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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们实验室从1997年5月份建立，一直到那篇文章在Science上发表，日子过得相当艰苦。我当时回来建实验室，学校给了我5万元启动费。学校是不给我工资的，我的津贴从实验室里开。不管我在不在这儿，都要交房租。所以前面一段时间我们过得相当艰苦。我记得很清楚，第一个冰箱和第一个空调，是我跟几个民工一起抬来的。当时整个实验室就是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其他什么都没有。所以上次凤凰电视台采访我的时候，让我谈对“海归”的看法，说我是“海归”嘛。我说：我既是“海归”，又是“土鳖”。为什么呢？因为“海归”的好处我都没有享受过，“土鳖”的待遇我都经历过了。艰苦创业。第一笔钱是上海市科委给的。那是1997年的事情。1998年我记得很清楚的一件事情是，我的一个学生发E-mail给我，他说：金老师你回来吧，我们工资发不出来。我回来，回来以后怎么办？我没有钱，我到哪里去找钱？谈先生从他自己的口袋里拿出了15万。这个钱一分没动，后来还给谈先生了，但是这让我很感动。我们一直很艰苦，李辉知道，那个时候实验室整个是破破烂烂的。我也很感谢李辉，那个时候尽管实验室破破烂烂，他还是愿意到我的实验室来做，那个时候他才是大学二年级的学生。到了2001年，那篇文章在Science上发表了。那个时候，我自己心里明白，我们这方面的研究要提高水平，必须要解决基本问题，就是大量的样品、大量的数据，所以我们实验室在2001年、2002年甚至2003年，基本上没有出什么像样的成果。那个时候我自己也想明白了，就是咬紧牙关搞基础，做科学的话一定要认认真真，十年磨一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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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实验室，就是1997年建立时上了一个台阶；2001年在《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上了第二个台阶；现在又迈出了一大步，这一大步是靠积累，大量的积累。学校给你的压力也好，别人说你什么也好，你根本就不用去睬他，认认真真搞科研才好。一个学科，一个课题都是靠积累才能搞起来的，拍脑袋的东西有时候也有，但还是很少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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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在《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不是靠拍脑袋写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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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对，您说得对，所以我们现在根本来不及写文章。以后怎么办？我们的想法还是这样，我们把自己定位在什么地方呢？定位在为这个领域、为这个学科积累数据。因为从现在来看的话，这些事情我们不做，谁做？我们的想法就是让这些数据大量产生，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往前走。然后把这些数据给这个学科，让大家都能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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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相当于说这是名副其实的现代科学研究，中心就是数据，大量的数据可以向社会公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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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而且我们的定位很清楚。传统人类学的东西，我们会去做。我们实际上也在做体质人类学，但尚处于学习的阶段，这不是我们的长项。那我们希望能够做什么呢？我们希望能够把传统的体质人类学、现代的分子人类学和现代的遗传学很好地结合。做什么事情呢？比如说，发旋、指纹、肤纹、眉毛的形状等。我们希望通过遗传学的手段，把基因给找出来，就是说，找出体质人类学的变异究竟是哪些因素造成的。到这个高度上，我们觉得体质人类学和分子人类学就真正统一起来了，变成了一种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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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这是很好的一个学科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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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对，我想这就是我们的初衷，就是用遗传学的办法去解决人类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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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长期以来，不管是体质人类学也好，还是人类生物学也好，都处于一种停滞的状态。因为它没有找到新的工具，更没有新的理念。现在分子人类学出现以后，产生了一种新的理论，同时有了新的工具。原来只能提到皮肤的颜色、头发的形状和人的额头怎么样，它只能从这个方面来描述。而你们的分子人类学创立以后，就渗入人的DNA——基因里面去了，这就决定了遗传更深层的含义。我为什么对这个问题这么感兴趣呢？因为20多年前我写《汉民族的发展史》的时候，我批判过“中国人西来说”。后来当我评教授的时候，别人就问：徐老师，你现在对你的著作当中的这一部分还有什么看法？我说：我现在觉得很肤浅，变成一个笑话了。因为当时已经有了这种说法了，有一派就是这样说了。你现在没有证据说明他是错的，因为他有考古的证据，而我们讲中国人，就是中国子孙也有好几种，就像北京人、山顶洞人这些，我当时不知道谁对谁不对，但起码说明我在不断思考。但是怎样证明我这个错了呢？证明非洲说是对的呢？或者多元说是对的？就是我们有一元论、二元论，还有多元论。今天你的话就很清楚地说明了多元论是不对的。这是古人类学的一个前沿，对中国民族的源流问题是很重要的。我还写过一本《中国民族史新编》，做过一些关于源流的分析。但是现在根据你的说法，应该重新思考中国人的源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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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觉得学问有两种做法，这两种都通、都对。一种是批判式的，就是对提出的各种假说和学说用一种批判的眼光仔细地去审视，然后跟现有的知识进行比对，看这个东西对或不对。还有一种做法就是我们实验室的做法，至少我自己在很努力地推行这种做法。我们不单纯地批评，我们提出假设，然后去检验这个假设对或不对。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叫举证责任。对重批评的学者来说，他们是把举证责任推给对方，而我们的做法呢，是把举证责任揽给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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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庭上，关于举证责任，对原告和被告纠纷的内容有个判决，就是举证责任由谁负；而对我们来说，对于自然科学，不论怎样，举证责任都是我们自己负。因为有了举证责任的话，至少我们可以产生大量的数据，这些数据可以让各个不同的、各种方面的学者去研究、去批评、去构建他们的新理论，我们的责任就是提供资料。提供资料的时候有两种做法，一种做法是盲目地去产生大量的数据，但是这么去做对不对呢？也对，但它有个前提，是什么呢？你得有很多经费，很多资源，很大的能力把这些资料产生出来。而我们呢，往往是倒过来做，就是说问题在什么地方，关键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它需要什么样的资料，我们先去做这部分资料。