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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体会倒很难讲，因为我做人类学出自原初的科学探索的求知欲，还没有任何功利的想法，说到体会就是高兴，非常高兴，非常欣喜，每发现一个东西，每解决一个问题，每画出一条线，我就感到莫大的满足！包括我博士学位论文写出来，把澳泰的结构一点一点描绘清楚，就像是看自己的孩子出生一样，非常非常艰辛，但是非常快乐。我原来研究人类学觉得好玩，有兴趣。但做到现在这个地步，特别是我在哲学、社会学、遗传学方面都有探索，就觉得人类学太重要了，它是解决人类社会发展最基本、最重要的学科。人类学发展好了之后，其他学科才慢慢在人类学的基础之上构建起来。人类学是其他很多学科的基础。以后人类怎么发展进化，人类的出路在哪里，都要靠人类学来解决。所以我觉得我们做人类学研究的人的责任实在太重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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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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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由覃振东根据访谈录音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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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徐杰舜（1943～ ），男，浙江余姚人，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导师，广西民族大学教授。广西南宁，邮编：53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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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辉（1978～ ），男，上海人，美国耶鲁大学遗传学系助研、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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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寻真：人类学学者访谈录（2005～2015） 人类学与国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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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徐杰舜[2]答/王庆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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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的人类学研究离不开国学，国学研究的深入同样离不开人类学的视角。人类学工作者应考虑如何将这两门学问结合起来，以最大地发挥其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中的作用。人类学不能局限在只关注边缘和弱势群体上，也应该关注主流社会，加强其在主流社会中的应用性，这样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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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类学；国学；吴文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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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很早就想采访您，今天才能如愿。据说您是吴文藻先生的关门弟子，我想先了解一下您现在对老师还有什么印象和记忆？您从吴先生那里得到的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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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好的。我认识吴文藻先生是在1979年，也就是我研究生入学那年。在这之前我对他了解并不多，因为那时上海大多数人不仅对吴文藻先生不了解，就是对人类学、民族学了解得也极少。我了解人类学和民族学是从考研开始的。我原先在华东师大学过历史，对原始社会史比较感兴趣，但这个方向在北京和上海两个地方的高校当年的招生简章上都没有，只有与此相近的中央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大学的前身）民族学专业招生，于是，我就报考民族学。即便是那时，我对吴文藻先生以及他在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界的影响还都很不了解。直到入学以后，我才知道吴文藻先生在这三个专业领域都是资格最老且影响极大的前辈，我暗自庆幸自己运气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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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确实很有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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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谢谢。后来我又查了一本日本人编的《世界名人辞典》，在这本辞典里关于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只提到了三个人的名字：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这也证实了吴先生在这个领域的地位。当时这个研究方向的指导老师有三位，除吴文藻先生外，还有林耀华先生和金天明先生。我主要由吴文藻先生负责指导。当年考上这一方向的共有四个人，都是吴文藻先生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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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另外三位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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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陈长平（毕业后与我一直在同一单位）、张雪慧（现就职于中国社科院历史所）、霍建民（原在中国地图出版社，后出国了）。我们四个实际上还不算是“关门弟子”，因为在我们1982年毕业的同时，同样专业方向并且同是上面三位导师又招了一届学生，也是招了四个，他们是张海洋、纳日碧力戈、龙平平、关学君。他们这一届才是吴老师真正的关门弟子。不少人把我当作吴老师的关门弟子，一来是不了解上述的情况，二来是因为我的论文是吴先生指导的，毕业后又作为吴先生的助手留校工作，直到他1985年去世，与吴先生接触比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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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吴先生的学问是学界公认的，您作为他的弟子和助手，今天怎样看待吴先生在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的地位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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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对吴先生有较多的了解是从为他起草传记开始的。记得在1981年时有一本杂志叫《晋阳学刊》，他们找到吴先生，希望吴先生为他们的《社会科学家传略》栏目写个自传。吴先生答应了并把这事交给我。在撰写过程中，吴先生与我进行了多次谈话并给我提供了不少相关材料，我自己也去北图查阅了许多资料，在此基础上写成了1万多字的《吴文藻自传》。吴先生这个人向来比较严谨，当时他认为1万字大大超出了该刊原定6000字的要求，要我删掉4000字。我觉得太可惜，力主先寄过去，如果该刊认为一定要删，那就再删也不迟。吴先生勉强同意。稿子寄过去之后，《晋阳学刊》不但没有要求改，而且打电话给吴先生说非常满意。后来还有人就这篇自传专门写了高度赞扬的评论。通过给吴先生写自传，我对吴先生才有了比较全面和深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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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5年吴先生去世至今，已21年了，我们国家的人类学、民族学有了很大的发展。回想起来，我觉得吴先生这一生的贡献主要有这么几点：首先就是介绍和引进西方的学术思想，其中既有社会学的，如《现代法国社会学》（上篇载于《社会学刊》第3卷第2期，下篇载于《社会学刊》第4卷第2期）、《德国系统社会学派》（《社会学界》第8卷）、《冯维史的经验学派社会学》（《社会研究》第86期）等，也有民族学与人类学的，如《功能派社会人类学的由来与现状》（《社会研究》第111期、第112期）、《布朗教授的思想背景与其在学术上的贡献》（《社会学界》第9卷）、《英国功能学派人类学今昔》（《民族研究》l98l年第1期）、《战后西方民族学的变化》（《中国计会利学》l982年第2期）等。在我们刚入学的时候，由于时代的局限，有关国外的学术思想方面的文献很少，因此整个学术界对国外相关学科的学术状况很不了解，尤其对国外最新的学术动态不了解，吴先生的介绍可以说非常及时，而且基本是与国外同步的。这一点现在几乎没有什么人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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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这一点很重要，同步介绍学术前沿这是需要动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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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觉得目前我们对西方学说的了解不是太多，而是很不够，尤其是同步介绍太少。这可能与我们没有形成一批专门从事翻译和介绍国外学术动态的队伍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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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拿吴先生那个时代和我们现在来比较，吴先生对功能学派的介绍，非常易于我们国内的人理解和接受，现在有些学者介绍西方的东西我们看不懂，这是一个很大的反差。我觉得吴先生这方面的贡献很值得我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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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是的，我们应该学习吴先生的学术敏锐性。此外，我们还要注意加强自己国学的功底，也就是说，要加强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度了解和汉语的修炼。这方面我们仍然要向吴先生这辈人学习，他们不仅外文很好，国学功底也很深厚。吴先生任教期间就讲授过中国思想史，潘光旦先生的国学功底则更为突出，费孝通先生等人的国学基础也都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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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这些大师们的国学功底是非常深厚的，同时他们接收了西方的学术思想。从这个方面可以说他们都是中西合璧的大手笔，这点很值得我们后来人学习。您今天讲到这个国学的问题，正好是我想和您探讨的。我想和您讨论一下国学与人类学的关系。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问题呢？因为现在有很多的高校，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都在提倡国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还成立了国学研究院。《光明日报》办了“国学”专栏。那国学到底是什么？它与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关系？国学与中国文化的发展是什么关系？我很想听您谈谈。我听说您去北大讲《易经》。《易经》就是国学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好像一般人的看法就是国学是对古典文献的注释，但如果仅是纯粹的复古，那国学还会有什么发展？我很想听听您对国学与人类学关系的看法，两者是否有关系？如有，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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