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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4025 问：你进的是什么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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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4027 答：进的是民族文化系，当时叫作民族语言文学系，这也和我喜欢文学有关系。我组建了乐队之后，马上我们乐队的人就开了一个酒吧。那几年在大学的生活其实还是蛮丰富的，我们还组织了一个诗社，叫高原诗社，1998年有一期的《大学生》杂志还专门介绍了我们诗社。我也出去旅游，自己背着背包，新疆、西藏也都去看了一下。所以那几年我觉得人生很丰富，做了很多事情。而且虽然我读的是贵州民族学院，但是我一点都不后悔。因为我觉得我读的这个民族文化系，当时叫作民族语言文学系，我认为如果说当时贵州民院属于所谓的三流的大学的话，那这个系是属于一流的系。因为当时的老师构成有几批：搞中文的是一拨，搞新闻的又是一拨，然后就是搞民族政策的一拨，还有就是搞民族学的，民族学当时叫民族文化学，称呼有点奇怪，但是和人类学有点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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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4029 问：大学时候你的本科老师是哪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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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4031 答：大学本科的时候，有两位杨老师。其中一位叫杨昌儒，是搞民族政策学的，最初的一些民族理论的课是他上的；还有一位叫杨昌国，他后来是系主任。还有一位老师已经过世了，叫潘定智。前两位杨老师都是较年轻的老师，对我有很大的影响。我最后转向人类学，事实上是由这两位老师影响的。当然在大学的时候，我还是偏重文学，对文学特别地感兴趣，我当时写的学士学位论文是比较文学方面的，是关于《十日谈》和《二拍》的比较，题目叫《市井俚语的胜利》，实际上是谈市井文化怎么表现在文学上。当时的系主任杨昌儒看了这篇文章，而且可能因为我那天答辩的效果还不错吧，就对我有了深刻的印象。然后就有这么一个契机，他想叫我留校。当时我很犹豫，因为我早就想自己出去做生意。当时酒吧因为没有时间管，已经卖了。我想可能就像刚才徐老师“表扬”我的吧，说我爱关心同学啊什么的，可能是在社会上待久了，就沾染了一些江湖习气，比较仗义地去帮人。我觉得在大学时我积累了一批很深的关系网络；而且我们这一批人，大家算是共同成长吧，他们当中有生意做得很成功的人，有其他行业做得很成功的人。那个时候我还是很动摇，有几个选择：一个是当老师；一个是到报社，因为关于新闻的东西我也写得很多，我也可以去做我们那边都市报的记者；还有就是去税务局，因为我母亲在税务局工作，她可以让我进去。后来我想我个人的性格，还是比较适合留在高校里面。而且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基本知道人类学是怎么回事了，觉得那个东西是我所喜欢的，是和我有缘分的。因为它实际上就像我以前玩摇滚音乐一样，也是要思考一些社会的和人的问题；人类学的很多知识，让我觉得很有意思，而且人类学关于异文化的一些东西确实可以开阔我的思想；另外当时我们的音乐里面，加进了很多民族的元素，可能就因为这样的一些信息吧，我就留校当了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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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4033 问：什么时候留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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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4035 答：2000年留校的。我是1996级的。毕业以后，我也是很偶然的机会能够继续在人类学这条路上走下去。那个时候我还在当学生辅导员，工作比较轻松，杨昌儒和杨昌国老师经常会谈论到一些关于文化人类学的问题。我当时就从图书馆借到一些资料和书，自己看。看了一段时间以后，我觉得自己对这个学科越来越感兴趣。很快就有一个非常巧合的事情，就是西南民大有一个高校教师进修班，而且是文化人类学的进修班，它发了一个函到我们学校。我是最需要这样一个机会的。我就跟当时的系主任杨昌儒讲，他非常支持我，就说应该去。