了。我以为你可能起到了这种融合作用，我不知道你自己怎么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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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3235 答：这个我不敢当。你刚才批评的我也该自我批评。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变化是正常的。你在某一个阶段，会觉得你没办法脱离某种文风，本来应该说得更清楚一点的，或者说文字应该更汉语化点，结果写得不三不四的。对这点我觉得我应该反省。后来，我之所以写了那么些小文章，也是有一个过程的。我可以说硬着头皮碰到一些东西之后，才对它们有体会，现在又将这些体会表达出来，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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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3237 问：你在英国7年多，回国后又工作了11年。我从个人的观察来看，你对人类学大体上有一个消化的过程，而且正在不断地产出，对人类学的中国研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这些“反吐”出来的东西，应该就是建构我们中国人类学非常重要的材料。能像你这样做的人，我相信今后一定会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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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3239 答：这又不敢当了，但是我自己要是没有这种理想，就不可能这么写东西。若说我有什么变化，那么，这个变化的原因一方面是个人的，我刚才提到了这点，另一方面是“外在的”，大家知道有不少批评我的学者，他们促使我更清醒地认识自己、认识这个学科该怎么做。此外，包括我对别人的批评，对我自己也可能是一种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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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3241 问：我觉得批评的声音是很正常的，人类学本来就是一种批判性的学科，难道我们可以批评政府而不能批评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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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3243 答：是啊，所以说学术是在互动中前行的。不过，这样说也太严肃了。其实，我这些年能多写小文章，也许是由于不再需要评职称了，我过去想评教授，要多发表所谓“核心期刊”的论文，现在成教授了，没有必要去凑热闹。这样一来，我便有了机会来“任性”地书写，而且有机会通过个人的记忆，去想以前的事，突然觉得“我自由了”，不像原来竭尽全力地去写一些东西，而可以更为个人化地去想象，想象中国人类学应该是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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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3245 问：那你想象中的中国人类学应该是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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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3247 答：我们想象中的人类学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各家有各家的说法。对我来说，蔡元培的想象，吴文藻的想象，都是我的想象。我读了他们的东西，觉得深受启发。中国人类学后来发生的变化，让我觉得不太满意。20世纪初期中国人类学的想象，第一是认为我们古代有这个传统；第二是认为古代的这个传统可以跟现代西方的传统结合起来；第三是认为中国的人类学传统不是局限于自身研究的，虽然我们暂时要研究自己。但是，包括费孝通先生晚年的一些作品在内，都还是说我们要的是一个放眼世界的学问。这三点在老一代的学者当中，不只是吴文藻、蔡元培，还包括林惠祥、李安宅，都是相同的。而且从这三点出发，中国人类学产生了一些具体实践家，他们也是这么去实践的。比如说李安宅，他也会去海外调查；李亦园先生的人类学生涯中主要的一章，也是东南亚社会的人类学研究，他最近也说，中国人类学要先从研究“异文化”开始。此外，乔健先生也是一样。费老早期写的《美国与美国人》，也属于有想象力的作品。但我觉得不满的是，随着历史的变化，20世纪中国人类学逐渐把人类学内部化、国家化，将它变成只是关注国家建设的学问，而不是一种具有世界关怀的学问。最近我把这方面的想法梳理了出来，并受到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研究生会的邀请，做了一次讲座，题目是“寻找中国人类学的世界观”。在讲座里我提到，我认为中国人类学有三个圈子要研究。