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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你硬要我说出研究计划，实在使我为难。我一听到什么学术研究呀、规范呀、计划呀，什么课题呀、评审呀，心里就发毛，坦率点说，心生厌烦。尽管如此，我愿意说说自己的一些想法，供有志于研究中国乡村社会的朋友们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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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三农”研究通常使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它的缺陷如优点一样明显，优点我就不说了，缺点就是费孝通批评者说及的那个问题，你从一个社区调查中得出的结论不一定适用于整个中国农村社会。自人民公社制度废除之后，中国区域差异在持续扩大之中，一个有效的方法是，按经济、文化、语言、风格等标准，将全国划分成若干文化生态区域，在每个区域选择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县，而后选点，按同一调查提纲进行深入调研。1992年我写完《当代浙北乡村社会文化变迁》一书时就有这一设想。那年，黄宗智来沪，我曾与他谈起这一计划，他说很好，但因缺乏经费而未能落实。去年或是前年，我到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开会，与贺雪峰的研究团队及来参加“三农”会议的与会者重提这一设想，在全国乡村选择百来个“社区”，逐步推进。我说，“三农”问题是伴随着中国现代化全过程的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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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的意思是将分散的研究整合起来，形成全国性的有计划的分区域研究，这样才能形成关于中国农村、中国城乡关系的一般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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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说的正是这个意思。其次，“三农”研究必须向历史的纵深方向延伸。当然，土地家庭承包制下的小农与合作化时期的社员不同，与新中国成立前土地私有制下的小农也有极大的差别。如果考虑到当代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及全球化的重大影响，古今的差异就更大了。当然，从“异”者角度观之，古今农村可谓天差地别，制度变革可谓翻天覆地；若从“同”者角度观之，历史发展的稳定性就体现出来了。据说，中国有三四百万个自然村落，绝大部分村落具有数百年甚至更长的历史，中国的绝大部分地区有千年以上的历史。农户与土地的关系，农户与村落、与市场的关系，广大农户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虽然制度屡变，但依然可以看出其中的历史沿革。当然当代承包制小农与土地私有制小农有很大差异，但高分散、小规模经营的特征，古今差别很小，一盘散沙的小农带来了一个大问题：如何合作？而缺乏合作势必带来三大问题：一是乡村内部的必要公共品如何提供；二是如何应对变化中的市场，尤其是怎样使其有利于小农的城乡交流；三是如何抵御地方官员的各种侵权行为。在当代中国，还有一个地方政府如何有效地服务于高分散的乡村的问题。用高分散、合作和公共品这三个现代概念来看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那场新乡村建设，梁漱溟、晏阳初们的全部努力，不正是要解决这些问题吗？我们再往前追溯，至少到了宋代，农村的高分散局面就已经形成了。我们在“土改”时用来划分农村阶级的几个概念，如雇农、佃农、贫下中农、中农、富农、地主等，在宋代都能找到相对应的阶层。经历唐、五代的发展后，世家大族已退出历史舞台，中国农村社会向扁平化方向发展，土地在各家族中的流转加快了，各农户间在财产、地位上的重点流动及空间流动加快了。“富不过三代”、“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等谚语开始流行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唐、宋之间的城市建制发生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重大变化。我们现在从《清明上河图》中看到的破墙开店、商业繁华的景象，在唐及唐以前的城市中是看不到的。土地流转及家族贫富分化的加剧促使宋儒们思考乡村社会重建的问题。王安石创立保甲法，究其实是为了让农民组织起来共同防御人口的社会流动而引发的犯罪问题。范仲淹创设族田、义田是相对于同族内各农户的私田而言的，目的是用族田的地租，即共同收入来解决贫困族人的教育、医疗、求助等公共品的供给问题。张载首创宗族制，后来新的宗族制演变为三项基本制度：一是祠堂，二是族谱，三是族田。族田可以被视为同族集体的经济建设；祠堂制即指向社会组织建设；而族谱、祭祠活动，其实是宗族的文化建设，促成了分散各户对同宗的文化认同，使之具有相互救济、扶助的共同意识。在宋以前，一般平民百姓是不被允许建独立的祠堂的，建祠堂、修族谱都是官僚士大夫的事，即所谓“礼不下庶人”。到了宋代，面对高分散、高分化的乡村，社会只能允许“礼下庶人”。关于这一问题，我还有许多话可说，但今天已扯得太远了。