去了以后，我的人生就改变了。因为在2000年之前，我社会活动很多，人还没有定性，也就是说充满了很多的可能。我可以成为一个音乐家，我参加的那个乐队，虽然我因为转到人类学这一行以后退出来了，但是那个乐队至今还是非常火的，在贵州都是很有名气的，而且还出了专辑——我可以做那样的事情。我也可以经营我的酒吧或者网吧，现在我的网吧也还在继续经营着，虽然我没有用心在做它。又或者我可以当记者，总之有很多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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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4037 但是就从2000年开始，从我接到那个函以后，我的人生就这样定了，要走这条路。我觉得这和我之前的那些经历都是有联系的。进了西南民大以后，我的经历也很有意思。我进去的时候，正好是这个学校院系要调整的时候。因为西南民大的民族学，开始是以民族史的研究为主的，后来变成了以民族理论与政策为主。在我去的时候，开始第三次调整，开始朝人类学方向转变。当时我的导师张建世老师正要成为民族学学科的带头人。我正好是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事实上那两年进修我学了非常多的东西，关于民族史的东西我学了，关于民族理论与政策的东西我也学了，还有关于人类学的东西我也学了。这三样东西，都摆在我的面前，而且应该说，教我这三门课的老师对我的印象都还不差。两年进修完之后，老师觉得我不错；我自己觉得拿一个进修班的文凭不好，而且我喜欢这个方向，于是我就开始考研。我考那一年，民族学正好从民族理论与政策中分出来了，成为以人类学为主的狭义的民族学，而民族理论与政策成为另外的一个点。老师叫我选，我坚决地选了人类学。回过头想，我觉得前面那两年很有意思，因为我的思路一下子打开了。在西南民大学习期间，老师开课是很开放的，很多外面的老师来上课。当时是四川省民研所的李绍明老师给我们上课，他讲了一句话让我至今很有体会。当时我一下子学了那么多，一会儿是民族政策，一会儿是民族史，一会儿又是和民族学有关的，我的脑筋会乱。我搞不清楚人类学与这些学科的界限，以及要怎么看待这些事情。这是一个问题，因为那时候我学的知识有点庞杂。当时李绍明老师说了一句话，让我一下子醒悟过来。他在谈到学科史的时候介绍说，90年代中国的民族学和人类学，看样子是要分了。怎么分呢？人类学会以“文化”为它研究的关键词，民族学会以“民族”或“民族问题”为它的关键词。我觉得他讲得有一定的道理。后来我在看这些书的时候，就知道至少他对人类学的评价是对的。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知道，人类学关注的是文化，而不像我以前在贵州认为的，民族问题和文化的研究是搅在一起的。正如我们说的“人类学在农村作研究，但不一定是在研究农村”，所以我喜欢人类学也是这样，要超越出去。实际上，这句话也让我对人类学这个学科的研究清晰了。我当时的导师张建世老师是中山大学毕业的，是梁钊韬和张寿祺先生的学生。当时有各种各样的老师上课，但是他一直坚持人类学的传统。他受过严格的人类学训练，所以对我们的要求也非常严格。应该说因为有他直接给我系统地上课，后来才有了我和王铭铭老师的缘分。当时我在贵州民院学的东西，说实话在理论上还是受进化论的影响，受摩尔根的框架影响比较深。我第一次去上他的课，我旁边有两个同学是从法律和其他专业转过来的，相比之下我还算是有基础的。但是当我发完言了之后，张老师说了一句话，让我的印象特别深刻，他说：你貌似比他们两个有基础，但是其实你的问题是最大的。他就把王铭铭老师的《文化格局与人的表述》这本书拿给我，说：你先看看人类学的理论今天已经走到哪一步了，你把这本书看完再问我问题，不然你老陷在进化论里面。我就在那个时候开始拿着王老师的书认真地读，我觉得受到了很多启发，就开始做笔记。发展到后来简直就是在抄书，就把那本书抄下来了。我觉得那个工作还是很值得的。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对理论的东西就有一条线索了，然后再和我们张老师交流的时候，思维在理论方面就打开了。当时我就暗下决心，如果有机会一定要做王老师的学生。张老师也是非常开放的人，他说：你跟我五年就够了——因为我是从2000年进来，2005年才出去——之后你应该出去。毕业时，张老师已经是博导了，但是他不要我考他的博士，他说我一定要出去，一定要放开。我觉得他对我很支持，也是他把我和王老师的缘分拉近了。我真的很感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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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4039 问：也就是说，经过两年的进修班和三年的硕士班学习，共五年的时间，你的基础打得比较扎实了，对人类学的认识也比较清晰了。