第一圈就是核心圈，过去叫作乡村研究和城乡关系；第二圈，即少数民族研究，这片广大的土地在历史上是自治的，或者是由土司“间接统治”的，跟中央朝廷形成朝贡关系；第三圈与核心圈的关系相对较为疏远，有的跟中央朝廷有朝贡关系，有的没有形成这种关系，但是对这个圈，史书上有丰富记载，如外国的风物、民俗、人情。我对第三圈给予了特别的强调，因为无论是城乡研究，还是民族研究，传统我们都继承下来了，前面一种变成乡土中国人类学，核心圈就是这个，第二圈就是民族学。古代中国曾经相当辉煌的海外博物志，到了近代以后就式微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从天下主义转型成国族主义，使自己的知识内部化了。我以为，第三圈对未来中国人类学视野的拓展至为关键。诚然，我们不只是要从事海外研究，而是要在一个天下主义的观念指引下去思考人类学未来的走势。我们要先有这个想法，才能做好海外民族志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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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3249 问：你刚才所说的你想象中的人类学，我觉得还是在说历史上的事，那么现在应该是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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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3251 答：现在的中国人类学应该也有自身的特点，而这个特点事实上也是与国际接轨的。国外的人类学也是这么想象的，它想象一个世界，然后再想象人类学者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有点像费孝通先生说的“文化自觉”。我们中国学者也不是没有去想象我们在世界当中的地位，不过我们的特点是，一想到这个，我们就想到过去受到外国欺负的历史，所以知识分子觉得自己的使命是通过认识自己来拯救自己。我国的人类学就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下，变成了“中国化的”人类学。但是，到了21世纪，情况已有所不同了。我觉得中国人类学应该对中国世界观进行重新思考，先要有一个比较远大的历史观念，而不应局限于经验主义的村庄研究。研究村子，很重要，作为训练学生的方式，是可行而且值得提倡的。但是，你若是把所有眼光局限于这个村子，把它说成人类学的一切，我觉得不是一条有前景的路子。我最近的《走在乡土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开篇就在说村庄研究就等于人类学。总之，我的意思是说，人类学要有历史想象力，在这个基础上，学科还要做许多方面的工作。其中一项，依旧是把人类学的一些观念原原本本地梳理出来。而这项工作，过去半个多世纪我们做得不好。到底中外人类学的观念应该怎样梳理？我们学科史方面的工作不是做多了而是做少了。十年前我开始在北大开设人类学课程，主要讲人类学的基础理论。1998年以来，我特别重视人类学的学科史和海外民族志研究，提议在北大开设这两门课，到现在还没开出来。学科史我前面已谈到了，海外民族志这门课的意图，是让学生多读些有关海外的文化研究之作，为他们今后到中国以外的地区去从事人类学研究做积累。1998年以后，我还多次参加法国跨文化研究院的会议和研究，认为中国人类学有必要研究中国以外的地区，包括欧美，也将这个观点提出来讨论，得到了一些同行的支持。最近我把有关中国世界观的观点发表在《年度学术2004》（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上，写了一篇题为《天下作为世界图式》的文章，讨论我们的天下观念。你们可能会认为，我这样说有点不切实际。现在中国人类学鼓励扎扎实实的田野工作还来不及呢，还有什么精力来谈世界观？也有朋友善意地批评说，我所谓“世界观”的论述跟1997年出版的《社区的历程》（天津人民出版社）相比，文风大变，而且是变坏了，很抽象，宏大叙事太多，想把中国人类学做成世界史。我同意这种批评，但又觉得只有把中国人类学做成中国眼光中的世界史，中国人类学才有一席之地。我觉得这也是符合国际的人类学想象的。我们知道，人类学曾经就是人类史，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后殖民主义在批评西方世界体系时，人类学也起了关键作用。刚去世不久的埃立克·沃尔夫（Eric Wolf）这个人，写了《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们》（加州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这本书就是一个人类学的世界史。我们为什么要欺骗自己说人类学就是那些小不零丁的人家不要的东西？我们人类学为什么不可以有自己的世界观？我们人类学为什么要局限于那些笨拙的模仿？为什么要忘记中国古史上宏大的叙事？为什么要忘记人类学本身就是一种世界叙事？我们这个学科到底能对其他社会科学有什么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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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3253 问：你讲的知识体系定位问题，对我们有新的启发。那么，人类学的宏大叙事能够在其他社会科学中起什么作用？为什么这么多学科要在人类学里找理论和方法？为什么它们一旦来找的话，都能有所发展？像徐新建、杨念群他们搞的文学人类学、历史人类学最近都出来了。现在也有分子人类学，是复旦大学搞的，他们致力于用分子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人的起源和变化。