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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我说一下云南民族文化生态村建设。在我所从事的科研课题中，民族文化生态村建设可以说是最具创造性、最具挑战性的应用项目。当代的中国农村，发展是主旋律，是“硬道理”，然而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传统文化以惊人的速度消失，生态环境的恶化亦日益严重。经过较长时间的思考，并参考国内外的经验，我于1997年提出建设“民族文化生态村”的构想，并于次年获福特基金会资助而付诸实施。民族文化生态村建设以保护和弘扬优秀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和重建良好的生态环境、谋求乡村的和谐和可持续发展为宗旨。从人类学的立场出发，并总结中国50多年来的经验教训，我们认为乡村的建设与发展，只有充分尊重乡村人民的意愿，发扬其当家做主、自力更生的精神，依靠他们的知识和力量，使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结合，才是正确的途径。因此，我们主张民族文化生态村的建设应由村民主导进行。启发年轻村民的文化自觉性，促进村民正确从事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提高村民进行建设和管理的能力，建立有效的运作机制，仅靠村民自身的作为是不够的，还需要政府的支持和学者的指导，这也是学者参与的价值之所在。从1998年开始，我们在云南选择了5个村寨作为民族文化生态村的建设试点，通过8年的努力，有3个试点村的发展较为理想，基本上达到了建设目标，开始发挥良好的示范作用。其他3个试点村由于种种原因尚不完善、不理想。某些失败和挫折，既难免也并非无益，它们能从不同的侧面提供诸多经验和教训。由于这是一项开创性的事业，近年来国内外学者颇为关注，纷纷到试点村进行考察和研究。值得一提的是，1998年，国家文物局的苏东海等人在贵州尝试建设生态博物馆。发端于欧洲的生态博物馆，在理念上其实与我们所倡导的民族文化生态村是相同或近似的。然而有趣的是，苏东海等人在贵州实践的理论和方法与我们不同，最大和最为关键的差异在于他们选择的是政府主导的策略，而且把依靠政府在村里建设资料中心作为主要的建设目标。我们从事的是大致相同的事业，然而采取了不同的探索方式，由此产生了云南和贵州两种模式，我认为这是十分有益的。它有利于相互交流、相互促进，从而更好地推动此项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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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我说说博物馆建设。我于1989年至1999年在云南民族博物馆工作，作为该馆创建人之一，参与了申请立项、筹备组建、文物征集、陈列布展的全过程。2003年，云南大学筹建人类学博物馆和影视人类学实验室，这两项白手起家的事业又落到我的肩上。于是，我辞去人类学系主任职务，带领一批学者全身心地投入了这两项事业。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我们于2006年5月初步将其建成并开馆。作为大学的博物馆，它虽然规模较小，然而由于将博物馆与影视室相结合，数字化程度高，影视资料丰富，形成了特色；更有意义的是，我们将校馆与6个民族文化生态村相整合，形成了一个城乡、动静相结合的“1+6”的人类学博物馆模式，这在中国博物馆界可谓绝无仅有（广西壮族自治区目前正在筹建自治区民族博物馆，而且设计了区馆统领10个乡村生态博物馆的“1+10”模式，值得庆贺！）。作为高校的专业人类学博物馆，我们还力求对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和学科的建设有所贡献，为此创建了三个数据库：一是中国人类学家数据库，目前已采访、拍摄了以宋蜀华等老一辈学者为首的约60部影视片；二是影视人类学数据库，迄今已收集了近千部中外人类学影视片；三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现已调查、拍摄了民间艺人及其技艺专题片约60部。这些工作虽然尚处于起步阶段，却实现了几代人类学家的夙愿，做了他们想做而没能做的事情，其意义自是不可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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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我说说物质文化研究。我从事博物馆工作多年，自然对物质文化情有独钟。我先是关注农业、采集、狩猎、渔捞，这与研究刀耕火种有关，后来扩展到制陶、造纸、榨糖、榨油、纺织、建筑等方面，历时十余年，收集了不少实物资料。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我所主编的《云南物质文化》丛书之中。该丛书计5种，《农耕卷》（上、下册）由我撰写，其余四卷（《采集狩猎卷》、《生活技术卷》、《纺织卷》、《服饰工艺卷》）由我提供部分资料，让他人撰写。关于物质文化的研究，针对有的学者只习惯于利用历史文献从事研究，有的学者虽有田野但调查粗糙、肤浅，分析论述都秉承进化论的状况，我们希望有所变革，来一次新的尝试。于是我们埋头进行了若干年的调查，力求获取全面、系统的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展开对各类器物的功能、结构、分布、分类、传播、源流、变迁及文化意义的研究，以期给后世留下一份丰富、宏阔的物质文化图卷。令人高兴的是，我们的思考、创意和成果获得了学界的认同，丛书出版之后先后获得了第六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和第十一届中国图书奖，拙著《农耕卷》（上、下册）还被日本享有盛名的学术出版社东京第一书房以《云南农耕文化源流》之名在日本翻译、出版。由于工作繁忙，最近几年我们未能在物质文化研究领域继续投入时间和精力，而关于如何以国际学术的视野去审视研究对象、如何透过“物质”去探究“非物质文化”的内涵和意义等课题，只有留待以后或由他人继续去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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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我说说生态环境史的研究。生态环境史研究人类与生态环境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演变过程。这门年轻的学科产生于美国，短短20余年间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它属于历史学的范畴，然而人类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又非历史学的“专利”，而是许多学科关注的对象。人类学自从产生之日起，便没有离开过人类与生态环境关系的研究。当然，人类学生态环境史的研究，不同于历史学主要依据文献资料分析的方法，而是必须从事田野调查。通过田野调查，从生态环境的角度去认识人类文化的变迁，或从文化的角度去解读生态环境的变化，这是人类学生态环境史研究的途径。