我原来想请你谈谈从摇滚到人类学博士生的过程，刚才你已经谈了你硕士学习的过程，但是摇滚这一块讲得比较少，那么你能不能再升华一下，给我们谈谈从摇滚到你博士生的这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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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4041 答：我接触摇滚的时候正好是15～16岁的青春期，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喜欢上摇滚了。实际上我接触得最早的中国摇滚就是崔健的音乐。事实上，崔健的音乐是对这个社会很有关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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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4043 问：是不是从《一无所有》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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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4045 答：不是，《一无所有》算是他最有名的歌，但是当时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一块红布》。我记得王铭铭老师跟我说过，他在英国写博士学位论文的时候，文章最后的结尾，就是崔健的《一块红布》的歌词。《一块红布》是很有寓言性、象征性的一首歌。我当时喜欢摇滚，像小孩子一样，首先是喜欢它的歌词，其次喜欢崔健音乐里面的那种思想。他对这个社会的问题非常关心。还有一个原因，摇滚音乐里面有尊重个人的因素，或者说把个人展现出来的东西。这正好是15～16岁的小孩子最需要的东西，15～16岁正是他们最需要自我认同的时候。所以当我喜欢上这些音乐以后，我就开始听国外的摇滚，听了很多，也开始拿着吉他学。我学吉他还挺快的，学了半年左右，基本上弹一般的歌都没问题了。然后大约在学了8个月的时候，我就开始自己写歌。我那个时候其实是“少年不识愁滋味，为作新赋强说愁”。那样子就会吸引自己看一些哲学的书。我起初是看尼采，后来比较喜欢存在主义萨特的书，还有卡夫卡的小说。我特别喜欢卡夫卡的小说，因为他的小说很有想象力，而且对现代社会的批判很有意思。我觉得我喜欢的那类摇滚乐和人类学还是有共同之处的，它们都是对现代社会的一种反思，或者说是在知识上的一种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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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4047 问：你的这个观点我蛮赞同的。有些流行歌曲就是谈谈情说说爱，无病呻吟一下，但是你所说的那类摇滚，它反映了年轻人对时代的一种责任，对现实的一种反思。它也体现了年轻人的生存状态及态度，就是社会要对我们年轻人多关怀。但是后来的摇滚可能就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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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4049 答：中国人刚开始接触摇滚的时候，是以一种非常理想主义的心理去接触它的，而且接触的摇滚乐是很片面的。其实摇滚乐在西方也被当作一种流行音乐，它进入中国的时候，也有一个“中国化”的过程，所以它一开始的时候确实是被当作一种非常理想化的，诸如关于社会的一种批判，我们会把这些音乐就当成摇滚乐的全部。但是后来接触得多了我们才知道，摇滚乐的风格是非常多的，不只是崔健的那种，也不只是我们喜欢的像英国的U2乐队的那种，还有更多的其他的音乐也被归为摇滚乐。但是为什么在中国，年轻人一开始接触摇滚乐的时候会和自我的解放、会和对现代社会的批判结合在一起呢？这实际上也是值得反思的。那段时间大家要发出自己的声音，要让自己与别人不同，就正好找到了摇滚乐，将其作为一个符号，而且这个符号是被地方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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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4051 问：它是个符号，也是个工具。年轻人借助这个工具来发出声音，好让别人都赶快注意他，所以他也会这样“摇来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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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4053 答：对，今天我们对摇滚的态度反而是多元的了，这也就正常了，要承认摇滚乐是当代文化的一种现象，是流行音乐的一种分类。