我的意思只有一个，要理解当代的“三农”问题必须把它放到更长的历史时段中去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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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关于“三农”研究，你还有哪些建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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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除了上面所说的区域布点、历史延伸外，我的最后一个建议是要开展国际比较。如今各学科的国际化比较很盛行，但都是与美国比较，然而我国的“三农”研究无法与美国比。如今美国人口是3亿，耕地有28亿亩之多，农业人口已降至2%，农业产值占GDP的1%，每个农场面积数千顷，高度机械化，还有政府大量的农业补贴，我国和美国怎么比？硬要比，也只具有相反的意义。我说的国际比较，首先要与我们的“邻居”印度比。无论从历史、人口规模、耕地，还是从新中国成立后的“三步走”政策等来说，我国和印度的可比性都较强。很可惜，我们对印度的“三农”情况很不熟悉，评著之少，令人感叹。而我们对欧洲的历史已达到如数家珍的地步了。当然，我们对欧洲各大国工业化早期的城乡主义、土地制度、农村人口往城市的迁移，以及农民工、城市贫民窟的形成史等也缺乏研究；这段历史对欧洲学者来说早已过时，他们关注的是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问题。我曾想组织人员翻译一套丛书，全部取材于欧洲各大国工业化前期的城乡问题，这对于我们理解当代中国或许有一点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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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的上述建议是否就是你未来的研究计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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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徐教授，我在此声明，这只是对那些有志于研究中国“三农”问题和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朋友的一点建议，决不是我的研究计划。即使有些宏图，也非我能完成的。我年近六十，已老眼昏花，即使心有余，也力不足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有一大特点，即喜欢将“中国”作为思考的对象，这或许是儒家“家国、天下”情怀的历史遗存，又或许是近代中国贫穷积弱，落后挨打而激发出来的追赶情怀。将“中国”作为思考对象，一切思维的头脑都会遭遇到三大难以逾越的挑战：一是中国历史甚长，悠悠浩瀚；二是中国甚大，区域差异使人不敢下一般判断；三是近代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变化太快。我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将这一令人眩目的变化称为“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当然，中国自近代以来，各代知识分子都认为国家已处于“剧变”之中。这些年来，我内心反复浮起庄子的警告：“吾生也有涯，而知无涯，以有涯逐无涯，殆矣。”幸而，中国新生代学人，尤其是通过各专业学习出来的博士生们，已抛弃了我们这代人的“宏远预见”的想法，不可逾越的专业化迫使他们在各自狭窄的专业内寻找突破。这样，作为思考对象的整体性、历史性的“中国”将被专业化而割裂成各自的研究对象，其结果，各部分、各细节的清晰化将有可能导致整体与历史成为人们难以理解的模糊怪影。这是令人忧虑又无奈的事。至于我本人，既无力思考“中国”，又不顾“专业化”，在我的身体尚能支持大脑的往后岁月里，大部分时间凭着古人的典籍治着古今之适来回涉步，与先贤对话，共商当下。至于较长时间的田野研究，我可能要终止了。我能做的只是利用参加各种会议的机会到各地农村走走、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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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好吧！已经11点了，明天你还要上山考察，今晚就谈到这里，非常感谢你在武义接受我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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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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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由黄兰红根据访谈录音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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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徐杰舜（1943～ ），男，浙江余姚人，人类学高级论坛秘书长、教授。