这个问题说明，从地位上说人类学实际上是基础学科，也说明人类学引起的跨学科互动越来越发达，越来越频繁。这种说法不知道你接受与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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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3255 答：你提到的几个观点，是对我刚才的修正和补充。一句话不能说清楚所有问题。人类学迄今已经发挥了不少作用，在学科的合作方面，对其他学科的启发也越来越多。我刚才说得有点暗淡，也许是错误的。实际上，我以为今后人类学对其他学科的启发应该更大、更深，目前的启发是一种浅层次的。比如说，有不少其他学科的人邀请我去讲怎么研究村庄，他们以为人类学就是研究村庄的。我讲的村庄研究，当然对别人是会有帮助的，但如果说这对别人有什么启发，我觉得如果是浅层次的启发，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它应该有一些更深的，比如说认识论上的启发。人类学对中国社会科学的总体启发应该是更广的。我上课时一直在讲人类学到底有什么独到之处。我的答案是，以往中国社会科学在进行调查研究时，采用的是一种客位的研究方法，而且这种方法往往跟政治任务结合在一起，使社会调查变成一种社会支配力。人类学提倡的恰恰跟这个不同，我们主张的是主位观点，这对解放中国社会科学的思想，将有重大作用。人类学主张走向田野，用主位的观察方法、整体的方法，反对把老百姓的生活切割开来的“分析”，用比较的而不是自我限制的眼光，等等。这些都是人类学的看家本领，本来也应该对中国社会科学有启发的。然而，人类学在向别的学科宣讲这些观点时，使人产生了一种误解，让人以为人类学等于村庄研究，不管汉人还是少数民族，你去了村子就叫人类学家了；要是你是做大规模社会调查的，你就不叫人类学家了，这实际上是误会。我觉得我们对这个问题还是应该有更多的对话。而你刚才说的那个牵手关系是应该有的，十几年来我也交了许多朋友，行内的朋友有一些，行外的朋友更多，包括政治学、哲学、历史学的都有。至于你形容的“牵手关系”，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先让别的学科了解人类学的主要宗旨，让别人承认我们的作为是有意义的，别人说你存在，才可能谈联合。人类学不能自闭和自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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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3257 问：你站在客位角度，认为人类学应该走向别的学科；我站在主位的角度，认为人类学是中间的，是一种“牵手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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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3259 答：我也同意你说的。以前学生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提到一个现象，即其他学科，包括你刚才提到的历史学、比较文学，还有法学，它们所做的人类学研究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比我自己或者其他很多人类学同行做得都要精彩，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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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3261 问：他们有其他学科的背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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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3263 答：是啊，不过，更重要的是，他们对人类学的钻研简直是比我们行内的都要勤奋，我们行内满足于现状。你看朱苏力对法律的研究，就是一种典型的法律人类学。他研究“送法下乡”，关注乡下人自己的习惯、人情与这种下乡的法律的差异与关系，关注现代和传统之间的紧张关系，实际就是关注法律人类学。苏力也看我们的东西，特别是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他觉得《乡土中国》中有一段话是他们做法学的基础。哪一段呢？那段话叫“无讼”，很精彩，短短的一段话，说明了法律人类学研究的宗旨。乐黛云老师做比较文学研究，她不仅研究中国，还用中国眼光来看各国文化，指出中国文化为世界提供了“和而不同”的观念。这对于世界文化关系的处理，是一个贡献。她跟汤一介老师都是我的老师辈，对我的启发很大，对我也很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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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3265 问：也就是说，中国人类学发展的空间还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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