现在摇滚乐里还掺杂了商业的因素，和90年代我们所喜欢的那些理想的状态不一样了，因为现在开始娱乐化了。当时喜欢摇滚的那种精神和现在这些小孩子也在玩摇滚的精神，可能还是有差距的。像我们毕竟都快30岁了，我参加的那个乐队，当时我们几个人一起玩，到现在还在；他们今天还会演出，和那些可能比我们小十多岁的孩子一起演出。这两种音乐事实上是有区别的。那些孩子已经把音乐当成了一种释放自我的方式，他们不需要太多的思考，就是一种玩，而我们这一批近30岁的人，还是有一种理想主义的，并把它注入音乐里面。这是要大家进行思考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跟这些小孩子演出，有时候可能得到他们的尊敬，有时候可能受到他们的嘲笑：这帮人，怎么这么老了还当“愤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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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4055 但是我觉得很好，我们坚持的东西是不败的。因为玩摇滚，会遭到很多的不理解，牺牲是很大的。我经历过那些事情，包括我现在搞人类学，我觉得我还是有牺牲的，比如经济上面，不如我搞其他的事情来钱，但是我愿意为了这样一个理想、这样一个爱好去放弃很多东西。这和我当时搞摇滚乐是一样的。因为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在18岁组建一个乐队的时候，也是正要长身体的时候，那个时候却要把大量的钱拿来买乐器。一个电吉他要2000多块钱，一个音箱也要1000多块钱，要买那么多的乐器，只能勒紧肚子。我一个星期每天就吃馒头蘸油辣椒，喝豆奶，最后就搞得拉肚子，搞得很惨。现在我大学毕业也有五六年了，再接触以前和我一起毕业的大学同学，他们现在是洋车、洋房都有，而我搞人类学并不让我在经济上感到宽裕，但是我觉得我的心理调整得很好。其实我也是个很要强的人，会觉得他们当时做生意都没有我厉害，现在却比我有钱了，但是我现在心里不会有什么大的不平衡，因为我知道我是在做我自己很想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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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4057 问：你和他们分别是两个方面的“才”，你是人才的“才”，他们是钱财的“财”。他们的生活也很正常，能够过得很好，不过和你的活法不一样；像你这样能够调节平衡，同时做你能做的事，我觉得也是很不简单的，也算是另类了。刚才你说了，摇滚也是文化的一种表达，现在的摇滚和崔健的很不一样；我觉得崔健到现在还是有一种责任感、社会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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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4059 答：他的音乐我觉得还是有非常真实的一面的，他真实的一面就包含了一种对社会的责任；而现在的小孩玩的摇滚，我也觉得有真实的一面，因为他们真实地把自己的情绪和想法讲出来，但是他们不一定要承担那些责任，他们会更轻松。我觉得这是因为每代人生长的文化背景都不同，所以我们这代人和他们这代人玩的摇滚已经很不相像了。我觉得我们在面对自己的时候，远不像这些小孩子那么率真有趣，他们会一下子把自己的想法都表现出来，但是我觉得我们又比他们多一种责任，多想一些事情。我觉得两种不同的音乐都是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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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4061 我还是会继续关注摇滚乐，但是现在我更关心的是这帮人会通过摇滚音乐形成一种很像宗教仪式一样的东西，其实这也是很值得研究的。因为每年北京都有midi音乐节，我去年和今年都参加了，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些人在五六天的时间里会集中在海淀区的公园，躺在草坪上面，大家都围在一起听音乐，相互狂吹一通，这些人就会产生相互的认同，而且会觉得音乐一下子成为一种神圣的东西。你不要说现在的年轻人是孤独的，我觉得他们通过音乐会联系在了一起。各个国家的人都会来这个音乐节，这时候大家形成那样大的一个团体，让人觉得音乐的力量实际上很了不起。我为什么说它了不起？还有一个原因是我觉得他们的音乐很真实。其实今天的摇滚乐与流行音乐有很大的不同。今天我们还有这么多人把真正的摇滚乐喊作“地下音乐”，我觉得“地下”并不是说它是黑暗或者违法的音乐，而是这种音乐没有得到商业上的支持，也不能得到主体媒体的认可和宣传。