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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实际上这是复旦大学的一个传统，真的是不能丢掉的。你在美国待了这么久了，它的人类学的学术地位和公众的知晓度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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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在美国，人类学的地位是相当高的，很多大学里人类学是必修课或者必选课，几乎每个大学里都有人类学系。我们这边人类学教学也好，科研也好，都变成了一个很稀奇的东西。我觉得这跟中国的国际大国地位是不相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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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对，你这句话讲得很好，真的，现在人类学在中国还是很边缘、很弱小。设人类学系的大学没几个，人类学研究所也没有几个，但是人类学又是这么重要，现在讲究“以人为本”，但很多人都不知道“本”是什么，人为什么是这样的，很多重大工程根本不考虑自然环境。在我们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把人类学放在这样一种地位上，对其的认识处于这样一种无知的状态，是很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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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因为人类学本身不仅仅是一门学问，每一个公民都应该有一定的人类学的知识，每一个大学生都应该去读人类学。哪怕是读一些皮毛的东西，至少他会知道有这么一些问题存在，他将来可以去思考，作为一个公民，不一定作为一个学者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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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实际上我们的一些学者就是教人怎么做，怎么和这个社会上的人沟通，怎么善待自然、处理与自然的关系，或者教人发现自己有什么心理问题，怎样培养健康的心理。我们现在好像去做心理咨询就是有什么毛病，但是在国外心理咨询是很普遍的。人类学的状态你看得很清楚。我就想你们的现代人类学中心做到这样高的水平，有没有考虑把复旦大学的人类学推得更高，搞得更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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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一直有这个想法，但是难度很大。最大的难度在于人类学在中国被边缘化了，它不属于主流学科，所以国家或者学校方面的投入相当有限。你一旦要扩大去做，马上牵扯到的就是一个经费问题。这是一个相当现实的问题，从学校方面来说，你做学问做得很好啊，文章也发得很好啊，往我们脸上贴金，但是搞不来经费。这样的话，我想就需要一段时间，也需要人类学家呼吁不断提升人类学教学及人类学研究在学术上、社会上的地位。学科地位非常重要，如果教育部说每个大学必须设人类学系，大学生人类学考试不及格就不能够毕业，各个大学排名时人类学权重占到百分之几，那个时候你就会看到不仅综合性大学搞人类学，连兽医大学都会开人类学课。政策、宏观调控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现在是一个经济大国、政治大国，正在向经济强国、政治强国方向去努力。现在都在提世界一流，实际上我们过于强调一些实用性的世界一流，并不能真正提升我们在国际上的地位。它是一个综合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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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这个问题你讲得非常切中要害了，正好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人类学的重要。我们中国现在成为一个政治强国，我们也试着发展成经济强国，你在美国这么多年你知道，美国人买的纺织品都是中国产的，我到加拿大去想去买件纪念品，结果什么都买不到，因为不可能买到不是中国造的东西。但是要真正成为强国呢，就是金教授你讲的文化方面的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而文化的差别就是人类学的强弱，因为人类学当中很重要的一块是文化。我们现在恰恰是对文化很不重视。我觉得我最有感触的就是，抗日战争打响第一枪的沈阳的北大营竟然被他们在晚上悄悄地拆掉了。一个教授面对它在哭泣，我们这里还对日本人作种种的批判、批评，另一边领导就悄悄地把它拆掉了，领导说：“我们不知道啊，拆掉了你还能怎么办？”这就是没有文化，我们现在的城市都变成一个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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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刘祖洞刘先生逝世前也提到复旦大学的人类学后来没继续下去太可惜了。谈先生也一直有这样的想法，想把人类学做起来。而我自己呢，不是做人类学，而是用遗传学的方法来研究人类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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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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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主要是搞学科交叉。我们有很多机遇。十多年前，中国人类基因组计划启动，因为人类基因组计划的研究需要的投入相当大。中国没有那么多经费，但是又想参与，所以当时提出要做中华民族自己的人类基因组学。那什么叫中华民族自己的人类基因组学呢？因为不同的人种的基因组的基本结构是一样的，强调中华民族自己的人类基因组学，就是强调中华民族与其他人群之间的差异，这就是基因组多样性的研究，所以，中国的人类基因组计划是由人类基因组多样性计划开始的。而在国外的话，人类基因组计划与人类基因组多样性计划几乎是在同一时间提出来的。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尤其是非学术的原因，人类基因组多样性计划没有启动，而在中国呢，很早就启动了。该计划启动起来之后，国内没有人去做系统的群体遗传学。中国群体遗传学的学者主要是赵桐茂先生和杜若甫先生。杜先生为中国的人类群体遗传学做了大量的贡献，但他那时退休了，而赵先生在美国已离开了这一领域。这个时候我就被阴差阳错地拖了进去。我遇到了陈竺院士和吴旻院士，他们对我很信任，我就开始做。我就在复旦大学建了这个实验室，走向了东亚人群的研究。这也就产生了最早的国内学者发表在1998年《美国科学院院刊》上的文章[6]，这是最早用DNA的证据系统地研究中国人群之间的差异。当时那篇文章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后来这方面的研究又跟人类学有相当大的关系，所以在他们几位老先生的鼓励下，尤其是复旦大学人类学专业毕业的那些老校友的鼓励下，像韩康信先生、徐永庆先生，对我们工作十分支持。他们真的可以说是不遗余力，根本不考虑什么个人报酬。只要对我们这边工作有利的，他们就坚决支持，还把他们的学生往我这边送。在这种情况下，2002年，现代人类学中心就成立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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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想法是用遗传学标记或者说是分子标记去研究人类学，与其说是研究人类学，还不如说是研究人群的遗传结构。今天李辉的论文就很强调遗传结构。我们的想法是，把遗传结构搞清楚了，人类学中相关问题的答案也就在其中了。所以，我们的目标是把一个群体的自然结构搞清楚。因为自然结构是可以观察的，有了对自然结构的观察，回过头来你就可以去推测这个结构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再就是它还牵涉到人群的源和流，相关的民族学也好，人类学也好，语言学问题也好，历史相关问题也好，就能够由此找到一定的答案。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遗传学在人类学和其他相关社会科学中的应用，首先是有的，但是作用非常非常有限，对此我们心里清楚。任何一个学科，比如遗传学，是个工具，仅仅是个工具，而任何一种工具的作用都是有限的。拿一把锤子可以钉钉子，但是你拿任何一把锤子，比如羊角锤，就不能用来刮胡子。人类学里面，有些是刮胡子的问题，有些是敲钉子的问题。