我从事此项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与日本京都大学和大阪外国语大学的合作，与前者的合作成果是出版了《民族生态——从金沙江到红河》一书，与后者的合作结果是出版了《雨林啊胶林——西双版纳橡胶种植与文化和环境相互关系的生态史研究》论文集。2002年，云南大学与日本地球环境研究所合作，开展了更大规模的名为“亚洲季风区生态史研究”项目。该项目的总负责人为秋道智弥教授，我为中方负责人。迄今为止，中方学者30余人分别在云南与越南、老挝、泰国、缅甸接壤地带选择不同民族社区并对其进行了较长时间的田野调查，写出了一批反映50年来各民族社区文化、生态变迁的研究报告，第一辑《人类学生态环境史研究》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生态环境史研究是生态人类学研究的一个新的方向，它期待着更多的学者去开拓、耕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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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我谈谈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建设博物馆和民族文化生态村，属于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的工作范畴。在云南民族博物馆和云南大学博物馆工作期间，我经手征集的民族文物有数百件；2000年我们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云南联合举办国际苗族服饰传统工艺培训班，培训了来自东南亚诸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相关学员；在日本丰田基金会的支持下，我们先后在云南德宏和临沧地区与当地傣族学者一道搜集了数千部傣族古籍文献，并做了整理、分类、编目以及微缩胶卷拍摄等工作，出版了《中国德宏傣文古籍编目》和《中国耿马傣文古籍编目》两本巨著。此外，作为云南省文化厅专家委员会成员，我一直参与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培训、评审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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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16届世界大会2009年将在昆明召开，您也参加了筹备工作。借此机会，我们想请您谈谈中国人类学学科地位的问题、本土化的问题和今后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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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世界大会被誉为学术界的“奥林匹克大会”，2009年在中国召开，说明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已受到国际学界的高度关注和重视。筹办和召开这次大会，无疑将极大地促进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发展。说到学科发展，我认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学科地位问题是我们目前面临的大问题。近年来，虽然一些高校纷纷新建了此专业的系和所，然而建立不久，由于招生和就业的状况不佳，校方大多失去了原先十分支持的热情；正因为如此，若干年前厦门大学曾经撤销过人类学系，2006年云南大学又步其后尘。出现这样的情况，足见该学科地位之脆弱，处境依然不容乐观。那么如何才能改变这种状况呢？我认为至少以下四个问题是应该受到重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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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有必要考虑成立一个学科建设的促进机构，要把学科规划和建设作为一件大事来抓，要立项进行研究，要有组织、有计划并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全方位地进行学科的宣传等工作。人类学、民族学在当代中国的重大价值，在于对提高大众的政治文化素质和构建和谐社会是绝对不可缺少的。只有让为政者和社会大众真正认识到这一点，学科的地位才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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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根据上述学科的性质，应将此学科主要定位于基础学科范畴之内，要努力争取将其作为必修的文化素质教育课程列入高校甚至中学的教学大纲之中。只有这样，它才有坚实的基础，才可能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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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教学必须进行改革和创新。如果我们的教学仍然因循守旧，仍然以古人和洋人为主导，远离中国的现实、远离社会主流，那么其边缘化、受冷落的状况就不可能改变，学生的来源和就业都将成为问题。所以，改革教学方式，编写本土化的、内容新颖、特点鲜明的教材，培养现实社会需要的创新型的人类学理论和实用人才，应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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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在研究方面，要大力倡导、鼓励原创性和应用性研究。关于这一点，前辈学者费孝通等先生已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目前一些中青年学者也有良好的表现，例如研究少小民族为国家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依据，研究艾滋病患病群体以促进人类健康和社会和谐，进行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以造福子孙后代，等等。这样的研究和行动，关乎国家发展的命运，具有重大的学术和现实意义，应是中国人类学、民族学今后研究的重要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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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谈四点，我以为是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发展必须考虑的大问题。