但恰恰是这样，他们保持了形式上的纯洁性。像我参加的那个乐队，是1997年组建的，当时那个乐队叫“低空飞行”。名字源于我那个时候写的一首诗，诗中说“虽然我们紧贴着现实的地面，但是我们依然在理想的天空中飞翔”，乐名表达的是这样一个状态。我离开以后，因为贵州存在一个叫“贵州地下音乐联盟”的组织，乐队改名为“摩登黔音社”。我认为到现在他们还是“地下音乐”，因为他们只在很小的社团范围演出，听他们演出的人是固定的，他们现在也不把搞摇滚乐作为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确实，他们现在各有各的事业，经济比较稳定，聚在一起搞音乐只是出于爱好，或者是出于对理想的坚持，反正那种状态是很好玩的。我们这个乐队的这拨人要上台去演出，你会感觉很怪，他们有的是公务员，有的是做生意的，你感觉他们的气质和外形都不像是玩摇滚乐的。因为一般人认为，玩摇滚的人会很酷，我现在这个形象反而还保持得比较像玩摇滚乐的，而他们都是白白胖胖的，戴着金边的眼镜，还穿着正装，但是上台以后，音乐一响，那味道就出来了，然后你就觉得这样的人确实是真实的，觉得我们对摇滚音乐的狂热从身体的外部转向了内心，转变为一种内敛气质，而不像以前那样要靠一些外在的符号来修饰和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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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4063 问：刚才你也谈到了人类学与摇滚的问题，现在你能不能从人类学的眼光或者视野对摇滚进行一些其他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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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4065 答：人类学的视野是比较宽广的。有时候我也会想，为什么今天摇滚的演出形式，比如它较快的节奏、对噪音的喜好会在这样一个社会里被一些人认可。我觉得摇滚乐还是反映了一些现代社会问题的，而且它持一种反讽的态度。比如说噪音，它认为噪音是美的，事实上是在反讽这个现代社会。摇滚乐从形式到内核，都有对现代社会的一种反思。因为摇滚音乐也经历了很多的变迁。最开始的摇滚乐会和爵士音乐掺杂在一起，在美国，它就是来自底层的，开始可能和黑人相关。美国最开始的那些摇滚巨星，也是来自底层的。他们总要表达自己的声音。而英国这边的摇滚乐一开始会稍微有点书卷气，是因为这些人多是中产阶级的孩子，他们对现代社会是有自己想法的。中产阶级的孩子对这个社会批判起来，也有他们有趣的地方。很多人觉得中产阶级是求稳的，要求这个社会是安定的，因为他们是这个社会的既得利益者。但是中产阶级的孩子会觉得现代的社会制度是在压抑人。所以摇滚乐一开始在美国黑人那里爆发出来的音乐，是要抗争的；在英国，比如从披头士乐队开始，他们觉得这个社会在压抑人，他们绝对不是无病呻吟，虽然这些人过得很不错，但是他们觉得这个社会的制度，比如说教育，就是把年轻人打磨成没有棱角的、符合社会要求的一个零件而已，这样人的个性就会被取消了。摇滚乐一开始主要是通过歌词来反思的，但最后摇滚会走向一种形式上的东西，比如说通过噪音、通过单调的电子音乐的不断起伏来诉说对当代生活的批判。我们不要以为当代生活的节奏有多快就会变得多丰富，其实它是非常单一的；所以摇滚里面会加入一种单调的电子噪音，人听了心就会这样跳：“滴答、滴答、滴答……”事实上它是在讲这个社会本身就是这样的，别以为我们的生活节奏有多快、多丰富，那都是假象；最真实的生活就是像这钟摆一样单调地“滴答、滴答、滴答……”地响着。在音乐中加入噪音也是一种反思。比如城市或者工厂里面，各种各样的工业噪音令人特别反感，突然有一天其中的人觉得有创造性了，就把这些噪音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合在一起，通过噪音来表达音乐的境界。人就是这样，突然有一天从极端的痛苦里发现了一种美，事实上也是对这个社会的反讽。摇滚音乐有很多风格，比如说重金属，它追求一种力量；又如朋克音乐，更是一种非常具有革命性的音乐。它的音乐其实非常简单，绝大多数只有四个和弦，有的只有三个和弦，旋律是非常简单的，但是它打破了传统的音乐形式，实际上这是与后现代的某些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朋克音乐很有意思，非常革命和具有颠覆性，歌词也很好玩，比如最开始的“性手枪”，他们唱的歌词很有意思，有一首英国的国歌《主佑我女皇》，被他们篡改了，结果成了禁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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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4067 问：那不是有点像我们现在说的“恶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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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4069 答：对，朋克音乐就是我们说的“恶搞”，不过我认为他们是在严肃地“恶搞”。