遗传学只能解决敲钉子的问题，不能解决刮胡子的问题。作为一个工具，它有很强的局限性。不管是中国的也好，国外的也好，一些学者总是有这么一个心理，就是一旦一个工具产生之后，总是希望它去解决所有问题，但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的定位相当清楚，我们只去解决遗传学可以解决的问题。所以，我们的老师、学生一起讨论的时候，一旦一个问题出现的时候，可以很直观地想一下它的信息来源是什么，结构是什么，它的信息量有多少，大概可以告诉你什么。超出这个范围的，想都不用去想。因为这个信息不存在、结构不存在、量不存在的话，你想回答的问题没法回答。今天李辉答辩的时候说得相当好，就是说几百年之内发生的事件，除非你运气很好，这些群体可能做了一些事情，让遗传学可以作为一种工具去用，基本上在这个时间段内的很多人群进化的问题，用遗传学的方法无法解决。所以我们对分子人类学研究的定位是做大框架，做史前史，这是我们的目标。遗传学在研究史前史中分辨率可能是最好的。而这一块，正好是人文科学很难研究的部分，遗传学可以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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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最缺最缺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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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这样的话遗传学就可以填进去了，你让遗传学做再早一点的东西，如十万年以前的东西，如果做群体的话，没法做。原因是十万年以前的群体，遗传学的信息量是有有效群体大小的，而给定有效群体大小往上追溯，超过十万年，基本上没什么信息了。就是说你可以抓回来的信息很少了。几千年之内的事情，有文献记载的话，只要它准确的话，肯定比遗传学的东西更好、更详尽。所以这也不是遗传学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遗传做什么呢？就是史前史这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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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可以发挥它的专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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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它最大的专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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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的学生侯井榕是在做广西三江县六甲人，后来李辉跟他合作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写六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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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那篇文章写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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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那个小姑娘后来去了香港中文大学读博士。从这件事情之后，我就开始关注这件事情，我说复旦大学花这么大的代价（当时我们认为是很大的代价），百万年薪请你回来，请长江学者也才花十万。百万年薪绝对是这个学科的一个天文数字。因为这个学科不仅涉及人类学的知识，也涉及生命科学的领域，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关注这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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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打断一下啊，实际上百万年薪这件事情有它的背景，但是跟我们做的学科没有什么关系。我真正的背景是做群体遗传学的，群体遗传学做的更多的东西是研究疾病的分子机制，或者说是它的遗传学机制，这是我的专业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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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所以医学研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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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疾病遗传学和医学遗传学，人类学这一块呢，就是说后来和历史有关的这一部分，是我到了Stanford之后，在Cavalli-Sforza实验室，我到那边去之后不想继续做我原来的本行，不想做理论群体遗传学，因为我前面八年基本上是在做群体遗传学数学模型。阴差阳错，因为各种各样的机会，我没能继续做理论群体遗传学。当时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是不公平的。但是现在回过头来想，当时给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进了实验室。在那个时候呢，实验室正好在做这个东西，所以说尽管人文的东西我读中学的时候很喜欢，但是从来没有像李辉这样长期地去追踪、去花时间。说老实话，我是什么时候开始花时间恶补的呢？就是我到了Stanford之后，所以我的这些积累是1994年下半年才开始的，那个时候我对这个东西有兴趣，当时正好Cavalli-Sforza出了一本书，名字叫The Geography and History of Human Ge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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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人类基因的地域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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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这本书里有一章是讲东亚的，我一看基本上不对，感觉很不好。所以从那个时候起我就买书、看书，整天看书，后来我疯狂到什么程度呢？疯狂到基本上对那些跟历史、地理有关的书我一天看一本，基本上其他什么事都不干了，整天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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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所以我觉得你在美国的时候是阴差阳错，或者说是因祸得福进入了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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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一不小心进入了这个领域以后，思考了整个学科的发展。当时我自己认定Y染色体是一个好的工具，那个时候Y染色体作为群体的研究实际上是在我们手上真正开始的，就是那个时候在Stanford的实验室做的。我当时认定这个方向，就开始拼命做，结果呢，确实我们也是很幸运的，在技术上有了一个重大的突破，使得Y染色体在我们手上发展成了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所以我在建复旦大学实验室的时候，当时复旦大学实验室的定位就是Y染色体。实际上，世界上拿Y染色体系统地做人群的研究我们是第一家，我们的文章抢在了Stanford前面。因为最重要的一篇文章是Nature Genetics（自然遗传）对Y染色体位点的系统的描述。但是在这个系统的描述出来之前，我把跟东亚人有关的东西全部先发表了出来，马上把东亚人群一下子先做掉了，那就是1999年在《美国人类遗传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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