虽然操作和行动起来有相当大的困难，但是我们不能不去努力。只有改革创新，学科才能健康发展，才谈得上本土化，才会赢得国际学术界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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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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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陆萍（1959～ ），女，壮族，《今日民族》主编，云南省政协常委。云南昆明，邮编：65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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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尹绍亭（1947～ ），云南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云南大学生态环境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云南昆明，邮编：65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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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寻真：人类学学者访谈录（2005～2015） 多元学术与多元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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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章梅芳[1]答/刘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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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学史、科学编史学研究本身有着重要的意义，也与科学文化研究有着密切的关联。来自科学史、科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多元的科学观，可以给许多不同领域的研究带来新的见解，也可以在其间建立密切的联系。以这样的方式从事研究，既会遇到误解，也另有一种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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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科学史；科学编史学；多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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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刘老师，您好！我自2001年就开始读您的著作，受益匪浅。那时我还在中国科技大学读研究生，研究的课题涉及20世纪70年代的科学批判，您的《克丽奥眼中的科学》让我能超越繁杂的资料，从编史学的高度思考一些问题，对我的论文帮助很大。更重要的是，我自此萌发了对科学史理论研究的兴趣，并最终师从您学习科学编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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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也很高兴能有你这个学生，在我的学生中，你是非常出色的。但我十年前在写《克丽奥眼中的科学》这本书时，可没想到会有收你为学生这个可能。据我所知，有一些学校在科学史或科学哲学的教学中，现在还将这本书作为教材。2007年，有出版社要出版这本书的修订版，这也算是一种学术承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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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刘老师，您对推进国内科学编史学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至今诸如“辉格解释”之类的编史术语已为国内学界所接受。但听说，您最初是从事物理学史的研究，这方面的工作可能大家知道的还不是很多，您能否谈谈您这方面的研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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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还是不要用像“重要贡献”这样的词吧，这会惹来一些麻烦的，也不够谦虚，而适度的谦虚，也应该算是中国学术的一种特色吧。当然，在国内做科学编史学，我是比较早介入的，《克丽奥眼中的科学》也算是国内第一本科学编史学专著。我大学本科是在北大物理系学物理，毕业论文做的是一种具体的超材料的实验研究，后来那篇研究论文还被美国物理学会编的Chinese Physics杂志要去，翻译成了英文发表。念研究生后，在科学史的学科范围内，我选择了超导史作为学位论文的研究方向。那时，国内确实几乎没有人专门从科学史的角度来对超导的发展做研究，而国际上也刚刚有人进行研究，只可惜当时我们的研究条件（包括资料、经费、出国的可能等）都远不能和人家相比，当时要是像现在这样，工作也许还会做得更理想一些。不过，在我后来的研究中，似乎总有一种“运气”，就是我选的题目经常是当时研究者少，后来却会热起来。超导史研究也是一样，就在我研究生毕业后不久，国际、国内因高温超导体的发现而出现了超导热。于是，我原来的工作一下子就被人重视了，很快就出了3本书，一本是在学位论文基础上有所扩展的《超导物理学发展简史》，一本是超导史的普及读物，还有一本是超导物理学家的列传。有人还以为是在超导热起来之后我才开始研究超导史的呢！要知道，在20多年前，与现在很不一样，一个刚毕业不久的研究生要出书可是很不容易的。这也似乎是一种提示：论文选题，不一定都要往当下最热的问题上去凑热闹，不要只看一时的热闹，还要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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