后来摇滚音乐还有变化，就是电子音乐。我们现在谈到电子音乐会想到电子舞曲，但这是有点不一样的，电子音乐有很多实验性的音乐类型。它其实也是对当代生活的电子化的反讽或再创造。我们说声音有“天籁之音”，也指自然而然地从乐器里面发出来的声音，但是电子音乐完全不是，它完全就是靠数字、靠电脑设施制造出来的。它的音色，给人的感觉很不一样，而且节奏似乎也很单一、呆板，但是，它能在这种单一的节奏之下，把人的一些微妙情绪表达出来。其实反过来，我们从音乐的发展变化也可以看到现代社会发展变化的特点。还有一种音乐，也成为一种潮流，叫作world music，他们怎么搞？他们就像人类学家一样，比如说从工业社会返回去，找到像侗族大歌这样的或者非洲某一个部落的民间音乐，把这些音乐与电子音乐掺杂在一起，这样就把我们现代社会认为来自他者的音乐和这种最具时代感的音乐结合在了一起。这种音乐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中国现在也有不少人在做这种音乐。有的world music直接把某个非洲部落的音乐拿来，按着他们所谓的“原生态”来唱，偶尔也会加一点电子乐器和效果器的铺垫。这种潮流实际上也是对现代社会的一种反感，用人类学的话来说，就是要在他者里面找到对自己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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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4071 问：我想让你再谈谈为什么摇滚要出自地下。你刚才谈了两点，就是经济上得不到支持，媒体也不予曝光，除此之外还有更重要的或者其他原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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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4073 答：其实关于摇滚这种形式，我这里讲得有点“文化决定论”，这种音乐就是来自民间，一旦离开这个土壤，它就会死掉。摇滚音乐史上已经发生了很多这样的事情。真正坚持摇滚精神的音乐人，成了大牌明星以后，最后的下场就是死亡，要么自杀，要么吸毒而死。因为摇滚音乐真正的内涵，是一种草根的东西，摇滚音乐人只能是一种草根的英雄，和那些被制造和炒作出来的偶像、那种被金钱堆出来的“娱乐英雄”是两种人，是不一样的。他们这种人是不能成为大牌明星的，一旦成为大牌明星，一方面失去了创作的土壤，另一方面也失去了生存的文化土壤，这样，他的音乐也好，他这个人也好，就只有死路一条。倒不是我们对此绝望，而是事实确实如此。我喜欢的很多摇滚明星，被很多人追捧之后，一下子成了世界明星，最后都死了，毁灭了，从灵魂到肉体的毁灭。我认为今天我们还要认真区分，有一种“伪摇滚”。那些资本家或者是发行商觉得摇滚还是有一些市场的，他们会推出一些伪的摇滚明星，这些人不是来自民间、草根的。这些人就会活得很好，但是真正喜欢摇滚音乐的人从来不会承认这些人玩的是摇滚乐。而且我刚才说的那些草根的人，一旦翻身以后成为大牌，就会活得很苦，因为没有人再关心他的音乐，人们只想看到他的丑闻。比如大家都熟悉的杰克逊，他那样苦是因为现在媒体都在“围剿”他。但事实上他的音乐也不完全是草根的音乐，因为有商业的东西在推他，且推得太厉害了。一开始，他是来自黑人家庭，而且是五个孩子里面最小的一个，他家里的经济条件很差，所以他的音乐最开始是草根音乐。突然之间，资本家发现了他，就把他推出，不断地推，直到他成为一个世界级的大明星，你看他现在有多少资产，又有多大的麻烦，所以他完全不是草根的。还有就是搞摇滚乐的人里面会有一群人反明星制。他们觉得明星或者偶像都是虚假的——那是一种商业的东西，与艺术无关，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控制的、霸权的东西，摇滚乐人必须有这样的觉悟将它铲除，所以会有这样的人用自己的生命去实践。我最喜欢的一个乐队叫Nirvana，中文叫涅槃，是一支美国的乐队，非常有名。这个乐队的主唱在1994年就自杀了，因为他从一个无名小卒变成了一个大明星以后，有那么多的人关心他的生活，却没有人真正关心他的音乐，承受不了这样的压力，他以他的自杀告诉人们，摇滚音乐人一定要和明星制对立起来。因为他的音乐一开始就是在讥讽那些假偶像那种商业化的音乐生产，结果唱着唱着他自己就变成那种人了，也融到了那种制度中。因为有商业的推动，他就会变成那样的人，所以他自己就会痛苦，最后就会选择自杀。但是这样一个人，我认为他很勇敢，也很真实，目前为止我一直认为他就是一个真正的摇滚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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