就是说先回答那些重要的问题。因为一旦重要的问题我们有一定的了解后，就可以提出更深刻的问题，我们的认识就会更进一步。根据这些更深刻的问题，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还需要怎么做，就这样一步一步往前走。这是我们实验室的一种风格，一种做事情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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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回到复旦大学，搞这个实验室10年了，请回忆一下最近10年来最重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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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们无论在思想方法上、在数据的质和量上、在分析手段上，在国际上都是相当领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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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觉得它们的意义在哪里呢？国内人类学近20年在这些方面，从传统上、文化上讲都有了相当大的进步，有好多好多国外回来的专家，如景军、周大鸣，我觉得这一块的发展有国际化的趋势了。但比较而言，在文化人类学这一块，还是西方相当领先。但我现在看了你们的博士学位论文，听了金教授这番话，更增强了我的信心。从这个角度讲，我还想请教金老师：我们中国的人类学、分子人类学还有人类生物学为什么能够达到这个水平？你是经过怎样的努力走到最前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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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觉得一个课题组的科研能力，很大程度上与这个课题组的文化相关。而我们这个课题组的文化又跟我的工作方式有关。我前几年不得不两边跑，使我不得不依靠学生，可能学生的感觉跟我不一样。一个特点，他们第一年进实验室，我尽可能让他们跑田野采集。我自己感觉，一个年轻的孩子，只要去一两次野外，回来就不一样，这里面一个是吃苦，再一个，他们能看到这个社会基层的东西。他们以后再做实验的时候面对的不是一份一份的DNA，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而且在田野里，他们会产生一种感觉，对他研究的课题产生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在实验室里是产生不出来的。另一个特点是，对第一年的学生我基本上不管。不管到什么程度呢，刚才提到覃振东，覃振东长什么样？我开始不知道，就是说对刚刚进实验室的学生我就有意识地不睬他，我把注意力放在高年级的学生身上。我让一年级的学生独立去思考，不给他们具体课题，让他到处看，同时他在这个过程中学会怎样跟人打交道，怎样去跟师兄、师姐打交道。在课题上我采取一种学生为主、老师为辅的方法。真正的创造者在于年轻人。像我这个年纪的人，我自己很清楚，最好的时间快过去了，与学生相比，我比他们多的是经历和知识的积累，真正有创造性的东西都在学生身上，而且我们谈课题的时候，我基本上不采取或者尽量避免采取施压的方法，除非是国家任务，有时候我会施加一定的压力；在自由探索的课题上面，像李辉这样的课题，我不给他任何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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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感谢金教授接受了我的采访，并且谈得十分坦诚。我想这对我们大家来说都是一笔十分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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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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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由覃振东根据访谈录音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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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徐杰舜（1943～ ），男，浙江余姚人，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导师，广西民族大学教授。广西南宁，邮编：53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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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金力，男，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教育部特聘长江学者。上海，邮编：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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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Yuehai Ke，Bing Su，Xiufeng Song，Daru Lu，Lifeng Chen，Hongyu Li，Chunjian Qi，Sangkot Marzuki，Ranjan Deka，Peter Underhill，Chunjie Xiao，Mark Shriver，Jeff Lell，Douglas Wallace，R. Spencer Wells，Mark Seielstad，Peter Oefner，Dingliang Zhu，Jianzhong Jin，Wei Huang，Ranajit Chakraborty，Zhu Chen，and Li Jin，“African Origin of Modern Humans in East Asia：A Tale of 12，000 Y Chromosomes，” Science，2001，292（5519）：1151-1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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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Bo Wen，Hui Li，Daru Lu，Xiufeng Song，Feng Zhang，Yungang He，Feng Li，Yang Gao，Xianyun Mao，Liang Zhang，Ji Qian，Jingze Tan，Jianzhong Jin，Wei Huang，Ranjan Deka，Bing Su，Ranajit Chakraborty，and Li Jin，“Genetic Evidence Supports Demic Diffusion of Han Culture，” Nature，2004（431）：302-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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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hu J. Y.，Huang W.，Kuang S. Q.，Wang J. M.，Xu J. J.，Chu Z. T.，Yang Z. Q.，Lin K. Q.，Li P.，Wu M.，Geng Z. C.，Tan C. C.，Du R. F.，and Jin L.，“Genetic Relationship of Populations in China，”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1998，95（20）：11763-11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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