广西南宁，邮编：53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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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曹锦清（1949～ ），男，浙江蓝兴兰溪人，现为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院教授。上海，邮编：200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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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寻真：人类学学者访谈录（2005～2015） 阅尽山林求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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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陆萍[1]答/尹绍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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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对尹绍亭先生学术道路、国际合作历程、生态人类学和物质文化等方面学术成就的系统描述，指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只有改革创新，才能健康发展，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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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态人类学；云南；中国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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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首先，请您谈谈您是怎样对人类学产生兴趣并走上人类学研究之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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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谈这个问题恐怕还得先从我的出身说起。我的家乡位于靠近缅甸的“蛮夷之地”，那里杂居着傣、景颇、阿昌、德昂、汉等民族，文化形形色色，风俗迥然各异。我的家乡叫孟连村，数十座土墙瓦房聚集在田园中一条清澈的小沟周围，居民一半是汉人，一半是傣族人。汉人奉祖先规制，傣族行夷方传统，各行其是，和睦相处，可谓典型的“民族团结村”。我作为从这样的地方走出来的人，自有所谓“族群”的情结和对文化差异的朦胧的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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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在当地被视作“大户人家”，除属于“黑五类”之一的地主之外，还有人在政府做官。我伯父尹明德1917年留学日本，1929年至1947年在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从事中缅界务的研究和外交工作。其间，他曾数次受命率队深入受英军控制的中缅边境勘察边界，历尽艰辛，九死一生，获取了大量第一手资料，绘制了详细的地图，编写了《滇缅界务交涉史》、《滇缅界务北段调查报告》、《云南北界勘察记》（8卷）、《滇缅南界勘察记》（6卷）、《天南片羽》等调查报告，对中缅界务和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1942年，日军侵犯滇西，伯父又受命于危难，代表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奔赴边区，宣慰各民族土司及爱国人士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此行历时三个月，他于戎马倥偬之余写下《宣慰日记》（亦称《抗战日记》）二册。伯父留下的上述著作，主要价值在于外交和国防方面，然而也可供人类学研究参考。美国缅甸研究会主席资深人类学教授F.K.莱曼（F.K.Lehman）对伯父十分景仰和推崇，多次向我言及西方人类学者对伯父著作的重视。我国早期人类学家也都熟悉伯父著作，凡写及民国时期滇西的民族，必参考引用。记得我少年时代在家乡读小学，放学回家无事便常常取出伯父的书来翻阅，对其记录的山川地理、人种风情充满好奇，颇为向往。后来几位热心的前辈劝我学习人类学，理由一是应以伯父为楷模，二是云南确为人类学研究的宝地。“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我有机会读研究生了，于是报考了民族学专业，实现了自少年时代便萌发的夙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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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在您的学术生涯中对您产生过影响的学者都有哪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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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由于家庭出身的问题，又逢“文化大革命”，青少年时代我求学颇不顺利。“文革”期间我从学校分到工厂当工人，后考入云南机械研究设计院从事科技情报研究工作。1979年，云南农业科学院院长程侃声先生欲翻译日本学者渡部忠世所著《稻米之路》一书，找我协助。此书无论在理论还是在研究方法方面，都极富挑战性，是稻米起源研究领域的一本里程碑式的名著。作者在东南亚和南亚从事田野调查数十年，发现和积累了大量资料和数据，通过考古学、农学、民族学、生态学等领域的深入研究，提出了亚洲栽培稻起源于阿萨姆和云南这一完全不同于传统观点的崭新学说。参与此书的翻译，一方面让我大开眼界，学到了不少知识；另一方面承蒙程侃声先生赏识，我竟得以受教于其门下。程先生兼通文理，识达古今，学品高尚，是引领我进入学术之门和给予我跨学科研究视野的恩师。程先生鼓励我做人类学，引荐我认识了江应樑、汪宁生等人类学家前辈。汪宁生先生治古代史、民族学和考古学，是国内民族考古学的先驱者。江先生为人耿直，广博严谨，学问独树一帜。我数年间常往府上求教，受益良多。为了打好基础，以后能够很好地从事人类学研究，我于1983年考入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任实习研究员，继而攻读杜玉亭、王树伍先生的硕士研究生。那时的学习环境令人怀念。研究生部主任袁任远先生为培养学生不遗余力，费尽心血。其所聘授课教师皆为一流学者。我们从经济学家朱应庚先生、民族史学家木芹先生、现代史学家谢本书先生、考古学家张增祺先生、民族理论专家熊锡元先生及诸多国内外民族学、人类学家身上学到的知识和治学态度，终生受用。现在许多老师已步入晚年，但仍然耕耘不止。如张增祺先生，十余年前由城市移居乡里，在抚仙湖畔筑庐而居，闭门谢客，著书立说。我的导师杜玉亭先生有多个研究领域，基诺族研究是其安身立命之本。杜先生现已70余岁高龄，但每年仍坚持到基诺山调查数月，半个世纪不间断地研究一个民族。杜先生对学生要求近乎苛刻，然而极力鼓励学术创新。当时我提出希望从生态人类学的角度研究刀耕火种，一些学者因不知其学术意义而不以为然，更多的学者则认为其过于“敏感”应予以回避，而杜先生毫不犹豫地给予了肯定和支持。为了做好这个课题，他让我求教于时任中国科学院热带植物研究所所长的裴盛基研究员。裴先生为国际知名学者，是中国民族植物学研究的开创者。从做学生到现在，我与裴先生及其诸多同事、学生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很多生态学、植物学的知识以及民族植物学、民族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最近十年，与我合作最为密切、给我支持和影响最多的学者当推王国祥研究员。王先生从事民族文化研究始于1958年，50年来在傣族、布朗族和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取得了诸多开创性的、令国内外学者瞩目的骄人成就。1997年他参与由我主持的“云南民族文化生态村建设”项目，作为项目负责人之一，他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均卓有建树。他虽然年近七十，并患有高血压病，然而仍坚持长期驻村调查研究，其对事业的执着、热忱深深感动着项目组全体成员，是大家心目中的楷模和典范。最近王先生又出版了大著《傣族文化求是录》，他在赠我的书上题词“情谊半世纪，山高水又长”，充分体现了他的谦虚和对后学的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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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事人类学研究之后，先后在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云南民族博物馆和云南大学工作。也许是巧合或是命中注定，我到以上几个机构时其皆为筹建机构，所以我从事的都是草创性的工作。1987年云南社科院成立社会学研究所，我是负责人。1989年，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石有才、杨丽天调我到该委参与筹建云南民族博物馆。在马立三、王正芳主任的领导下，我先后担任筹备组副组长和副馆长，一干就是十年。1999年，时任云南大学副校长的林超民教授真诚邀我到云大人类学系主持工作。该系前身为人类学与社会工作系，为林超民和王筑生两位教授于1996年恢复兴办，1999年人类学与社会工作分家，我即于此时调入云大担任人类学系主任。此后数年间，云大民族学先后获得民族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民族学博士后流动站和民族学国家级重点学科，可谓兴盛一时。这自然是学校领导和相关部门重视和大力推动的结果，人类学系全体教师在教学和科研上做出了出色的业绩也是不争的事实。2002年，经林超民教授多方斡旋，伍马瑶女士捐资建成了“云南大学伍马瑶人类学博物馆”主体建筑，时任云南大学党委书记的高发元教授动员我出任馆长，领导建设博物馆，这又是一项须从文物征集开始的、白手起家的、富于挑战的事业。不难看出，如果说我在不同的岗位上做了几件有意义的开创性的事业的话，那么还得感谢上述各位领导的信任，感谢他们为我创造的良好机遇和条件，同时得感谢同事们的支持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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